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年号：王国纪年的衰落与汉廷纪年的兴起_风闻

来源：光明网  作者：王中金（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说说话》）

       我国汉代兴起的年号纪年方式，以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使用连贯、记录准确、形式独特而闻名于世。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文化遗产。在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人们在漆器、金器、青铜器以及竹简、木牍上，发现了许多带有古代年号的文字。弄清这些年号的含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中华文明中年号纪年的丰富内涵，对于深入研究海昏侯刘贺的生平以及所处的时代，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诸多细节，具有重要意义。

　　一、梳理海昏侯墓中出现的各种年号

　　年号是封建帝王为纪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同一般的墓葬品相比，海昏侯刘贺大墓中带有年号的器物较多，并且集中在漆器、金器、青铜器的铭文和竹简、木牍上。

　　1.“昌邑二年”：在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鋗（xuān，音宣）上分别写着：“昌邑食官鋗，容十斗重卅斤，昌邑二年造。”“昌邑食官鋗，容四斗重十三斤十两，昌邑二年造。”这说明它们是同一年、同一批制造的（图1）。

图1

       2.“昌邑七年六月甲子”：在一件带有铭文的漆瑟上写着：“第一，卅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十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图2）。”这说明，制造这件漆瑟绝不是个人的即兴之作，而是昌邑国有组织的生产行为。

图2

       3.“昌邑九年”：在一件带有铭文的木笥（sì，音肆）上写着：“私府髹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一升六蘥（yuè，音月），丹臾、丑布、财物、工牢（劳），并直（值）九百六十一，昌邑九年造，卅合。”（图3）

图3

       4.“昌邑九年”：在一件带有铭文的丹画盾上写着：“私府髹丹画盾一，用漆二升十蘥，胶筋、丹臾、丑布、财用、工牢（劳），并直（值）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图4）

图4

       5.“昌邑十一年”：在另一件带有铭文的木笥上写着：“私府髹丹木笥一合，用漆一斗二升十蘥，丹猶、丑布、财物、工牢（劳），并直（值）六百九十七，昌邑十一年造作，廿合。”（图5）

图5

       6.“元康三年”：在四枚金饼上留有并不清晰的墨书，经过专家拼凑识读判断，上面写着：“南藩海昏侯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图6）

图6

       7.“元康四年”：在一件残缺严重但尚可辨识部分文字的名谒上，断断续续写着：“南藩海昏侯臣贺……陛下，陛下使海昏侯贺……昧死……拜上……元康四年……。（图7）”

图7

       8.“元康四年六月”：在一件简牍的残片上，写着：“元康四年六月□未。（图8）”

图8

       综上，在海昏侯墓中昌邑年号至少出现过六次，分别为昌邑二年、昌邑七年、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而元康是汉宣帝使用过的年号，至少出现过六次，分别为元康三年、元康四年。当然，随着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的深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不同年号出现在各种器物上。

　　二、刘贺没有使用过昌邑年号

　　这里就产生一个历史谜团：究竟是谁在使用昌邑年号？有人认为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bó，音博），也有人认为是第二代昌邑王刘贺，还有人认为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和第二代昌邑王刘贺都在使用这个昌邑年号。这就需要认真加以辨析。

　　海昏侯墓中最早出现的昌邑年号是“昌邑二年”。如果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使用的，就是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因为汉武帝是在前一年即天汉四年六月（公元前97年）立刘髆为昌邑王的。如果是第二代昌邑王刘贺使用的，就是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因为在前一年即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刘髆“薨，子贺嗣”。此时刘贺才4岁。

　　海昏侯墓中最晚出现的昌邑年号是“昌邑十一年”。这个年号两代昌邑王都有可能使用，因为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正好在位11年，而第二代昌邑王刘贺则在位12年（见《汉书·诸侯王表》）。如果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使用的，应该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如果是第二代昌邑王刘贺使用的，应该是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此时刘贺才15岁。

　　那么，历史事实果真如同人们精心计算出来的结果吗？否。因为在汉代，年号纪年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汉廷纪年。汉代建立的是大一统帝国，因此汉廷纪年全国通行。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之前的纪年使用甲子，叫干支纪年，帝王在位均有年数而无年号。汉武帝在位时，将自己登基的年份称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有了年号。从此，用年号纪年自然成为汉廷纪年的主要方式。

　　二是王国纪年。西汉前期的诸侯王，“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与皇帝拥有独立的年号纪年相同，诸侯王也拥有独立的年号纪年，并且成为诸侯王国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昌邑年号就属于这种王国纪年。不过，王国纪年仅限于在本王国内部使用，王国以外仍然要使用统一的汉廷纪年。

　　三是割据政权纪年。汉代出现过多次朝廷无法控制的割据政权，他们公开与汉朝分庭抗礼，使用自己的年号纪年。如第二代南越王赵眛自称“文帝”，出土的器皿上铭刻“文帝九年”，就属于割据政权纪年。这种纪年只在割据期间或割据地区使用，范围十分有限。

　　在西汉中期以前，至少在汉武帝期间，汉廷纪年和王国纪年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朝廷允许王国使用自己的年号纪年。因此，受到汉武帝格外庇护的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去世之前，一直在使用昌邑年号，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刘贺就不同了。他继承王位时只有4岁，十一年后也不过15岁。期间，汉武帝去世，汉昭帝继位。此时刘贺并未成年，只能称为“成童”，未行加冠礼。按照古制，在位的帝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纪长幼，都可以继位。但是，只要即位的新王没有成年，就不能执掌朝纲。也就是说，刘贺还没有取得行使成人权利与义务的资格，使用年号一类的政务活动，只能交给大臣们代办。年轻的刘贺衣食无忧，终日玩耍，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大王（指刘贺）不好书术而乐逸游”；“王好遊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即使从官劝谏“其后复放纵自若”。《汉书·循吏传》记载：“贺动作多不正”；“王（指刘贺）尝（长）久与驱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亡（无）度”。试想，这样一个顽皮的“成童”，尚不具备对自己行为负完全责任的能力，怎么能够指望他正确地使用昌邑年号呢？这是其一。

　　其二，使用王国纪年一般都是对内，即在昌邑王国内部使用，对外还是要使用统一的汉廷纪年。而对内使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昌邑年号大多出现在漆器、金器、青铜器的铭文上。从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中可知，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为年幼的刘贺置办并留下了一辈子都使用不完的用具。以漆器为例：仅带有“李具”字样的漆耳杯就有248件，带有“庞氏”字样的漆碗25件，漆盘159件，漆奁至少65件，漆笥31件，丹画盾40件，等等。再以青铜器为例：食器50件，包括鼎、簋、甗、甑、釜、瓮、染炉等；酒器69件，包括卣、锺、壶、樽、鋞、鐎、钫、缶、罍、碗、勺等；水器65件，包括鋗、盆、匜、盘等；乐器62件，包括编钟、錞于、铃、钟虡等；生活用具111件，包括镇、灯、炉、杵、臼、镜、哨、漏等。这些器物刘贺在15岁之前都不需要自己置办，因此，他没有使用昌邑年号在类似器物上铭文的实际需要。

　　其三，在汉武帝时期，诸侯王国的势力是继续被削弱的，对他们的限制越来越多。一是通过“推恩令”分裂王国的地盘，封给他们的儿子当侯国，由郡县直接管理；二是通过献费、聘币、酎金，削弱王国的经济实力。对于所献酎金如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曾以检查献酎金不足为名，削去一百零六名列侯的爵位。丞相赵周也以知情不举的罪名下狱，被迫自杀。三是诸侯国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朝廷任免，对朝廷负责。四是诸侯王不得私自煮盐冶铸，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不得与其他诸侯王私自会晤，不得私自出境，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自赏赐。五是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仪制，如有窃用，即为僭越违法，等等。在这些严苛的规定下，诸侯王不敢与皇帝平起平坐，大张旗鼓地使用自己的年号。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武帝的亲兄弟，他曾在汉武帝面前痛哭流涕，控诉当朝官员对诸侯王严密监视、极尽诬陷。他墓中器物的铭文纪年为王国纪年，写作：“卅二年”、“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卅九年”，只有年数没有年号。说明中山王刘胜非常谨慎、内敛，避免使用过于张扬的年号。

　　其四，刘贺时代昌邑国最重要的官员都是由朝廷派来的，而且有些还是汉武帝亲自挑选任命的。他们为诸侯王服务，但又绝对效忠于朝廷。如龚遂“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又如王吉“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这些忠实于朝廷的官员与中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书信来往、请示报告中使用的不会是王国纪年，只能是汉廷纪年。久而久之，昌邑年号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少，范围也越来越小，最后被汉廷纪年所取代。

　　此外，到目前为止，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所有器物上，都没有发现昌邑十一年以后的年号，这是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说明第一代昌邑王刘髆在“昌邑十一年”以后去世了；另一方面说明刘贺从“昌邑十一年”以后即16岁到19岁之间没有使用过昌邑年号。如果说已经步入青年时代的刘贺并未使用昌邑年号的话；那么，15岁之前尚在“成童”时代的刘贺更不可能使用昌邑年号了。刘贺19岁时当了27天皇帝就被废黜，贬为庶民，再也没有资格使用昌邑年号。至于汉宣帝封刘贺当海昏侯以后，他只能使用统一的汉廷纪年，因为侯国没有独立的纪年，出土的竹简、木牍上的“元康三年”、“元康四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汉武帝始创汉廷纪年的划时代意义

　　昌邑年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志，它的存在与消失预示着王国纪年的衰落与汉廷纪年的兴起。

　　汉廷纪年是汉武帝首创的帝王年号，而以前的帝王纪年使用干支，只有年数，没有年号。

　　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22年10月，汉武帝出巡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纪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为元狩元年。过了六年，即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又在山西汾水上获得一只三足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

　　汉武帝并未就此而止，他追溯到继位时的公元前140年，命名为建元元年；其六年后命名为元光元年；又六年后命名为元朔元年；之后六年就是元狩元年。也就是说，元狩之前的建元、元光、元朔三个年号，是与元狩、元鼎年号一起命名的。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在历史上并没有实际使用过，而是后来追加的。这样做目的是为了造成一个表面现象：即从汉武帝继位后，每年都有相应的年号。

　　由于使用年号纪年时需要计算年、月、日，需要划分春、夏、秋、冬，需要观测日月星辰，需要确定各种节日，需要警示日食、月食、彗星等奇异天象，因此，汉武帝在始创汉廷纪年的时候，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内容——历法，即颁布汉代的太初历。

　　原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在历法上全国统一施行颛顼（zhuān xū）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汉承秦制，仍然沿用颛顼历。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耕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于是，汉武帝听取太史令司马迁等人改历的建议，下令从全国征募二十余位专家“议造汉历”，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经过实测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种方案，最后确定了陈平提出的81分法，即每月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天、每年三百六十五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天、19年置7个闰月、每年1月为岁首等。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新历。由于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因此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我国有完整资料的第一部传世历法，使古代历法既不是阴历，也不是阳历，而是阴阳合历。它以正月为岁首，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具体地说，就是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从而使古代历法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

　　按照太初历的规定，朝廷每年举行的最重要的祭祀大典，从原来以十月份为岁首的冬十月，改为正月为岁首的一月份，诸侯王必须亲行入朝，称为“春朝”。

　　显然，在汉廷纪年中既包含着年号、年数，又包含着历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表明中国的年号纪年是以历法为基础，是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创制出来的。这比同样带有历法内容的公元纪年起始时间要早140年，实际使用时间要早600多年。年号纪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最科学、最先进的纪年法。

　　因此可以说，汉武帝颁布的汉廷纪年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四、年号纪年是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一般人都感觉，中国古代年号纪年的体系庞杂，年数不等，名称重复，查找困难，因此被完全弃用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

　　其实，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也是不断完善的，它有一个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

　　汉代是初创期。这一时期的纪年特点，一是改元频繁。皇帝更改年号叫改元。改元一般选择在改朝换代、天降祥瑞或遭遇灾难时。汉武帝以后的汉代皇帝都多次改元，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两个，多则十几个。像汉宣帝刘询、汉成帝刘骜（ào，音澳）都有7个年号。王莽篡权后，15年中改换了3个年号。二是重复用字。汉武帝刘彻曾经使用“太始”年号，汉昭帝刘弗陵就使用“始元”年号，汉宣帝刘询跟着使用“本始”年号，以后的皇帝还跟着用过“建始”、“永始”、“元始”、“更始”等近似的年号。东汉光武帝刘秀曾经使用“建武”年号，以后的皇帝跟着用“建初”、“建光”、“永建”、“建康”“建和”、“建宁”、“建安”等近似的年号。

　　唐、宋、元代是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纪年特点，一是出现了四字年号。像唐代武则天使用的“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年号，都是四字。宋太宗赵匡义使用的“太平兴国”年号、宋真宗赵恒使用的“大中祥符”年号，宋徽宗赵佶使用的“建中靖国”年号，都是四字。二是展示了吉祥的祈盼和寓意。像“贞观”、“显庆”、“仪凤”、“长寿”、“长安”、“永泰”、“大顺”、“天佑”、“乾德”、“政和”等年号，都表明了最高统治者——皇帝重视民生，盼望国泰民安、长治久安的心态。

　　明、清两代是成熟期。这一时期纪年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一帝一个年号，叫“一帝一元制”，中途皆不改元。所以后世即以年号作为皇帝的称呼，如永乐皇帝、宣德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等。其实，他们真正的名字应该分别是：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明世宗朱厚熜、明思宗朱由检；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人们只记住了他们的年号，却记不清他们的姓名，说明选取的年号是成功的。二是避免重复用字。明、清两代的年号，用字极少重复，这样就减少了使用中的误解和混淆，增强了年号在历史上的唯一性。

　　我国古代的年号纪年，虽然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现象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年号纪年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

　　首先，年号纪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标记。世界各国关于纪年的方法有很多，如干支纪年、天文纪年、佛教纪年、伊斯兰教纪年、犹太教纪年、日本纪年、希腊纪年等等。自从汉武帝始创汉廷纪年后，二千多年来，年号纪年的方式一直被我国的历朝历代传承着，从未间断过。也就是说，一个一个不同的年号排列起来，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年表，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由年号标注的历史名片，简洁、清晰、明确、连贯，为后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索引。

　　其次，年号纪年集中体现出每一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意志。任何朝代的主体精神，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每当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点，或发生天灾人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都要实行改元，重新选取和确定年号，从而透露出他们的政治意志。比如汉宣帝刘询使用的年号中，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就表现出强烈的祈求吉祥的意愿。汉光武帝刘秀使用的年号建武，就隐含着不惜使用武力平定天下的雄心。汉明帝刘庄使用的年号永平，就代表着希望天下永远太平的愿景。总之，皇帝正是通过确定年号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政治意志渗透到国家日常生活中，指导治国理政的方向。

　　再次，年号以最精练的文字准确概括出时代特征。时代特征往往是由统治者极力倡导而形成的，而年号的选择关系到国本国运，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三年，先后使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大唐雄风。而南宋皇帝躲到江南后，以绍兴、嘉定等浙江地名做年号，反映出他们偏安一隅、苟且存活的心态。

　　第四，年号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确定年号一般由朝廷重臣和社会贤儒反复酝酿，共同拟出方案，再由皇帝亲自选定。尽管只有短短两到四个字，但其中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却相当丰富。明朝的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都从不同角度寓意着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而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也寓意着天下太平、吉祥如意。这些带有纪念意义的年号，含义深邃，用字儒雅，朗朗上口。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它们所代表的帝王也已进入了坟墓，但这些年号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总之，我国古代的年号纪年，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怎样继承这份独有的精神文化遗产呢？

　　一是要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将中国古代形成的年号纪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年号纪年发端于中国，后来朝鲜新罗在6世纪、日本在7世纪后期、越南在10世纪都因为中国的影响，开始使用年号。古代越南、大韩帝国时期的朝鲜以及高丽、蒙古国建国初年受到中国影响，都曾使用过年号。目前仍使用年号的是保持君主制的日本，正在使用的年号为“令和”。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韩国、越南因为已经废除君主制而全面废止年号。另外中华民国所用的民国纪年和朝鲜使用的主体纪年也带有年号纪年的性质。因此，为了正本清源，保护我国享有的文化专利，必须尽快申报这项文化遗产，否则我们愧对先人。

　　二是要通过立法，规定我国目前使用的纪年是中西结合，以公元纪年为主，以年号纪年为辅，在公元纪年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年号纪年中的合理的民族成份。辛亥革命爆发后次年(1912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纪年方面宣布，采用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并行。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二项决议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这在当时是立国之基。因为公元纪年以年号固定、年数连贯、计算简便、易懂易记为特点，各国普遍采用。建国之初果断宣布使用公元纪年，标志着我国与世界接轨，与旧社会划清了界限，意味着革命成功，开辟了一个历史上的新纪元。然而，在建国以后七十年来使用公元纪年的实践中，有些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带有一定宗教成份的节假日，受到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盲目追捧。而我国年号纪年中的历法也就是农历，并没有因为宣布公元纪年而退出历史舞台，比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入伏、数九等要素，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着，发挥公元纪年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我国的纪年是中西结合，以公元纪年为主，以年号纪年为辅。这样既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又能够抵消公元纪年中的宗教成份，弘扬年号纪年中合理的民族成份，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三是通过中、小学教育普及中国古代的年号纪年知识。要在历史教学中系统地讲解年号纪年知识，包括年号、年数、历法等。要使学生们在校期间就掌握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关系和换算。在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中，引用的年代如果使用的是公元纪年，就要注明对应的年号纪年；如果使用的是年号纪年，就要注明对应的公元纪年，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总之，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世界纪年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把年号纪年的历史教育认真地抓好。

（转者按：近日来，为各位观友转了数篇王金中先生关于刘贺墓文物研究的系列文章。王先生观点独到，梳理细致，信息充沛，嘉惠读者。但此处的几项建议，我觉得可能会引起观友不同的看法与意见。这是王金中先生一家之言，作为一种观点提出，大家见仁见智，冷静思考，理智辩论吧。

另外，王先生提出要“将中国古代形成的年号纪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我所知，这好像不太现实。因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杰作(代表作)国际评审委员会议事规则》，其评选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遗产具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性，对有关群体和文化多样性具有特殊价值；第二，遗产当前迫切需要保护，特别是因面临社会变革等因素缺乏保护而将消失。另外相关条约还规定非遗项目要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杰作)“规则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五条也规定“由于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因加速的演变过程、城市化趋势、或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影响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中国年号纪年的文化代表性和文化价值没问题，但障碍在于它不是“将消失”而是“已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的关键在于“保护”，而"保护"的定义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 ( 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 和振兴。”年号纪年现在既不用保护，也无法传承，无法振兴。

总之，一般来说能够列入非遗名录的项目，都是还存在，还流传，还使用，还有传承人的东西。换句话说，已经失传、废止，不再存在和使用的东西通常不列入非遗范畴。譬如“二十四节气”已经申报成功了，因为还在用；而“干支纪年”也可以申报，因为它事实上还在生存，虽然极少使用，但它毕竟还在，起码书画家署款，算命排八字，过年看属相都还在用。但年号纪年应该不能申报，因为已经废止数十年了，既不存在需要保护的情形，也不会再因为缺乏保护而消失。

所以，要将年号纪年申报非遗，可能先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恢复年号，稳定使用之后，再去申报非遗。这就显然不太具有操作性了。说到这里，就出现一个尴尬事情，如果要将年号纪年申报非遗，我们不行，韩国不行，日本反而可以。因为小鬼子一直在用年号纪年，中韩都得干瞪眼。

当然，我是外行，这是我个人的粗浅理解，说错的地方，请行家鞭挞。）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彭林）》《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徐正考）》《考古2016·7》《文物2018·11》；《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惊世大发现》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