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不试试用数字量化生活？_风闻

编者按

计算和量化一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与科学、市场和管理密切相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量化的速度、目的和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扩展，量化方面的学术也相应地增加。作者提供了一个关于量化的广泛分布的文献评估，涉及四个领域，本次推送主要介绍“个人生活”方面。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13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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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软件开发员Mark Koester发表了《数字的一年:我2017年的数据》一文(a Year In Numbers: My Data from 2017)。在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中，他透露自己完成了33个项目中的2137项任务，即每小时查看电子邮件约9次，跑步2941公里，每天看54分钟的电视或电影，阅读62本书（共计21687页）。九月是他读书的高峰期。这些只是他测量的18个变量中的一部分。马克认为量化自我是自我跟踪运动的一部分，人们收集和分析关于自己的数据是为了娱乐或自我提升。量化自我运动由加里·沃尔夫和凯文·凯利于2007年发起的；现在有数百万人使用某种形式的跟踪设备来测量从血液生物标志物到日常工作效率。这样进行的计算，大脑皮层可以改变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

计算和量化一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与科学、市场和管理密切相关。在过去的30年里，量化的速度、目的和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扩展。行政、管理，甚至日常的活动都越来越多地围绕着性能度量、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计算、评级和排名来构建。专有算法会定期跟踪我们的购买行为、网络活跃度和政治立场，从而决定我们购买什么、去哪里、读什么。

量化方面的研究也相应增加，它分散在许多领域，研究的主题包括社会学和相关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法律研究、公共行政、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统计)的数字治理、绩效衡量以及估值和量化之间的关系。对量化的兴趣如此浓厚，套用法国社会学家Luc Boltanski的话，伴随而来的是对量化的信心危机，本世纪头十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有关金融化、经济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辩论加剧了这种危机。这种信任危机还反映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选择和关系是由专有算法构成的。

量化研究本身是否构成一个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推送主要介绍“量化个人生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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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个人生活

社交媒体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未被模仿和利用的痕迹。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量化自己，在生成和审查自己的数据时，将自己变成实验和自助项目。

自我跟踪包括记录和测量“人们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收集关于自己的信息，然后回顾并考虑将这些信息应用于他们的生活行为”。日记和浴室磅秤的历史证明，自我跟踪并不新鲜。然而，计算机量化和数字化使自我跟踪具有了新的品质和可能性。数字化和自动化促进了对身体和日常生活的实时更详细、更快速的测量和监控。这为数据流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智能手表、腕带和手机等数字跟踪设备的开发人员可以访问这些数据，而且随着数据转移到社交媒体网站、自我跟踪平台或计算云的存档中。因此，隐私的概念受到挑战和转变，并为监视和商业利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Pasquale（2015）描述了黑盒社会的概念，强调数字化的自我跟踪，而他人对自我的追踪，则牵涉到可见性的新政治。数字化的自我跟踪创造了新的可视性，而生活的数据基础设施，即对数据进行分析，变得越来越不可见。这些数据为分类、定位、分析、节约、和商业开发；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他们帮助生成了什么数据，他们的数据存储在哪里，或者这些数据是如何被第三方使用的。

Neff 和 Nafus（2016）强调了这些数据在生物医学化中的嵌入性，生物医学化是对事物存在方式的医学或生物学解释的延伸。生物医学是数字化自我跟踪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思维习惯，使医学成为解释事物为何如此的最容易获得的解释”。它使身体的近距离测量成为可能和可取的。正如Rose（2007）所说，它将身体实践与“生命本身”的度量和治理联系在一起。当然，福柯已经证明，在数字化自我追踪出现之前，生物计量学和生物政治学就已经在生命的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正如比尔所写的那样，在数字化的自我跟踪方面，人们对数字的热情已经与新型数据基础设施的可能性融合在了一起，这些数据基础设施使人体测量的范围和深度得以扩大和加强。

游戏化是数字化自我跟踪的另一个关键方面。通过在跟踪设备中引入类似游戏的功能，并使用有趣的数据可视化，使用数字意味着成为日常消费的一个有趣部分，并促进有关个人生活的国家和市场信息的积累。与游戏类似，数字化的自我跟踪为用户提供精确的实时反馈，记录他们的进展，并决定如何在与他人或与自己的竞争中提升自己。这样做，这些工具不仅仅是吸引用户继续参与。Gerlitz和Lury在他们对Klout(一种影响力的衡量方法)的研究中表明，量化的自我技术是如何积极地改造他们所追踪的行为的。

用户参与自我跟踪的动机各不相同。许多人开始自我跟踪，以管理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或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还有一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虚荣心才这么做的。有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的人可能会被他们的医生强迫、推动或强迫进行自我跟踪。公司使用数字化、可穿戴设备来跟踪员工的身体活动、工作时间、主观幸福感和压力，以管理他们的表现。

Rettberg（2014）展示了卡车司机如何使用自我跟踪数据来挑战对他们执行某些程序所需时间的估计。与此同时，它也会让人觉得他们正在失去控制；它可以导致痴迷和不足感。

Moore & Robinson（2016）研究了在工作场所引入量化自我跟踪是如何伴随着竞争加剧、不稳定和焦虑情绪的。虽然自我跟踪的做法可能显得高度个人主义，但它们受到权力、安全和不安全以及生活管理等更广泛问题的制约。学者们利用福柯来强调自我追踪的这些政治和生物政治维度，并展示了企业家自我服务、自我优化、节约和竞争力等新自由主义理想是如何与之深深交织在一起的。

有关数字化自我量化的文献对我们更广泛地思考数据与测量、分类与聚合以及人的构成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日常生活的数据化为量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加速并强化了数字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与Desrosieres（1998）在二十年前所述相反，分类并不先于测量，而是成为测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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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量化的情景、范围和形式对于理解其效果至关重要。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量化越来越多地扩展到所有领域，包括人们的个人生活。

量化学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跟上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数据设计、建模、人工智能和新金融工具的生产方面。科学研究学者们已经表明，了解新技术的产生是多么重要，以及这些新技术是如何吸引那些利用它们达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目的的选民的。除了专业化，似乎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