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魔幻洗脑：最后上头的只有我自己_风闻

1938年，莫斯科举办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审判。

当时正值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几名被告被押上了法庭。

检察官安德烈咆哮着怒骂他们都是“疯狗”，应该“拉出去枪毙”。

让人意外的是，被告们没有争相恐后地反驳，而是疯狂地点头。

一个人主动承认自己策划了谋杀斯大林的行动，痛骂自己是**“国家的渣滓”；**

一个人说自己十恶不赦，根本不配做辩护；

一个人说：我跟我的伙伴们不光是杀人犯，还是法西斯分子；

一个人说：我是党的叛徒！**请枪毙我吧！**还有我的前妻，也请毙了她！

他们请求法官给他们最严厉的刑罚。最后这些人全部被枪决，还感谢检察官对他们处以极刑。

听闻这场审判的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觉得“莫斯科公审简直就是在做戏”，而所有的供词经过调查，都是子虚乌有。

苏联人，是不是对这些犯人实行了**“精神控制”？**

10年后的1948年，一场近似的戏码在匈牙利上演。

东欧最高枢机主教（红衣主教）敏泽迪被逮捕。

5周以后，他站在被告席上摇摇晃晃，目光呆滞，梦游似地有一句答一句，他说他偷了这个国家最珍贵的圣物——圣斯提芬的皇冠，他还说，他要推翻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他的老母亲去狱里去探监的时候，他连妈都不认识了。

而他的签名也变了样，再也写不出从前的笔迹。

有人说这个人不是敏泽迪，是个冒牌货。

但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主教被人下了药——那是“用于逼供的麻醉、镇静剂”。

美国陆军情报顾问说：“他们偷走了他的灵魂。”

1

怖之花

敏泽迪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美国人终于看到：共产主义开始对我们动手了。

1952年，美国一架战机在朝鲜被击落，4个月后，美国飞行员供认，他们“一直在朝鲜部署炭疽、霍乱、鼠疫病菌等生化武器。”

“我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更离奇的是，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批美国战俘宣布“反对资本主义，拥护共产主义”，拒绝回美国，要留在共产主义中国。

一个西方士兵甚至说：中国军队是如此关心敌人们的安危，他们只朝着敌军头顶上空射击，生怕射伤了他们。

美国政府的惊惧之情被彻底引爆：这还得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还逮捕了两名俄国间谍，从他们身上搜出的塑料筒里，装着灰白色的黏稠液体。

两名间谍宣称这些液体**“能把人变成行尸走肉”，**没人能抵挡强劲的药效。而没有一个美国实验室能化验出其中的成分。

中情局认为，他们正在见证某种可怕现象的诞生。

他们决心务必要做点什么。

50年代，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连续出版图书，大肆宣传共产主义阵营的“精神控制”魔法，他说中文里有这么有一个词——**“洗脑”（hsi nao），**他给翻译成了英文——Brainwashing。

美国《新共和》杂志上的大标题赫然写着：

共产主义洗脑，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情局的评估报告也认为，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东方阵营在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巴比妥酸盐等药物，从犯人身上榨取信息的**技术“已先进得超乎我们的想象”，**研究人员勾兑“粉末、饮料、烈酒和各种注射剂”，制作招供药物，实施催眠术。

在苏联成功试爆核武器之后，美国可能随时遭到共产阵营打击的恐惧，更是深深地攫住了每个人的心。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宣布，冷战已经进入了心理攻防战的时代。

美国要为人类思想而战，为大脑而战。

中情局前副局长（Ray Cline）回忆说：

“如果中情局在50年代不想整明白苏联人的‘洗脑神药’是啥玩意儿，那局长早就该卷铺盖走人了。”

为了研究“洗脑”，中情局成立了专门的绝密机构，代号“蓝鸟”（Bluebird），后来更名为“朝鲜蓟”（Artichoke）和**“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

从那一刻开始，他们舞出了魔鬼的步伐，这一跳就是20年。

而多年以后，当这场荒诞的闹剧尴尬收场、曲终人散之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一件事：

这世上真正被“洗脑恐惧”洗过脑的，只有中情局自己。

2

恶之花

1960年，生了4个孩子、陷入深度抑郁、失眠的杰妮，在丈夫的鼓励下，走进了维多利亚皇家医院，找到了精神科的主治医师卡梅隆。

杰妮并不知道，这个著名的加拿大医生，3年间收了美国中情局75000美金，要拿他的病人做“活体实验”。

卡梅隆是当时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还是加拿大精神病学协会主席，在圈子里名声斐然，却也是出了名地急躁。

他不愿意花大把时间倾听你的烦恼，**而是用一台录音机把病人的话都录了下来，**然后把他们最难受的心里话，再一遍遍放给病人听。

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全自动精神疗法”。

很多病人听自己吐露的隐私，比如“当时我妈妈是怎么狠心抛弃我的”，听了成千上万遍，听到崩溃。

卡梅隆却从不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把录音机放到病人的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也必须听。

“我恨我妈妈。”

“我婆婆不会毒死我的，她是个好人。”

一遍又一遍，有人收听同一条信息多达50万次。

有的病人开始产生幻觉，朝着空气要糖吃，掀开被子，驱赶里面的“小狗和小鸟”。

一个19岁的优秀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吮吸大拇指、喂食用奶瓶、在地板上撒尿的人。

“在过去两年，一百多个病人都被洗了脑——用的就是加拿大技术。”

为了不让病人各自的“洗脑神曲”互相干扰，他给每个人每天戴20个小时的耳机；

为了不让病人扯掉耳机，他用美式橄榄球的**头盔锁住了病人的脑袋，**想不听都不行。

15年间，他像喂饭一样给病人们喂各种致幻剂、镇静剂——阿米妥钠、LSD、酶斯卡灵、五氯酚、氯普马嗪、裸盖菇碱……甚至用非洲的箭毒木毒液麻醉、瘫痪人体，强迫他们接受录音带的洗脑。

50年后，当记者采访杰妮的时候，她依然记得耳机里那段恐怖的梦魇：

“杰妮，你是在逃避责任！为什么？你不想照顾丈夫！不想照顾孩子！为什么呢？”

箭毒木、冬眠灵、一氧化二氮，隔着头盔上的缝隙塞到了她的嘴里。

“耳朵里的声音太吵了，我不想听，可谁又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呢？”

她像个受了惊的孩子一样，蹭到墙角里瑟瑟发抖。

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楼的咖啡厅点了杯咖啡，结果被卡梅隆撞个正着。

“杰妮！回去听耳机！”当她全力反抗时，卡梅隆像慈父一样，环抱着她的肩膀：“杰妮，难道你不想早日康复吗？”

美国中情局十分期待卡梅隆的“疗效”，希望他的“治疗”方法在冲垮病人的心理防线以后，能“树立起新的东西”。

但“可惜”的是，他除了能让人精神错乱，多数都**“没有什么正面效果”。**

他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大脑，却没法“重建”它。

他没有能力完成“洗脑”的第二步——对人新的行为能力进行“编程”，创造出操纵者想要的言谈举止，但他依然坚称自己和苏联的洗脑术“别无二致”。

中情局一直想找办法，让那些离职的前特工们忘掉各种机密。

而受到卡梅隆的启发，中情局想出来一招——**用“铅棍”猛击特工，**制造脑震荡，让他失忆，但是“大力不一定出奇迹”，下手太狠把人打死了也不行，所以后来也没有推行下去。

中情局又问卡梅隆：电击失忆行不行？他说电过火了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就这样，卡梅隆拿钱从不客气，疗效全靠哔哔。但中情局并不介怀，因为卡梅隆的所作所为，只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中的一小小小部分——第68号子计划而已。

“我们是在为战事做准备。”

类似这样的变态实验和药物研发，**总共多达150余项，参与研究的机构遍布全美和加拿大，其中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伊大学等44所知名高校，马萨诸塞州总医院、西奈山医院等12家医院，15家研究机构，还有3个惩戒所。

通过各类巧立名目的基金会，中情局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了在战后快速掌握细菌、病毒等生化技术，推进研究“精神控制”秘法，美国人甚至把屠杀犹太人的纳粹生物战研究中心主任布鲁姆，还有在中国东北做活体生化实验的日本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通通免罪，把他们招到美国中情局的麾下效力。

布鲁姆开发的神经毒气，在波兰的囚犯营地里杀死了35000人，而他很快就要向美国科学家“倾囊传授”沙林毒气的研制秘法；

石井四郎在得到美国特赦承诺以后，交出了私藏的15000张显微幻灯片，每一张幻灯片上包含着一小块人体器官组织——肾脏、肝脏、脾脏，它们在感染了炭疽、鼠疫、霍乱、肺结核、坏疽、梅毒之后呈现的病变形态——那每一张幻灯背后，都是一条中国人鲜血淋漓的生命。

而美国科学家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说这“极大地补充了”美国对生物战的研究成果。

为了让“科学无国界”，美国给纳粹科学家敞开大门，为他们特地签发了1000多张签证，史称**“回形针行动”。**

而“精神控制计划”的研究范围极广，目的也远不止“洗脑”这一项，而旨在**动用一切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比如：

怎么让一个人突然情绪激动，口不择言，在公众面前名誉扫地？

怎么让一个人喝一点点酒就“断片儿”倒下？

怎么让一个人没病的时候也能生出病来，至少在化验单上看着“有病”？

怎么让一个人短时失忆？又怎么让一个人永久性失忆，变成白痴？

怎么让一个人慢慢地精神错乱？

怎么让一个人改变人格，突然变得“黏乎人”，对另一个人依赖得不行？

……

这些全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内。

中情局投入了上千万美金，真的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吗？

现实情况一言难尽。

在药物实验中他们发现，先往人的一条胳膊里注射巴比妥酸盐（镇静剂），瞌睡以后，再往另一条胳膊里注射安非他明（解除忧郁疲劳的药），这人就会开始**胡言乱语，**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能“说秃噜嘴”，说点儿有用的真话出来。

然而问题在于，在他们把各种“吐真剂”（让你说实话）——东莨菪碱、咖啡因、苯丙胺、酒精和大麻，全试了一圈儿之后，**发现没有一个真能用到刑讯当中的，**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大麻，但如果满分10分的话，大麻的效果也就是1-2分。而巴比妥酸盐也会“受到幻觉、歪曲和谎言的干扰。”

换句话说，用不用“吐真剂”对于刑讯差别不大。

“没有吐真剂能迫使受审者说出他所知的全部情报。”

“像大众观念中‘吐真剂’这样的魔法药水根本就不存在。”

不光是“吐真剂”吃了瘪，中情局在催眠项目上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

在跟催眠师学习了催眠术之后，催眠实验负责人开始在女秘书身上做实验，成功让她**“被一口想象中的海水呛醒”。**

紧接着，他催眠了两个秘书：让张三躺下睡觉，听到暗号才能起床；而李四负责叫醒她，但不给暗号。

结果李四叫不醒张三，勃然大怒，**从桌上抄起一把手枪就朝张三开枪，**当然枪里并没有子弹。

在很多小范围的实验记录中，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让人感到崩溃的是，当他们走出实验室，想把这些手段进行“大规模应用”的时候，就总是出问题。

培养一个“催眠杀手”的想法，让中情局激动不已：如果我们能催眠一个杀手，让他去执行任务，**被敌人抓了以后却什么也交代不出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谁的指使、为什么这么做，这岂不非常完美？

没有记忆的杀手才是完美的杀手。

60年代初，他们抓到了一个敌方特工，想在他身上实施催眠大法，具体操作是“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告诉他睡吧睡吧。”

结果两个办案人员按着这个特工，把他的椅子摔了个后仰，重重砸在了地上。

催眠师本应冲出来实施催眠术，但他竟被现场“哐叽”一声巨响给震住了，没敢出来。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犯尴尬症的实验，结果非常失败。

“工作人员的巨大努力付之东流，精力热情都白白浪费了。”

70年代的文件显示，虽然50到60年代催眠研究红极一时，“却没有实际应用的记录”。

中情局在催眠手段能够应用于间谍行动前，就已经放弃了开发。

虽然“搞砸了”很多项目，但是中情局觉得自己还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比如在“坑害同胞”这件事情上，他们就非常不遗余力。

搞大规模的户外生化实验，中情局总喜欢拿同胞下手。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不能在国外做这种实验，怕苏联人知道。

于是为了测试一种细菌怎么在拥挤的大城市里发挥作用，他们选择在旧金山这座城市，**连续6天往海岸线的薄雾中喷洒红色的粘质沙雷氏菌，**扩散影响了旧金山80万居民，而当地官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几周以后，11个人因为尿路感染住进了医院，他们的尿液变成了鲜红色，其中一人在前列腺小手术后的恢复期内死亡，主刀医生一脸懵，查不出原因。

中情局却觉得这次城市实验“非常成功”。

在街头巷尾的酒馆里，中情局特工给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酒水和食物里掺了致幻剂，**试图观察普通人服用以后的行为变化。

来自哈佛、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的数百名学生协助研究致幻剂，收15美元报酬，喝下“一小瓶无色无味的液体”，多人出现负面反应，一名学生在厕所里上吊自杀。

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个大夫，给一个离婚后抑郁的网球运动员随意注射了超量14倍的麦司卡林，运动员当场暴毙身亡。

对不知情民众的致幻剂试验一直持续到1966年。

而在肯塔基州的大型戒毒所里，中情局资助的医生拿瘾君子们做上了毒品实验，凡是能帮他测试致幻剂的，医生会送给他们更多的毒品——这真是“戒”毒所吗？

与此同时，在“精神控制”领域没有“突破进展”的中情局，借着寻医问药的机会，**成了美国官方的“绝命毒师”，**凡是需要配置毒药的部门都来找他们：一片就能毒死一头牛的树叶，非洲某湖里鳄鱼胆中的毒汁，能让人暂时失明的汁液……

而刺杀外国领导人的配药任务也很自然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用来刺杀周恩来的毒药，差一点就滴到了周恩来的米饭碗里，美国高层怕此举引起东西方对峙冲突升级，紧急叫停了这项刺杀行动。

往刚果总理卢蒙巴的**牙刷上抹上致命的肉毒杆菌，**还没等卢蒙巴回来刷牙，他就已经在路上被人绑架杀害了。

还有往卡斯特罗的雪茄里下毒，往他的潜水服里下毒，往他的圆珠笔里下毒等等，都是计划过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件也没做成。

在已经公开的领导人刺杀行动中，看不到中情局施毒成功的案例。

他们甚至考虑让催眠杀手去刺杀卡斯特罗，但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卡斯特罗闭着眼都知道幕后主使是谁，催眠有毛线用？简直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自己家不成功不要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也是一种选择。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跟美国中情局关系很要好，他们向中情局学习了“洗脑”技术，**花了3个月制造了一个催眠杀手，**让他去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

结果这兄弟刚放出去5个小时，就主动向警方自首，**交出手枪说：以色列人想给俺洗脑，**让俺去杀阿拉法特。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拿着纳税人的钱，坑害老百姓不说，几乎没做出什么“成绩”来。究其原因，是当时对脑科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底层研究不扎实，中情局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试，毫无章法——催眠、毒药、致幻剂，哪个让研究人员“感到兴奋”就做哪个，而不是哪个理论基础扎实做哪个，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

他们把改造人脑想得太简单了。

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精神控制计划”的迅速坠落，竟然和一个磕了药的“自家人”有关。

3

谜之花

1953年11月，中情局的生化学家奥尔森博士被同事引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下了致幻剂。

当时他目睹了同事用沙林毒气杀人的实验，感到内心惶惶不安，正想要离开中情局。

一周以后一个寒冷的清晨，他从纽约市一个酒店的13层纵身越下，坠楼而亡。

葬礼上用的是封死的棺材，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也不得而知，整件事情都被掩埋了起来，直到十几年后才彻底引爆舆论。

1963年，美国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诺申科，**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诺申科声称克格勃里只有他一人清楚刺客奥斯瓦尔德的底细，要跟美国人谈条件。

美国人担心他是苏联人故意让他们抓到、假意投诚的间谍，于是对他进行各种刑讯，但他就是不招，中情局似乎也黔驴技穷了。

“我们采取所有已知手段（剥夺睡眠、饮食紊乱、辱骂吊打等等）让他招供，从来就没断过”，**但使用药物并未获得批准，“因为没有一种药看起来有效，**而它们可能全部都有害。”

结果单独囚禁了他1277天后，诺申科于1967年获释，而“精神控制计划”中的电击、催眠等一样都没给他上过，即便是用过药物，也几乎没见到效果。

中情局研究“吐真剂”研究了十几年，在诺申科的案子上也是一无所获。

这让“精神控制计划”颜面尽失。

1970年，白宫的一纸法令让中情局如蒙雷劈。

尼克松总统宣布，由于害怕“全球流行病”的爆发，命令所有政府机构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毒剂，“精神控制计划”只能照办。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以后，尼克松向中情局求助，但中情局拒绝编故事为尼克松开脱，尼克松一怒之下炒掉了中情局高管。

高管们在卷铺盖走人之前，大肆销毁各种档案记录，共7大箱、152份有着“实质性内容”的**机密报告被付之一炬，**而剩下的只有7箱发票、财务账目之类的东西。

如果今天的故事有个别让你看得“不尽兴”的地方，那锅都只能让这7箱被焚毁的“绝密干货”来背了。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精神控制计划”档案，都是经过删改、涂抹，还有后人的回忆和采访，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在中情局换帅之后，奥尔森（被中情局注射致幻剂后）跳楼自杀的丑闻被《纽约时报》曝光，同时中情局在美国公民身上做的一些**非法实验也遭到曝光，**引起举国哗然。

白宫迫于舆论压力，成立调查委员会，却暗中把刺杀外国领导人等**丑事都压了下来，**说“时间不允许全面调查”。

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提到了奥尔森跳楼的事情。但为了控制舆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福特总统和中情局局长向奥尔森的家人道歉，还特批了75万美元的“和解费”，让他们放弃法律诉讼。

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没有为白宫分多少忧，**反而留了一屁股翔让白宫替他们擦，**这个计划难堪的结局已不难想见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研究经费不断萎缩，核心成员纷纷离职，重要资料悉数焚毁，中情局持续了20年之久的“精神控制计划”彻底走向了末日。

因为卡梅隆替中情局在加拿大人身上做的变态实验，加拿大政府还向127名受害者每人赔偿了10万美金。

中情局的心理学专家（John Gittinger）在1977年面对参议员委员会时公开承认：

“早在1962年，我们就证明了所谓的‘洗脑’神药、‘洗脑’装置根本就不存在。”

美国情报界的结论是：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当年都没有大量使用药物或催眠。

而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大清洗中的囚犯，他们可能都只是在常规的残酷刑讯手段的组合拳下，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扭曲。

白宫和中情局编造出的“洗脑”谎言吓了自己二十年，也坑了美国人二十年。

心理学家卡宁汉说：“洗脑，只是用来吓唬人的妖怪。”

当时被冷战紧张局势攫住的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戏剧化的词语，它既要能引起恐惧，又要为普通美国人“讲出一个好故事来”，让苏联人变成世人眼中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洗脑”这一概念再合适不过了。

一个在中情局授意下诞生的词语，就这样被兜售给了美国政府、联合国、媒体和全球公众。

但如果你就此以为，这一场20年的“洗脑”闹剧，没有给美国社会留下任何“遗产”，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关塔那摩各地的秘密监狱里，继续改良、发展、完善着“精神控制计划”留下的刑讯手段，在2014年才解密的中情局《库巴客手册》里，满满地记载着如何对受审者实施电击、感官剥夺、激发恐惧、催眠、用药的刑讯手段。

宗旨只有一个：不择手段**“把受审者拋向孤立无援的绝境，**加快自我认同感的毁灭过程”，最终使之屈服。

一位中情局前任官员（Victor Marchetti）在1992年，也就是计划破产近20年后表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研究活动仍在暗处继续。

2002年，前FBI局长还在鼓励关塔那摩监狱对塔利班俘虏使用“吐真剂”，来掌握更多恐怖组织情报。

而在民间，“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的“品牌认知”已深入人心，无数的影视、歌曲中把它作为“洗脑”的代名词。

在小说《满洲候选人》里，一个美国人被共党俘虏，被催眠以后返回美国暗杀总统候选人。

在游戏**《红色警戒》中，苏联阵营的特色单位“尤里”具有心灵控制的能力，而且长得很像列宁**。

动画里有一张斯大林和“尤里”的合照，就是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P成的。

在漫威的美剧《特工卡特》（卡特是美国队长的女友）中，展示了苏联人怎么在动画片里插帧来给苏联儿童“洗脑”。

在网飞（Netflix）2017年的新剧《追缉：炸弹客》中，描绘了“精神控制计划”研究员对16岁哈佛学生实施的心理折磨。

英国缪斯乐队直接把“MK Ultra”当做他们的歌曲名。

当代人试图用今天的视角，去理解“洗脑”的迷人与荒诞。

然而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在20年“洗脑”实验中被反复摧残的生命。

当杰妮摆脱了卡梅隆的魔爪，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

她害怕自己的亲生孩子，她不懂得该怎么抱抱他们，该怎么跟孩子说话。

一场所谓的“治疗”，把她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开始害怕很多事，怕过街、怕母亲不在身边，我也不再做饭。”

“我得和母亲一起睡，让丈夫睡另一张床。母亲不在，我就会惊慌失措。”

她回家后变成了一个废人，既不能做饭、打扫，也不能送孩子上学，她能做的仅仅是呆坐终日，虚度光阴。

一天她带伞出门，有人说：没下雨打什么伞呢？她陡然惊醒，不知身在何处。

“我还记得女儿问我：妈咪，你为什么不笑呢？”

多年以后，大女儿米歇尔告诉她：“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们。”

丈夫鲍勃不能忍受这样的妻子，常常外出喝酒直到深夜。

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让他倾家荡产，工厂也惨淡关门。

“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怜了！”

而杰妮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卡梅隆的“洗脑”电击中彻底丧失了记忆。

而她最起码还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认得自己的亲人。

就在她接受治疗的几年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在演讲中高谈阔论：

“我们西方国家在大脑战方面太落后了，我们急需人类‘小白鼠’（human guinea pigs）来为我们尝试这些非凡的新技术。”

杜勒斯信誓旦旦地说，决不会在不情不愿的人身上实施残酷的实验。

然而从早期的“蓝鸟计划”开始，他已经这样秘密做了2年。

中情局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当二十年挥霍而去，留下满目疮痍，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因为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

而恐惧和野望，会让你看不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