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为什么开始做家务了？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京报”

观察综艺《做家务的男人》正在播出中，节目第一期便展现了嘉宾魏大勋父子的双人“沙发瘫”。魏妈妈在厨房忙活，“沙发二子”组合则在客厅惬意“出道”。在本周更新的最新节目中，魏大勋在农场体验生活时完成家务劳动全靠使唤弟弟，被朱丹吐槽——和李诞一样“用嘴干活”。

▲魏大勋和父亲瘫坐在家中。

谁来做家务，家务时间该怎么分，这几乎是每个中国家庭都绕不开的问题。《做家务的男人》节目组放出一组数据，令人不得不反思家务时间背后蕴含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四;

中国女性平均做家务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

家务琐事，将成为中国夫妻离婚的第一大原因。

我们在思考家务劳动问题之时，经常代入城市生活视角，用各种性别理论来论断孰是孰非。但在更广阔的中国，家务劳动时间问题，并非简单的两性不平等所能解释涵盖。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来自农村的务工者来到城市讨生活，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即“迁移家庭”。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中，男性一般不参与家务劳动。但是在迁移家庭中，男性不仅会承担家务，有时还会主动承担家务。

历史上的女性解放，并没有让女性卸下家务劳动的重担。城乡迁移，究竟为何改变了男性不从事家务劳动的传统?《男性妥协》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266名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得出了结论。在城市奋斗的过程中，男性通过参与家务劳动、在夫妻分工中相较于传统做出让步，塑造了新的“可敬的男子气概”话语。话语建构过程当中虽有传统色彩的遗留，但也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生命，在如何努力地寻找希望、奋力生活。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单看家务劳动时间，也许难以衡量性别是否真的达到平等。

35岁的小丁，在东莞的一家公司做司机，妻子在同一座城市中的公司做会计。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2岁。小丁住在公司分配的宿舍里，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在城里的出租屋里。

小丁每周五晚上回家，只待一个周末，不能照看孩子，妻子因此和他争吵了很多次。小丁显然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规范，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脑海中理想式家庭和现实生活的不同。妻子的收入要高于自己，她的工作对家庭经济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虽然如此，他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拒绝搬回去与妻子、孩子同住，也经常找各种理由逃避扫地、洗碗、打扫卫生间等家务。他会“帮忙“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带孩子看医生，前提是他在家。

小丁的家庭凸显了城市外来务工家庭的生存压力。早期的外来务工家庭，会把孩子留在老家给父母照看，但数据显示带着孩子外出务工的“迁移家庭“比重越来越大，远离家乡亲人支持的他们，需要重新考虑家务分配和孩子的照料问题，以应对巨大的家庭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有偿劳动成为一种经济“必需”，而男性则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

妻子的有偿劳动的重要性其实很早就已经体现出来，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男性没有参与家务劳动的义务——女性既要完成全部的家务，也要为家庭经济收入尽力。在日常话语中，家务劳动被视为“微不足道”的，虽然主流话语一直在建议男性分担家务，但男性开始愿意分担家务责任，是相当晚近时期才出现的变化。

上世纪的家务劳动口号

并没有帮助女性减轻家务重负

中国传统父权制的规范模式建立于严格的性别隔离机制之上，公共领域只对男性开放，女性则局限于家庭领域。这种性别秩序看上去是平行的，实际上是等级性的。它在现实生活中导致女性没有渠道获取经济资源、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普通的农民家庭很少能完全实行这种性别隔离，出于经济的需要，女性也要进行一部分生产活动。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女性的地位，它只表明了在农村家庭中，女性要承担比男性很多的责任。人类学家许烺光20世纪40年代在农村集镇做民族志发现：

总体上讲，女性比男性更辛勤地劳动。女人们很早起床，一整天当牛做马，晚上也早早上床休息；男人们则一般很晚起床，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或者聊天喝茶，或者抽大烟，他们也比妻子和母亲睡得更晚。

建国初期，国家鼓励女性参加劳动生产赚取工分，但这并没有减少她们的家务劳动，也没有显著改善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20世纪50年代，当国家需要女性尽可能多地参与生产性劳动的时候，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例如托儿所、打谷室、缝纫室、食堂——来减少家庭劳动的数量，但没有提倡两性家务劳动的平等。在许多地方，这种社会化的家务劳动被证明是无法长期存在的，那些公共服务和设施，或因为质量欠佳、或因为成本过高而陆续关停。从此以后，中国农村的家务劳动，基本都由女性来承担。

20世纪80年代，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中国女性都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当时提倡的女性解放，事实上为已经负担家务劳动和副业生产的女性，增加了更多的额外生产性工作。比如农村女性既要在公社和男性一起工作，也要在自己家里种菜、饲养牲畜，并负责其他家务劳动。农村女性的繁重工作让研究者认为，农村家庭的生存依赖于农村女性的自我剥削。

20世纪80年代晚期，人类学家朱爱岚在中国北方三个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村男性认为男性承担家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可笑的。在中国农村，有关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革命是被推迟的。来自英国的中国农村妇女研究者克罗尔（E.

Croll）分析道，虽然当时的主流媒体反复强调家务劳动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并建议丈夫帮助妻子从事家务劳动以维持和谐的婚姻，但这种话语并不是基于两性平等的。此外，家务劳动时间分配问题在更大的建设问题面前，被置于现代性国家力量宏大叙事中的次要位置。女性通常被矛盾的要求所左右，既要将工作置于家务劳动之上，又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母亲的角色之上，投身到维持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使命当中。

总的来说，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界定了中国的父权制。与其说家务劳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如说它是中国父权制运作和再生产的核心。长期以来的倡导和女性解放口号并没有消除或者减少这种不平等。

今天的家务劳动分配

迫于经济压力，男性开始妥协

今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让大量的务农劳动力来到城市讨生活。在城市虽然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很难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子女在城市生活，要负担额外的学费；回老家生活，也要承担两个家庭的开支。来自广东农村44岁的出租车司机老蔡说：“累不死也饿不死，但是工资远远不够。”

许多男性务工者需要打两份工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也使得他们耗费很多时间，消耗大量的体力。因此，他们妻子的工作对维持家庭稳定性来说非常重要。大多数迁移家庭中的妻子都有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工厂打工，每个月赚2000-4000元。

来自广西26岁的厨师小孟（男）说：

通货膨胀很厉害，房子很贵，工资又这么低……我们需要付房租，供小孩读书，寄钱给我爸。我们怎么能赚到足够的钱呢？社会变化太快了，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但是工资还是很低……她（妻子）回到城里工作以前，我们一直因为钱的事情吵架。现在她在城里跟我一起工作，我们有了一些积蓄。现在我俩都会觉得比较开心。

除了日常开销，绝大多数务工者需要给儿子盖房子或者为孩子日后读书存钱。这种经济现实表明，男性务工者会十分看中妻子能否带来劳动收入。所以，他们在择偶的时候，除了看人品，还看重女性是否“能干”，不愿意参加生产性活动的女性会受到批评。

来自湖南31岁的鞋厂工人小唐说：

一个女人不能只靠男人，希望他给她吃给她穿。她也需要工作。如果她能工作，她老公应该挺高兴的……如果她什么（赚钱的事）都不做，即使她老公有钱，她自己也会觉得无聊的。

虽然女性的生产力受到重视，但是绝大多数男性务工者仍然认为女性气质是基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的：一个贤惠的女性应该会洗衣做饭、打扫房屋。但同时，她们还要会赚钱。只不过对赚钱能力的要求，次于家务劳动能力。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农村男性中依然有大部分人认为家务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许多迁移夫妻和迁移家庭中的男性在进城打工之后，被迫做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工作。据我们的访谈对象所述，我们观察到了四种应对方式。

（1）

扩大的豁免

她买东西、她做饭、她洗衣服、她收拾家里

扩大的豁免指的是，男性务工者将他们在农村社会里不需要承担家务的传统，扩大到其城市生活中，因为他们比妻子赚的多得多。

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丈夫只会做非常少的家务；他在家庭中是毫无疑问的养家糊口的人；他妻子的有偿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丈夫和妻子都认为妻子应当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夫妻俩对此一般都有共识，妻子会拒绝男性承担家务劳动。

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有时候我想帮忙，但是她都不让我帮忙……她想让我下班以后就休息、吃饭然后睡觉。我的工作比她的更辛苦一些。——出租车司机老范，41岁

（2）

策略性逃避

我工作累了一天了，什么都不想做

在农村，女性在家里家外都要工作，她们依靠女性亲属，例如婆婆的帮助来应对这种双重负担。在城市中，因为迁移夫妻通常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许多妻子便要求她们的丈夫做家务。那些不愿意做家务又不能反抗妻子要求（或许他们挣的比妻子少）的男性务工者，通常采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

有时候我工作了一天之后很累的……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有时候我就等着，然后希望她能够去做，然后她也等着，然后希望我去做，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比如，谁去洗碗、拖地、扫地。——司机小丁，35岁，东莞

（3）

选择性接受

我有决定帮什么忙、什么时候帮忙****以及如何帮忙的权利和自由

选择性接受是指男性务工者有选择地接受妻子让他们“帮忙”某些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要求，但是认为他们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小孩中的角色依然是次要的和灵活的。采取这种模式的男性通常乐意在家务上给妻子“帮忙” ——当某项家务劳动对妻子来说体力要求太高，或者当妻子太忙或太累，或者当他们对某项工作特别在行的时候。

这些男性通常也会跟妻子讲明，家务劳动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也没有责任做家务；他们拥有决定帮什么忙、什么时候帮忙以及如何帮忙的权利和自由。当男性给妻子“帮忙”做家务的时候，并不代表这对夫妇就在试图超越“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

当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她做饭，但是如果有客人的话，我就会买菜、洗菜和摆桌子。我们一起做……因为她背痛，所以她洗小的东西，我来洗大东西，比如床单。她在屋里洗，我在外面洗。——老金，53岁，湖南

（4）

主动参与

做家务伴随同辈压力

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需要承受同伴的压力，因为他们在家庭领域扮演了非传统的角色，也因为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一些较低地位的工作从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

她不需要做家务，我做了大部分家务。我们搬到一起以后，她洗衣服的次数不超过五次，我们的衣服都是我洗……但是，每次我扫完地以后，她都会再扫一遍，因为她觉得我扫得不对。我们一起做饭。她炒菜，我洗菜切菜。洗碗绝对是我的事情。我们一起买菜。——工厂工人小邱，31岁

“可敬的男子气概”话语

为男性合理化家务行为，并构建新认同

综上所述，基于经济压力，迁移家庭男性对家务劳动分配进行了妥协，他们开始有限度地“帮助”妻子完成家务劳动。但这种行为会面对不小的同辈压力，所以会有男性害怕做家务时被邻居看见，被同伴嘲笑。

此时，为合理化男性做家务的行为，社会需要新的男子气概叙事。那些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他们通过身体实践构建了新的男性话语：男性对家庭的爱、忠诚和责任，让他们成为了截然不同的丈夫。他们会体谅妻子的辛苦，会为妻子分担。

比如40岁的老卢，他和妻子在工厂轮班工作，从而能共同照顾7岁的孩子。他不认可那种经济上的成功，他很珍惜和妻子、儿子在一起的生活，并认为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是一种实用性选择，能够让家庭成员一起更和谐地生活。再比如45岁的保安老姚，他会在家里给老婆孩子洗衣服做饭，他用对家人的爱来解释自己为何承担了非传统的家庭角色。妻子挣钱比他多，老姚通过将家庭置于事业之上，来解释夫妻俩的地位冲突。

34岁的老张在城里做收入微薄的保安，在兼顾工作的同时，能照顾身处异地的子女和父母。老张认为这种自我牺牲是为了履行家庭责任，他强调：

“我们农村人是务实的……我们辛苦工作来谋生……我唯一的原则就是让我的家庭幸福快乐。”

老张不认同钱是万能的。他还把自己跟大学毕业的小舅子进行对比，说小舅子“不想挣小钱，又没能力挣大钱”而待业多年。老张对小舅子这种不切实际的活法感到不满，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不结婚。

以上提到的种种案例，其实都在构建新的“可敬的男子气概”话语，这不仅帮助他们找到了做家务的理由，还将他们与传统城市“男子气概”区分开来。

作为外来的务工者，受访者们都感受到了两种占据支配地位的、规范性男子气概：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前者如成功的企业家，后者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有部分受访者想通过做生意向前者靠近，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乃至耗尽积蓄。他们的生活是艰苦而乏味的，但是能够让后代脱离残酷的生活，成为他们在城市奋斗的意义所在。这种自我牺牲式的奋斗，让他们构建出了一种“可敬的男子气概”，将男性气质建立在基于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之上。

拥有这种男子气概的男性，会抗拒金钱对私生活的殖民化，视金钱为家庭堕落的根源。在可敬的男子气概的概念中，男性务工者因家庭和谐而受到肯定。可敬的男子气概的概念建构，肯定了男性务工者的辛酸和隐忍，也肯定了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标准之下，家庭和谐成为衡量男性最大的标准，这也让他们无法理解城市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不愿意结婚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男性。

这种新的男子气概话语，其实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的色彩。他们通常会轻描淡写地讲自己对家务劳动的承担，从而维护一个具有性别尊严的形象。家庭，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他们尊严的来源。此时做一点家务，已经不会妨碍他们的男性自尊。但我们需要看到，这种改变是暂时性的，它受迫于现实压力，并非源于本质的价值转变。一旦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新的家务平衡就会被打破，一切都将退回传统的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