王志纲 | 最后的江流_风闻

编者按

本文为1998年王志纲工作室首次出版文集中《行成于思》一书的序言，它系统阐述了王志纲老师个人在创立工作室前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轨迹。当时邀请时任南风窗总编的秦朔先生担任本套文集的主编，本文为秦朔先生与王志纲老师的对话。

一九九四年九月，王志纲老师正式下海前一月，完成了广东方面委托的大型七集电视片“南方的河”，“最后的江流”一词，既是对该片的总结，也是对昨天记者王和一个时代留下的“挽歌”。

2003年王志纲与吴晓波、秦朔于深圳东方玫瑰园讨论书稿

**编者：**秦朔（《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以下简称编）：有幸担任这部文集的编辑很高兴。

您这部本书定名为"行成于思"很有意思，与前一本介绍您的书《谋事在人》一样颇有些哲理。用这样一个书名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行成于思"出自唐•韩愈的《进学解》，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要想做成事，必须善于思考。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做什么都比较成功，我认为恐怕与我爱想问题的毛病有关。

我当记者那十来年正碰上改革开放年代，社会巨变所引发的诸多新问题，迫使我去思考，而且是超强度的思考，从而强化了我的思维能力，为我日后从事头脑产业奠定了基础。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我的思想轨迹，希望对读者有所稗益。

**编：**通读了这部书稿，我觉得各种文体的文章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主要的热点问题，透过这些文章，不仅从中看到了"王志纲眼里的中国”，更看到王志纲式的观察思维方式。因此，我想就有关这些文章的台前幕后，及您本人的思想历程提一些问题，我想这也许是读者想了解的。

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状况。在大家的印象中，您是一个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记者，曾驰骋南北、纵论天下。但自从前年有关写你的策划生涯的书《谋事在人》风行中国后，在许多人心目中，您现在可能是只问家事，不问国事，只顾策划赚钱而很少写文章了。那么，为什么您在策划业已经一帆风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要推掉很多业务，花不少时间和精力出这样一本书呢？

**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谋事在人》这本书出来以后影响很大，除了正版发行的几十万，加上盗版书恐怕有上百万，而每一位买下书的读者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别人。其中很多读者不止看一遍，我遇到的一些读者甚至能整段地背诵，并随时带在身上翻阅。更有些读者把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朋友。同时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不满足于一本粗线条的书，非常想了解我这十多年的思想轨迹，具体说就是想读到我过去写的书，可惜已出的五本书现在手里都没有了，很难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应读者之邀，出版一个集子。

《谋事在人》这本书之所以那样畅销，首先得感谢谭启泰先生。没有他那传神的文字和洞烛入微的剖析，是很难有一本描写普通人经历的书能得到读者如此欢迎的。遗憾的是启泰先生不幸英年早逝，而我前些年不少文章最早是经他编辑发表的。现在出版这部书，也是我对启泰先生无尽哀思的一种寄托吧！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实践，但作为知识分子我更看重的是把一种精神财富献给社会，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理。那么文章和书作为最直接的精神产物，不可独享、独藏，而应变成大众共享的东西，才能对社会有所作用，同时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释放。所以，作为我生命的主旋律，我想应该保证每年都有一本书，现在既然社会需求甚殷，不妨趁此时，从我当记者十来年和这两年搞策划的200万文字中，精选出自己不觉脸红的30万字，奉献给读者。

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从另外的角度，去评验、去分析、去探讨、去研究一个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心灵轨迹和一个所谓的策划家，经历的从偶然到必然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同时，从另一种视野了解我们中国人，是如何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个时空隧道走过来的。

至于有关我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一门心思下海捞钱的说法，可能解释起来会越描越黑。有时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从骨子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当记者的最好材料。当初从事新闻有一个简单的追求，就是像西方的一些名记者那样，当专栏作家，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想来影响并推动历史。但走了一段后发现好像走不通了，于是命运开了一个大玩笑，40岁的时候我正式离开了新闻界，走上了一条所谓策划之路。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殊途同归，走上策划这条路，相对于记者舞文弄墨，似乎是一条新路，其实都是靠思想攀登，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亦是说，在人生道路上，原来我是从南坡往上攀，现在改成攀北坡，原来走陆路，现在改为走水路。作为一种文化的追求，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目标根本没变。

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强调一种自尊、自立、自强。但事实上，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完全没有自主性。

而今这个时代，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和尝试的机会。前面一条路走不通，总不能停下来自暴自弃。有没有第二条路呢？我认为是有的，能不能通过我自身的实践，为知识分子走出一条路来。在命运的推拥下，我走上了策划之路，新闻界把我这种选择称为第三条路，即不走红道，也不走黄道，一条不亚于权力、金钱的第三条路。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对很多知识分子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

我把知识分子“下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下浅海”，80年代初当计划经济开始松动的时候，在计划经济边缘出现了一些裂痕，开始有水进来。比如说市场经济，这时候下海的多是一些本来就是体制外的人，大多是无业人员、农民甚至劳改释放犯，也混杂了一些被排斥在主流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生存所迫，也成为个体户，练摊做小生意，倒买卖，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讲吃苦，他们比不上进城农民，讲打架，他们干不过劳改释放犯，搞得狼狈不堪。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时候商品的大潮已经涨到肚脐眼儿了。这时候一些好冲动的知识分子跳入海中，由于水还是不够深，一个猛子扎下去头碰到海底，碰了几个包，啃了一嘴泥，鱼没捞到，只捞到了一些小虾，有些人呛了几口水就开始往岸上爬。

一直到邓小平南巡，商品经济的大潮终于形成了一种撼天之势。党的十四大已经决定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不仅体制外的市场之海要漫延，要越过一切，就连体制内也由陆地变成海。所以必须转向，必须主动对接，由陆上行车改为水中行船。这是一个大的客观环境和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应该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不觉进入了商海，但严格地说我当时的目的是不明确的。

在1992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虔诚的无冕之王，当时我只知道埋头写稿，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下海。但这次因为种种原因我也一个猛子扎到海里，并不是为了成为亿万富翁，当时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松绑的机制。下到海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个独立：独立制片人、独立策划人、独立撰稿人。本想“爬格子”是我的老本行，走出体制后可以更自由地写文章，但是光舞文弄墨、咬文嚼字养活不了家小，家里有一对双胞胎，要吃饭。

怎么办？就必须要当策划人，通过策划挣点钱来维持生存。除此之外，还有剩余的潜力和兴趣，那就再搞搞电视。没想到两三年走下来之后，被命运所推拥，不知不觉地做了专业策划人，而且坐在策划公司老板这个位子上。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上，处于巨大转变的中国，呼唤这个产业的诞生，但传统体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我们的社科院、研究所和经济学家的理论，企业接受不了，这种情况就好像是，“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时代呼唤这种利器，但是它在哪里？于是，命运对我开了一个玩笑：床底下抓出个黎元洪。武昌起义突然宣布革命成功了，回头一看全是当兵的出身，没有一个能撑起台面，总得请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突然发现床底下有个人在发抖，正是督统黎元洪，他原以为是革命的对象，吓得钻进床底，像鸵鸟似的，没想到大家跑来说：革命成功了，请你来做大总统，他一下子成了领头羊。我和他一样，从企业的谋士，成了策划业的领头羊。我扮演这个角色是由于很多因素造成的。

第一是天时。整个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呼唤策划这种产业，但是没有这种产业怎么办？只能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寻找具有这种亮点、有号召力、有说服力的人，命运之神发现了这个王志纲。除此之外，还有地利、人和。广东由于转型比较快，对市场经济最有发言权。长期生活在广东这块中国市场经济的热土上，作为一个前线冲杀的记者不可避免地要扮演和客串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和开发了这种特异功能。加上自己不甘寂寞的性格及比较丰富的阅历和活跃的、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客串了许多成功的案例，通过这些策划更确立了自己的自信。

我深信通过策划不仅能养活家小，还能闯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可我没料到，当我一走出来，就被往前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既然你挂出牌子来，市场就向你集中，忙不过来就逼得你把个人行为变为团体行为、企业行为，从个人追求变为群体的追求，从而产生一种使命感，创建一种策划产业。

可能有人认为我是捞钱去了，我觉得"捞钱"是没有什么罪恶可言的，但对于我来说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是公司才能获取经济效益、才能维持工作室运转，保证事业向前进。但又不能完全是公司，纯粹的公司就要唯利是图，什么赚钱干什么，如果这样我就不用搞策划了，也许做生意搞房地产更赚钱。公司必须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但这又违背了我的使命感，同时我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个人的兴趣爱好。

所以我讲，我这一辈子是发不了大财，但又不缺钱花。一心发财我就走偏了，不缺钱花，是因为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当时有些人认为我离开新华社这块牌子就会完蛋了，没想到居然两年时间就迅速站立起来，树起了自己的品牌；于是有些人回过头来问我是否出来时就做好了准备，我说恰恰错了。宏观上、大趋势上我充满自信，但微观上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我只是想，作为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会被淹死，都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没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救了；知识分子没救了，中国也就没救了；中国都没救了，我王志纲被淹死还有什么关系。基于这种反推理，我才义无反顾，而不是缩头缩尾，在社会上的推拥下，经过我自身的努力，走到今天这种状态。

总之，今日出书，是出于一种交待，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交待，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交待。因为作为一个骨子里仍是文化人的人，出书，永远是一件非常崇高而又神圣的事！

**编：**从您的文章中看出您对市场经济的问题提得比较早，旗帜比较鲜明。较早地总结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发展市场经济。您对这一问题很敏感，反复作这个文章。写出的一些东西越往后看越对头。您怎么会有这种预见呢？

**王：**在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曾这样写道：“历史，常常是在悲剧和喜剧交替出现中前进的。中国这个最早发明了货殖（即经商）的国度，竟因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而长期陷于贫困落后。经过一位走过长征路，又谙于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老人指点，市场经济才大张旗鼓地搞了起来。”

其实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方针时，在这位老人的心中也许已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迟早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整个80年代，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人，已率先体验到了隆隆滚来的商涛市潮，以及那令人手足无措的、撼天动地的啸声和冲击力，同时，享受到了提早赶海的收获和喜悦。出于一个记者的敏感，我开始捕捉记录人们当时的活动和心态。同时，也得益于我的经济理论和知识，当我把纷繁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时，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市场经济的无穷威力。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我的报道和文章一直以这个观点为主线，并在当时推出一本对话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这不仅是预见，更要有一种勇气。

如同我前边已说过的，我这个人，做人行文不喜奉迎。有道是无私才能无畏，无畏则用不着奉迎。不奉迎者若又能有一套较为科学的观察问题的方法，那他离真理的距离就会近得多。要说我有什么经验之谈，我想诀窍就是这个，说白了，老话一句：做事先做人。

**编：**在您探索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广东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你很常用的一个参照系，当谈论外部世界时广东往往成为您参照的一个坐标。您不断地走出广东又走入广东，在这里留下了你新闻生命中最多笔墨。现在你的事业已遍及全国，您已走出广东，回首昨天，广东对您有何意义？广东在中国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是什么？

**王：**如果我是一艘船，广东就是我经常停泊的一个码头。正因为如此，我这艘船可以轻易地离它而去，又可以很容易地靠泊它。因为它是一个码头，所以我对广东没有归属感，只有登陆感、靠岸感。我同广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有时候是很难谈清楚的，但是我感激命运的安排。

由于主观上我总想搏击风口浪尖，有所作为，那么，就像筛米一样，在社会的筛选中，我这种米必然会靠向一边，走到风口浪尖上来。这个风口浪尖80年代就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生活中常有人问我，如果你不到广东命运会不会改写？我说命运可能不同，但成就绝不会低于广东。在内蒙我也可能照样干出一番事业来。当时我曾排列一系列的任务，其中为写一本书我已跑了三个月，做了大量的准备，书名都想好了，就是《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写中华民族生成史的。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只要是颗种子扔在哪里都会发芽。在内蒙我可能长成一棵松树，而在广东我可能成为一棵红棉。总的来说在广东的这十几年令我今生无悔。

第一，我可以立足广东写中国。虽然我坐在广东，但每年都全中国跑。通过了解中国回过头来看广东，站在广东回过头再看中国，由此获得一种宏观的、超常的观察问题的视野。由于当时广东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我的这种判断方式和辨别方式有了一种客观的参照系，这是我的作品每年能搅起一两次全国性的风潮的重要原因。

第二，新华社提供的特殊背景，使我的理论根底发挥了作用，使我获得了一套指挥我打仗的方法和理论。比如，我们在采写《中国走势采访录》时，当时使用的三者采访法：分别采访记者、学者、领导者，和东西南北大抽样的调研方法，因为这种全国性的题材写一本书都写不完，而我们仅以一万字就写出来了，这得益于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空间上，东、西、南、北大抽样，因为此时的中国已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仅记录哪一家都是不够的。用这种方法，别人认为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问题，我们却能容易地找到切入点，在短时间内调查得比较全面和深入。

1992年6月新华总社小分队,在广西采访之后撰写中国走势采访录

第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广东一直是新思潮的登陆点和发源地，所以，我到广东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刚从北方到广东时，作为年轻人青春做赋、激扬文字，对新生活非常敏感和向往，我比一般人更看好广东，更赞美广东的这种新生命和新生活，能宽容地对待外界带给广东的一些污泥浊水。这体现了一种不保守的年轻人对未来的一种看法。但这时我对广东的概括，仍是把广东这种鲜活的东西放在旧框子里来概括的，没有逃离旧框子的痕迹。

但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后，当我融入广东、理解广东之后，我就站得更高了一层，对有些方面，我同流而不合污，我同广东交上了朋友，打成了一片。但我并没有因此屁股坐在广东，还是坐在中国，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我把广东放在全国的角度去看待，因此才能挥洒自如，臧否从容。当觉得广东有问题时该说得说，该讲得讲，写广东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写成的。

而这些作为区域性的文章，能在全国引起震动和冲击，说明把握住了整个中国的神经点和脉搏。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在于它同社会的发展同频合拍。我的写作过程是从对一种单纯的新鲜事物的看好，到冷静的、条分缕析的思考，最后把它升华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大趋势、大方向上来看广东。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对广东的看法，就能超脱而不粘糊、理智而不单相思、同流而不合污。

广东是我这条小船停泊的一个码头，我可以离开它而去，我与它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与它有一种渔歌互答的关系，毕竟我在这里躲过台风，避过风雨，我也曾参与这个码头的建设。

**编：**看了书有种体会，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当代新闻史上少了王志纲这个名字，会少很多份量。您到广东不久就出手不凡，奠定了自己的位置。份量从何而来呢？这是否涉及到做什么样的记者，怎样当记者的问题？

**王：**记者有三种。一种是快枪手，这是要提倡的。每个新闻单位，每支队伍都需要一些快枪手，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长枪手和炮手。因为新闻队伍是组合军团，要有短枪、长枪，甚至重炮。我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大炮威风的时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短枪、长枪不能解决战役的根本胜利，不能在复杂纷呈的世界中给人们以根本性的回答。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为我这个炮手提供了机会，使我痛快淋漓地放了八年重炮。客观地说，短枪吃香时，你没有上场，一上场正好轮到需要大炮火力，所以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你身上了。

**编：**这恐怕还与您主观上用什么眼光看问题有关吧？

**王：**是啊，传统的记者优点是听话，按党的需要说话，作党的耳目喉舌，不会出错。但缺点是他不能多角度的思考，当惯了工具，就疏于独立思考，行文不敢放开。这类习惯性惰性影响了不少记者才能的发挥。

一个记者才能能否充分发挥还同性格禀性有关，是患得患失，还是算大账。新华社当时考核主要是以篇数多少发奖金。有的记者每天下班前总要翻阅各种报纸再编几条小稿，一条五块钱，可给孩子买瓶奶粉，经历都花费在算小账上。一般人不愿做我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从篇数上说，我上万字的一篇稿在数量上也等于一，在时间上花两个月，在效果上，由于谈宏观问题，不会有哪家企业买账，而费的劲是前者的上千倍，要呕心沥血、绞尽脑汁。

按传统的患得患失的观点，我绝对是个傻冒。但换一种算法呢？比如说民工潮，我第一个把它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关于妓女问题的解剖，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广东和浦东的比较，诸侯经济的矛盾等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这种做法要花很大的功夫，用传统的算账方式是亏的，但作为一个记者的追求是赚了。

**编：**您的作品往往体现出，把深度的社会调查和宏观的理性把握相结合的特点。在探索这种新的写作方法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什么挫折？

**王：**有，受到主流媒体不认同的挫折。越是权威的越是保守的，越是主流的越是迟钝的。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种新的探索常常很难在权威或主流的阵地上率先获得生存。常常萌生在不起眼的、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从这一点来说要感谢广东这块土壤，感谢广东的一些传媒，如当时的《南风窗》和《现代人报》，给我提供了探索的条件。

2011年，王志纲与吴晓波、秦朔于上海讨论书稿

1987年我在蛇口蹲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蛇口启示录《放眼向洋看世界》，为党的十三大献礼。辛辛苦苦写完送到总社，由总社社长亲自把关修改，人民日报的一些领导看后曾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稿子，打算隆重推出并配评论。当时我已累得大病一场，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放心回家养病去了。可左等右盼，一个月过去了也不见登出，反而得到个消息说人民日报不用了，原因是等着用自己的稿子，尽管内容相同但远远不如这篇稿。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人民日报》的一位副总编当时说过一句话：“新华社的稿子越好越不能用”，新华社社长亲自干预也没有用。后来只能在《暸望》上发，同时为抢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之前，早一天在羊城晚报上转载，总算得了半胜。当然最后的结果，《蛇口通讯报》全文转载了我的一篇，认为比《人民日报》那篇好得多。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使我深刻反思，如果人的生命整天都耗费在追逐这一超级名店的柜台，企图通过摆上这一柜台而被承认，成为名牌，这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系在不可知的因素上。你必须善于迎合，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违背了我的生活原则，从这以后我决心再不做这种事，我的文章你愿意就登，不登拉倒。我想：如果你自信，能自创名牌，比如可口可乐，放在个体户的摊档上，和放在北京燕莎商场的货架上一样毫不逊色。如果你是伪劣品，你倒只有爬上名店的柜台，才能确立你的身份，我就当前者而不当后者。

这观点一定，此后我彻底转向。但凡好的东西，先给广东发，使这些文章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由此抢救了十多万字不感到脸红的原始之作。当时，如果我不及时转向，还是整天揣着稿子跑北京，文章要么被肢解，要么被强奸，要么被改得面目全非，根本不是我自己的了。

这是我的一个重大转变，但这一转变利弊兼得。利：我终于找到了一条自我放逐之路，甩开膀子往前走，逃离射程，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弊：在新华社造成了"王志纲现象"，说王志纲不写通稿，不是好同志，不会写小稿，只会写大稿。以至在我评高级职称时引起很大争论。

回头看，我感到非常欣慰，一个人活在世上要为历史活、为人类活、为自己活，如果一个人为总编活、为编辑活、为某个报纸活，这个人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回头一看留下一堆残砖乱瓦，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编：**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能获得不断成功，这与您十几年探索中国命运的气势密不可分。在这种过程中，您不断超越过去，角色不断转移，是否每一次转换都对你认识中国，把握中国走势及了解社会有帮助？是否随着角色的调整会有若干失落？

**王：**中国有句古语：有所为就有所不为。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只能是生活中的侏儒。要想获得某种超常的发挥，就必须扬弃许多东西。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瞎子的耳朵最灵，因为眼睛看不见，他必须拼命地竖着耳朵听，久而久之，耳朵的功能达到了超常的发挥。会计的心算能力最差，2加3也要用算盘打一遍，小贩相反是速算的专家。生活中也一样，当你的某种功能充分发挥时，其他功能就可能退化，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只能活一次，有的人一辈子可能活若干次，我是渴望活若干次的人，经常想到何不换个活法。如果一辈子干一种工作，对于有潜力的人来说，我觉得是很遗憾的、很可惜的事情。

我的命运是螺旋形上升。别人说当记者一年上路，三年掌握十八般武艺，我说为什么不能一个月上路，三个月掌握十八般武艺。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要想做到的事老是先说出来，惹得别人说我狂妄，即使做到了，还是被加上狂妄的帽子，但是我不想改，因为我认为只有说出来，没有退路了，才可能背水一战，达到目标。

从三个月掌握十八般武艺，到一年写深度报道，到三年时已经不满足了，开始尝试对话体新闻，这种文体从开始时不被承认，到成为一种新闻武器库中的常用利器，这个过程我是领头羊。

当这些冷兵器都舞完时，有两条路，一条是当山大王，吃老本，摆老资格，另一条是寻找新的突破点。由此我开始涉足电视界。当你坐而论道时，可能有人说你"坐着说话不腰疼，你来练练看"，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尝”。于是我一拍就是五六部片子，占领了电视这个阵地之后，再换一种活法，转入策划业这也是很正常的。

1994年，王志纲受广州市委托拍摄《南方的河》

总之，我没有重复自我，阻挡后人，不断转换的结果是得大于失。我过去的角色主要是思，但搞策划，迫使我不仅要勤于思，还要敏于行，逼着我学习很多新知识。当然对宏观的把握可能有所减弱，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微观案例照样能提供大量的宏观信息。

举个例子，就好像原来我在中央气象台做天气预报，但不知道这些预报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得不到官方的宏观预报，但我却身为昆仑山口气象站的站长，各种寒流、暖流是怎么过来的，我有非常清楚的把握和认识。又由于我是中央气象台下来的，我有宏观的气象理论和理解力，也许通过这种交叉和碰撞使得我所获得的信息更有价值。

我曾说50岁后我可能去当教授，或者重操旧业爬格子，有人认为那是不可能了。你现在已与文化越离越远，可能写不出东西了，我说这话也对，也不对，也许我自己爬格子不可能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指挥别人爬格子。为什么总是要以一种个人劳动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格一格地从30岁爬到80岁，也许若干年后智能电脑的出现，也许我们哇哇地对着电脑说一遍，一部专著就出来了。现在有人已预言：伴随着电子化浪潮，以后将再也没有报纸和图书了，爬格子只是一种手段，重要的是永不枯竭的大脑。

至于是你自己爬格子，还是别人代你爬格子，还是电脑为你爬格子，都是很简单的事。所以我要保持的是永不自满、永不枯竭的大脑。为此，衡量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化人，人生转换中是得大还是失大，我认为最有效的价值尺度只能是：他是否又一次超越了自我，是则为得，否则为失。

**编：**有人说似乎王志纲搞哪一个行当都能成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否被复制，并造福于大家？

王：前年8月份我去贵州，人家请我讲演，我当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性格即命运”；第二句是：“思路定成败”，这两句话最简略地回答了你刚才对我的提问。

我觉得我所干的一切，都与我不甘寂寞的性格有关。勇于迎接挑战，不惜代价，包括离开体制。

但光有这股劲也不行。生活中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为什么总是碰得头破血流呢？所以补充第二句话，“思路定成败”。光敢于挑战命运，挑战自我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人生观，但这不是生来就有的，要学习。除了通过书本的学习，还要以能者为师，通过比较，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最后提炼出一套较为科学的方法论和一套分析问题的方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扬长避短。

生活当中比我聪明的人很多。据专家分析，只要不是先天智愚，人和人在智力上的差异是非常有限的。更有人提出：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IQ（智商），而在于EQ（情商），也可理解为适应社会的能力。EQ越高的人，就是自己的能力、创造力能得到最大发挥的人，其实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一个分工协作理论。市场经济就是体现一种分工协作，而自然经济则是自给自足，小而全。各种人中，有的人可能长于思维，有的人可能长于行动。在善思者中，可能有的人长于抽象思维，有的人却长于形象思维，各种人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怎样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与各有长处的人们组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团体效应，这可能算是一种人生的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