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义前的迟疑与牺牲 —— 七七事变后国内知识分子的转变（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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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全民族的抵抗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最先觉醒，热情最高。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更为强烈。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不问专业，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卢沟桥桥头

投身抗战洪流中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全民族的抵抗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最先觉醒，热情最高。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青年学生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危机；华北事变后，他们更认识到民族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知识分子迅速反应，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互相激励，**不少青年学子离开原来所学专业而改学军事，或进军校深造，或直接参军，奔赴前线，**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抵抗的钢铁长城。其中许多人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幸存者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骨干。

七七事变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救亡运动

那些在抗战时期坚守在自己原来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也基本将精力转移到了抗战方面。以上海新闻界人士为例，他们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组织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日报》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救亡协会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机构，像巴金、阿英、范长江、茅盾、邹韬奋等是其主要骨干。著名女报人杨刚，抗战爆发后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作品轰动一时，影响颇大。

1. 拍案而起的青年知识分子

过着典型学者生活的朱自清在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起后，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无他途。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子要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前来辞行。朱自清充满激情地对他说：“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学生请他在一本小册子上题词，朱自清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2. 为了理想奔赴延安

抗战开始后，不少知识分子辗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中心。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高涨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国民政府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以及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等旗帜鲜明的立场，都在事实上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必胜的信心，促进了知识分子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这批知识分子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时，将延安看作中国的希望，因而不畏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战历史洪流。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延安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知识，被培养成抗日干部，一批又一批地被送往前线，为抗日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来到延安学习的年轻人

当时的延安究竟凝聚了多少知识分子，迄今尚无确切统计。1944 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显然，这都是一个大概数字。不过，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会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自发前来的。胡乔木、冯文彬等人负责的“安吴训练团”，是那时团结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基地，他们宣扬的“爱国、抗日、民主”思想，确实像火炬一样点燃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

3. 沦陷、转战与迁移中的救国热忱

奔赴前线和延安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年知识分子限于条件和各种困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只能或坚守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或随国民政府向大后方迁徙。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不辞辛苦，为了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在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8 年3 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仅将迁往内地的各派文艺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形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歌颂英雄，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下，广大作家、艺术家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相期许，决心“在抗战中多尽斗争的责任”，不辞辛苦，不避危险，上前线，访战地，以笔为武器，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独特贡献。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纪念合影

迁往内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做出了许多突出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还要变卖衣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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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怨言，他们怀抱报效祖国的一颗热心，在大后方默默地工作着。著名科学家黄鸣龙在奔赴昆明前夕致友人的信中说：“弟此次（由德国）归来，立志为国服务，待遇多寡本不置念，况困难时期，更不当论薪资厚薄。”黄鸣龙到达昆明后，参加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工作，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在有机化学研究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这样的例子在大后方科学家中极多，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等，都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重大贡献。文艺界大迁徙相对容易，学术机构，尤其是各个大学的内迁则相当困难。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人不顾年长，参加了横跨湘、黔、滇三省长达数千里的徒步旅行，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教育界的一大创举，亦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他们与广大学生以徒步行军的组织形式和冲破险阻的坚强意志，始终保持健壮身体、旺盛精神，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平安到达目的地。

1938 年4 月抵达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

在这次徒步旅行中，每个人都经历了生死考验，这对于西南联大学生后来成才立业，无疑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鼓励联大师生不怕艰险，不怕困难，敢于突破一切前进障碍。奔赴前线，奔赴延安，奔赴大西南，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直接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广大华侨知识分子，他们面对日寇对桑梓的蹂躏，以不同方式关注着祖国安危，纷纷建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心智、力量。

相当一部分华侨青年知识分子不惜耽搁学业，中断商务，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粤籍华侨回国参战的就有四万多人。他们受所在国侨众之重托，值此烽火连天之际，不避艰险，从万里海外投身父母之邦，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不少人为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那些身处敌对国日本的爱国华侨，旅居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舍弃事业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国参加抗战，有的甚至不惜抛家离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