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让他们来告诉我是谁_风闻

前段时间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撩动了不少渴望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当代人的心弦。Joyce Tan 在哪吒身上看到了他与美国作家、黑人民权运动者詹姆斯·鲍德温的相通之处，为百姓所斥责的哪吒的处境，就如为白人压迫的美国黑人。

要摆脱生来就伴随自身的为主流所建构的各类符号并非易事，每个人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他人的目光而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抗争，哪吒与鲍德温都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不断地书写自我的命运。

《下一次将是烈火》

[美]詹姆斯·鲍德温 著

吴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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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与鲍德温：我不会让他们来告诉我是谁

Joyce Tan

“我不会允许这个国家的白人来告诉我自己是谁，并且用他们的那种方式来约束我、收拾我。当然与此同时，我已经被吐了口水，被他们定义、描述和限制，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了。”

这句话来自詹姆斯·鲍德温的《十字架之下》，最早发表于 1963 年的《纽约客》，当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我是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次将鲍德温跟哪吒联系起来的。这封来自他“脑海中某个区域的信”，讲了鲍德温的成长、信仰（及其崩塌）、美国的种族矛盾和美国黑人在其艰难处境中的承受与反抗。

基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然不旨在针砭别国的时弊，但它极力烘托的主题——自定义、不认命，让我看到某种与美国种族现实进行对照的可比性。如果我们将陈塘关百姓解读为代表社会主流的多数族裔，而天庭代表了维护主流规范的建制，那么哪吒和敖丙同为异类，一体两面，都可视为少数族裔的代表。如果我们将哪吒作为美国黑人的象征，那么敖丙则代表某种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在美国种族政治中，黑白二元始终对立——正如百姓与哪吒的对立，非黑人的少数族裔也是被边缘化、被挤压的对象——正如敖丙再风度翩翩，他所属的龙族总归是异族，在身份曝露后同样被排斥，被压制。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形象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敖丙形象鲍德温从小出入教堂，耳濡目染，一度是虔诚的基督徒和狂热的布道者。但当他意识到“《圣经》是由白人写成的”，他也就意识到，“人们对未来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他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倒影，而且他们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扭曲它”。黑人的肤色是一种原罪。他——鲍德温——首先是一个黑人，是含的后代。含在圣经里是一个被诅咒的人，因此鲍德温“注定要成为一个奴隶”。他的命运一开始就被永远“封印”了，这和他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人毫无关系。

同样地，哪吒孕育于魔丸，自降生起便被人“描述、定义和限制”。出生后三年天雷降临之际，就是魔丸被摧毁之时。这是哪吒被下咒的命运。有了混世魔王的污名，人们毫不关心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确信他将为祸人间。哪吒想要打破世人对他先入为主的想象，却又始终囿于此。他有一颗想做英雄的心，盼着跟小妹妹踢毽子，渴望跟敖丙交朋友，但人们不了解他、更不会尝试去了解他。

鲍德温说的——“他们把黑人当做符号和牺牲品，而不把他们当人”，在陈塘关百姓们对哪吒的态度上也适用。对他们来说，哪吒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集冥顽邪恶为一身的符号，他就应该被关在家里，永远不出来危害百姓。当所有人把他当做魔的时候，哪吒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错，只会招来恐惧、谴责、躲避或群起而伐。哪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顽劣，这更加固了人们的成见。正是在对哪吒作为“非我族类”的构建中，陈塘关百姓们实现着同仇敌忾的意淫。

当成长过程中所有人和符号都试图告诉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人的时候，接受和内化那些讯息是很自然的。拒绝外界加之于他的描绘和定义，需要极强的自我意识和清醒的自觉。鲍德温一直追求突破人们基于肤色和种族对黑人下的定义。而一出生就“被吐了口水”的哪吒，当他说出“是魔是仙我说了算”的时候，也就是在说，我不接受世人对我的定义，我不允许他们左右我成为怎样的人。

▲詹姆斯·鲍德温

暴力的双重标准

鲍德温深知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系统性地恐吓、规训、施暴于黑人的。他“暗自下定决定，绝不接受在贫民窟的命运，与其让白人朝我吐口水，让我接受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我宁可去死，宁可下地狱”。

这种不服命运的决心，让我想到影片《黑豹》中反派人物艾瑞克·克尔芒戈（Erik Killmonger）的坚定——宁可去死，也不接受被压迫的命运。《黑豹》中特查拉(T’Challa)国王和他的堂弟艾瑞克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愿景。特查拉从沿袭“瓦坎达第一”的孤立主义，逐渐过渡向一种和平的全球主义，希望将瓦坎达纳入现有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框架内，输出技术和教育援助，同时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艾瑞克成长于奥克兰，还是男孩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叔叔杀死，艾瑞克成为孤儿。贫穷、帮派暴力和战争，滋养着他复仇和反抗种族不公的斗志。

▲艾瑞克（左）与特查拉（右）

艾瑞克在影片中的虚拟命运，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真实命运极其类似。马尔科姆·X 在父亲去世（有传言称其父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谋杀的）之后，混迹于街头，后因盗窃罪名入狱。狱中，X 自学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的历史，加入了“伊斯兰民族”黑人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出狱后他成了反向种族隔离和武装自我防御的主张者。X 不认同非暴力策略，认为那只会让众多黑人在种族暴力面前手无寸铁、没有自卫能力。

《黑豹》中艾瑞克成长的奥克兰，正是 1966 年黑豹党成立的地方。黑豹党是一个活跃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以促进美国黑人民权为宗旨，主张美国黑人积极武力自卫，最终实现政治自决。如果说黑豹党的激进主张受到马尔科姆·X的启发，那么在《黑豹》中，这种主张则在艾瑞克的政治理念中彰显出来。作为影片中的反英雄（anti-hero）角色，他致力于改变全世界黑人被压迫的现状，而手段是武装暴力。

马尔科姆·X 曾说，只有在黑人争取权利时，美国人才会大声斥责其暴力。鲍德温虽然并不认同反向种族隔离和黑人至上主义，但他表示，X 所言美国在暴力问题上基于种族的双标，是确凿的。“在美国，暴力和英雄主义几乎总是同义的，只有在遇到黑人问题时例外”。《黑豹》中艾瑞克被描绘成一个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一个滥杀无辜的人。通过突出他对暴力的滥用，影片实现了这一反派角色的塑造。但实际上，暴力扮演的角色远远没有这么单纯。

历史对于暴力往往有着不同的书写——是被简化为仇恨和好斗，还是被作为推动结构性压迫的手段而正当化，这往往取决于使用暴力的是谁、结果如何。《黑豹》的观众或许会因为艾瑞克滥用武装暴力不符合道德伦理而将他看作是邪恶的。固然，艾瑞克的帝国主义愿景显然仍是一种父权的、隐含压迫的愿景。但是，暴力本身作为道德谴责的理由并不充分。否则，如何看待公权力机关的暴力呢？那些被权力加持的结构性暴力，不比作为反抗的暴力更加值得谴责吗？那些剥夺了黑人的自由并随时随地从这种剥夺中获利的白人，有什么道德立场谴责黑人对这种剥夺的反抗呢？“那些被白人世界宣扬但并不实践的道德，” 鲍德温写道，“只不过又成了另一件制服黑人的工具罢了”。

《黑豹》的结尾，特查拉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瓦坎达这个高度发达而又充分保留传统文化的乌托邦，似乎与欧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无缝对接了。艾瑞克死了，他所追求的全世界非裔人群联合起来、武力干涉种族歧视现状的目标，被弱化了。在这一点上，《黑豹》是建制的、缺少革命性的。但齐泽克对《黑豹》结尾进行了一个更激进的解读，揭示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新世界的产生，需要与历史包袱彻底告别。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马尔科姆·X（Malcolm X）

非洲人被绑架贩卖到美洲之初，姓氏被剥夺，被强行替换成白人奴隶主或者奴隶贩的姓氏；几个世纪以来，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语言、传统都被策略性地剥夺。因而马尔科姆·X将自己原本的姓氏改为“X”，正寓示着一种自创的新生。“X”意指美国黑人丧失家族和族裔历史之根的同时，也指向一种机遇，一种重新自我定义和自我创造的希望。齐泽克指出，影片中艾瑞克临死的场景有几分难得的温柔：在瓦坎达的美丽夕阳前，他与堂兄特查拉并肩而坐，向着自由，不怀悔意。这也许意味着，艾瑞克背后的历史隐喻，不应该在“邪不压正”的叙事巢臼中被掩埋。那种致力于解放全世界黑人的政治理想，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

肤色之“罪”

在给侄子的一封公开信中，鲍德温写道：“你生命中的那些细节和符号，都是被故意建构出来的，好让你相信白人们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从奴隶贸易开始到今天，黑人一直扮演着低人一等的角色——他们是野蛮的、动物性的、危险的、未经教化的。鲍德温从小成长于纽约哈林区，那是非裔美国人的聚居地，也是美国黑人的文化、商业和宗教中心，饱受贫穷和犯罪之苦。鲍德温说，当黑人走出哈林的时候，他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宽敞，更富有，更美好。他会以为那些区别是真实的、天然的、正当的，他会以为他真的低人一等，真的不配拥有白人的生活，真的是被上帝放在了他该呆的地方。

鲍德温于 1987 年离世。他去世后的两年，发生了震动全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当时被定罪的五位少年，也生长于哈林区，其中四位是非裔，一位是拉丁裔。1989 年 4 月 19 日，一位慢跑途中的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园被残暴地袭击、强奸，以致生命垂危， 昏迷多日。同一个晚上，中央公园的另一端，一群青少年在公园聚集， 其中一些对行人实施了抢劫和殴打，警方陆续收到报案。部分当事青少年当时便遭到警察的逮捕。这些青少年很快便成为慢跑者强奸案的嫌疑犯。最后，五位嫌疑犯被确定下来，媒体称其为“中央公园五人帮”。

审问过程中，警方用语言和肢体暴力胁迫五位青少年编造参与犯罪的证词。五人“屈打成招”的证词之间存在大面积矛盾，无法互证，而当时也并没有其它任何人证物证能够证实这五位少年参与了强奸。最终，他们被判有罪。接下来的 6 到 14 年，五名少年在纽约州的牢狱中度过。2002 年，被判终生监禁的强奸惯犯 Matias Reyes 供认其 17 岁时曾强奸一名慢跑者，他描述的作案过程与警方掌握的中央公园慢跑案情况相符，经核实其DNA也跟当年现场搜集到的精液 DNA 吻合。此时，距案件发生已 13 年。Netflix 出品的“When They See Us”四集剧，就是对这个真实事件始末的讲述。

▲When They See Us 剧照

如果那一年的春夏之交鲍德温还在世的话，他会是怎样的心情？鲍德温曾说，当一个白人面对一个黑人，尤其当这个黑人孤立无援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当时在没有监护人和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被警察审问的五个少年正经历了这种随着孤立无援而来的至暗时刻。但鲍德温也说过，他不能悲观——因为他还活着。倘若见证了这个正义被偏见和仇恨挟持的至暗时刻，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保持对种族问题的乐观呢？对于鲍德温来说，那些将黑人构建得低白人一等的符号，是教堂，是学校，是工会，是监狱……而到了中央公园案这里，这个符号如此庞大，已经蔓延到整个美国的司法体系、媒体、社会舆论——它们之间的共谋如此蓄意和残暴，不是简单的推波助澜。合力之下，这些哈林区的青少年们被轻易地送进了监狱。

当时的许多媒体将这五位少年刻画成动物一样的捕猎者、强奸犯。而所有舆论的声音中最恶意的，来自当时还是房地产商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用 85000 美元的价格买下纽约四家主流报纸整版的广告版面，刊登题为“BRING BACK THE DEATH PENALTY. BRING BACK OUR POLICE!”（《恢复死刑！请警察回来》）的文章。文章写道：“我不是来分析、理解他们的心理的，我是来惩罚他们的……我不想理解他们的愤怒。我想要他们知道我们的愤怒。我要他们害怕”。在后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特朗普更说，“我当然恨这些人，我们都来恨这些人吧，因为有时把事情搞定就需要仇恨”。

这段视频被“When They See Us”的导演用在剧中。当时的场景是，五位少年其中一位的母亲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特朗普发表完这番言论，身旁友人安慰她说，他（指特朗普）那出名的“15 秒”很快就会结束。然而那 15 秒并没有结束，而是被无限延长，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在他当选总统的 2016 年迎来顶峰，一直到今天那 15 秒还在走着。特朗普当年所宣称的那些少年应该被判死刑的理由，正是基于他“宣扬但并不实践的道德”，被他作为武器加害于无辜的少数族裔青少年。这个要置无罪之人于死地的人，跟那个吹嘘自己可以随时对女性上下其手的人，跟那个说墨西哥人是强奸犯的人，跟那个叫非洲国家作“屎坑”的人，跟那个对极端右翼势力十分宽容、对以不下跪的方式抗议种族主义的运动员十分刻薄的人，都是同一个人。30 年前，他用金钱散布种族主义言论；30 年后，他用权力煽动着种族歧视和暴力。

鲍德温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你别害怕，我说过你原本注定要死在贫民窟里，永远不被允许超过白人对你的定义，永远不能体面地拼出自己的名字，而你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打败了这个预谋……这些相信对你的监禁将使他们安全的‘无辜者’，正在失去他们对现实的把握”。2002 年，中央公园案曾经的错判被撤销。2014 年，蒙冤数年的五人得到 4100 万美元的和解金。但是在狱中度过大部分青春的他们，得到了该有的正义吗？他们真正摆脱了偏见和污名吗？如果在鲍德温写那封信的时候——在解放黑人奴隶一百周年的时候，白人就已经开始“失去他们对现实的把握”，那这个失去把握的过程，也太漫长了。2017 年, 只占美国成年人口 12% 的黑人，占狱中犯人人数的 33%；而占美国成年人口 64% 的白人，在狱中只占 30%。从监禁率来看，黑人的监禁率几乎是白人的六倍、拉丁裔的两倍。

“When They See Us”里，电视机前的母亲用低沉却愤怒的声音说：“They want to kill my son.”（“他们想杀死我的儿子。”）。她说的“They”当然不只是特朗普，还包括对黑人青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制度和文化。那样的制度和文化不仅滋养着针对黑人的种族仇恨，也滋养着黑人对自身的怀疑、贬低、自暴自弃。母亲在少管所看望服刑的儿子 Yusuf 时，Yusuf 说“People hate us out there”（外面的人讨厌我们）。母亲回答：“They hate us.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hate ourselves.”（“他们讨厌我们。但是我们不会讨厌自己。”）这种在不公面前的自尊和自爱，也是鲍德温在公开信中敦促他侄子的：“要在最可怕的不平等中，获得一种绝对而不朽的尊严。”

在那五位重获自由的人身上，我看到了这种绝对而不朽的尊严。

哪吒和鲍德温的自我书写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为洗脱“生来为魔”的原罪，一方面要与外界的偏见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与内心的挣扎作斗争。一句 “是魔是仙我说了算，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透露出反抗命运的电影主旨。

哪吒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反抗天命的精神呢？他的一系列行动到底多少是自主自决，多少是在参考和服从世人的期望理想呢？哪吒有没有真的实现“自定义”呢？有豆瓣影评评论，哪吒最后将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模样，并未摆脱他人眼光的束缚，天劫来临时束手就擒，更没有对天命的反抗。哪吒刚开始觉得自己是异类，表现叛逆；后来以为自己是灵珠，很高兴；得知自己是魔丸，愤怒出离；李靖以命换命打动哪吒，到哪吒对抗敖丙——这个过程中哪吒的每次改变都是由外而内的应激反应，他其实一直在乎的都是别人对他的看法，都在被别人定义。

我同意哪吒的自我认同仍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影响，但我并不认为这就否定了哪吒书写自我命运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确，哪吒极其渴望被接受、被认同、被喜爱，他的确做不到完全不顾外来偏见。但是，有谁能独立于他人的眼光进行完全自由的自我书写？身份嵌于历史而非来自真空。每个人的自定义都在特定的语境和谱系当中展开，不可能脱离主流的评判标准。我们可以不认同世俗的标准和主流的坐标，但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个坐标所处的时空。每一次“我是谁”的提问，都伴随着“我不是谁”以及“我不想成为谁”的诘问。对偏见的矫正固然是一种回应性的反抗，但仍是反抗，孕育着自定义的潜能。

▲哪吒

​在种族问题上，黑人身份认同的塑造，始终都在与历史的商讨中进行，与其它身份的博弈中进行，与种族现实的应对中进行。要回答“什么是黑”，必然要回答“什么是白”，以及“黑”和“白”如何在互文中被生产出来。黑人要打破狭隘定义的枷锁，必然要面对他们如何被他人想象、这种想象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历史的问题。

不认命地去书写自我，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极力烘托的，也是鲍德温谆谆敦促的。但不论要反抗的是天命还是他人的狭隘定义，自由是在反抗中获得的。马尔科姆·X 将自己改姓为 X 的时候，冀望在一种无根性中去寻求新的、真正普世的身份认同。不同于 X 决绝的姿态，鲍德温认为“一个虚构的过去是永远无用的”。美国黑人始终是“这个国家动荡的一部分”。要改变非裔美国人的处境，“必须真正地认识它……黑人已经被这个国家所塑造，不论好坏，他们不属于别人，不属于非洲，也绝不属于伊斯兰。一个悖论，一个残酷的悖论在于，只要美国黑人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过去，他们在任何地方任何大陆都不会有未来”。

解放没有终点，自由不在别处。美国黑人被镣铐着带去那片大陆，他们全力以赴去改写自身命运的历史，“恰恰见证了人类对不可能之物的永恒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鲍德温所说，“一如任何时代，不可能之事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

▲詹姆斯·鲍德温参考资料1.【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著，吴琦译：《下一次将是烈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2.马景超：《理想化的非洲自主与流散的美国非裔现实：《黑豹》中忽视的激进历史》，界面新闻（2018年）。3.Bennett, Jessica, “How ‘Blakc Panther’ Desects Tension Between African & African Americans (Spoiler-Free Review)”, Ebony (2018). 4.Žižek, Slavoj, “Quasi Duo Fantasies: A Straussian Reading of Black Panther”,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18).  5.Dwyer. Jim and Flynn, Kevin, ”New Light on Jogger’s Rape Calls Evidence Into Question,”The New York Times (2002). 6.Foderaro, Lisa W., “Angered by Attack, Trump Urges Return of the Death Panelty”, The New York Times (1989). 7.Gramlich, John, “The Gap Between the Number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in Prison is Shrinking”,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8.残月带三星：《名过其实，瑜难掩瑕（大量剧透，慎入）》，豆瓣网（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