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布局香港40年，棋局之大令人惊骇！_风闻

 作者：新华裔

英国殖民香港时期，香港的主要行业都被英资企业给垄断了，他们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即使香港回归，一些英资财团仍然掌控着香港很多产业。汇丰、太古、怡和、嘉道理四大英资财团，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控制了香港15大上市公司，涉及金融、能源、航空、零售等等行业。这些英资财团在香港回归后，变得异常低调，它们大隐隐于市，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甚至是富豪榜都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私下控制着香港的金融、航空、电讯、能源、贸易、酒店和零售业诸多重要行业，闷声发大财，个个富得流油，堪称真正的隐形巨富。70年代末，中国已经表达了收回香港主权的愿望。1982年，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谈判。最初，英国人野心勃勃，以为可以继续保持其殖民地位，但在政治强人邓公面前碰了壁。转而想用“主权”换取“治权”，保持其对于香港的管治权，结果又遭到拒绝。当时，英国很绝望，很沮丧。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最古老的政治玩家，他没有死心，也不会死心。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包藏祸心，开始从长远着眼，秘密布局香港。香港回归22年一再掀起风波，以至目前香港发生的动乱，无不是英国这盘棋局的算计。

对于英国人的祸心，有一个人心知肚明。这个人就是邓公。邓公以其政治家的经验和对英国的了解，清楚地知道即使回归了，香港也不会天下太平，“极有可能出现的逆流和动乱”。英国人当时放什么屁，邓公就知道他以后就会拉什么屎。所以早在中英协议签署之初，邓公就曾多次警告说：“总会有人要捣乱”。而且邓公预见到，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将会“来自香港内部和某种国际力量”，而且“主要的是英国人。”

还真让邓公说着了！

英国布局香港40年，棋局之大令人惊骇！

英国人在政治方面，堪称阿尔法围棋（Alpha Go）手，早早在香港布下一盘棋局，布局之大、之深远，超乎想象，细思极恐。这里将抽丝剥茧，一层层展开：

（一）怎样在身份上把香港人都变成英国人？

那个时候，英国应对香港主权问题而推出英国国民（海外）身份计划，以图使香港人在主权移交前统统变成英国人，在香港主权回归后仍作为英国人治理香港，让“港人治港”变成英国人治港，和平演变香港。

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当时拥有英国属土公民身份的香港人大约有350万人，另外大约有200万香港人具备资格申请为英国属土公民。按照中英达成的备忘录，在香港主权移交以后，他们将会失去上述身份，并转化成为中国公民。当时，英国一方面表明香港人将不会获得英国的居留权，另一方面却背信地先后推出《1985年香港法案》、《1986年香港（英国国籍）令》，新增了英国国民（海外）（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简称BN(O)）的新英国国籍，以替代可能丧失的港人“属土公民身份”。上述法律专为港人的英国属土公民而设计，规定任何有意申请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都可以取得这种英国国民（海外）身份。

按照这一制度安排，任何香港人在1997年7月1日前未能成功登记取得英国国民（海外）身份，同时又在1997年7月1日起成为无国籍人士的话，他们将根据《1986年香港（英国国籍）令》第6（1）款，自动成为英国（海外）公民。这一制度设计，让更多的香港人成为英国（海外）公民，从而造成目前香港500万以上的居民成为归化英国的“香蕉人”。

更有甚者，英国于1990年推出“居英权计划”。这是英国在香港回归前采取的最大举措。当年，英国颁布《1990年英国国籍法令(香港)》，并根据此法律在香港推行居英权计划，给予合乎资格的香港人拥有英国公民国籍（英国居留权利）。居英权拥有人可随时前往英国定居，而无需在英国居留数年以取得居留权，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国就读公立中学。这样，可以让获得居英权香港人士安心在香港生活，继续效忠于英国。万一香港出现问题，则可随时离开，前往英国。

按照这一计划，英国每年安排数万名额，使“合格”香港人及其家眷依照《1990年英国国籍法令(香港)》成为英国公民。名额主要给予曾经从事敏感职位的政府公务员，以及对香港有贡献、对香港前途具重要性的人士，也包括最有能力及动机申请移民的人士。正是这一计划，让包括公务员在内的香港精英阶层成为英国公民，从而为雪藏、扶持英国在港代理人埋下伏笔。

这一布局造成的直接后果很清楚，就是在国家认同这一根本问题上制造不利于中国的障碍。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大部分人口是拥有英国籍或双重国籍的“香蕉人”；一国两制所明确的“港人治港”，实际上沦为英国籍香港人治港。虽然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但香港人没有归化中国，而归化了英国。许许多多的香港人身在曹营（中国香港）心在汉（英国）。他们把香港曾经的繁荣归结为英国治理有方，而把香港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97回归，归咎于中国，归咎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他们一不如意，就会发难，挑战香港之中国主权，挑战“一国两制”制度，从而成为一切动乱之根源！

（二）怎样把香港青少年培植成新一代“香蕉人”？

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香港街头经常上演惊悚暴力的犯罪片，主角是一群身穿黑衣、头戴面罩或口罩的年青人，手持登山杖、雨伞、激光手电筒、甚至燃烧弹、铁棍等工具，横行于街道、地铁站、机场等公共场所，一次次的暴力袭击、一波波暴力破坏，不断地刷新着普通民众对他们的认知。

是谁制造了这群“废青”？是什么导致“废青”如此仇视社会、敌视政府？是什么导致“废青”上街游行、打砸抢“乐此不疲”？

许多人开始从深层次思索，发现这群“废青”在国家认同上出现问题，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这个“香港”不是指中国主权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是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香港。他们明显具有港独倾向，在精神上皈依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

为何出现这种“港独”现象？根子在哪儿？

有人认为是民生问题，是房子惹的祸，归咎于房子太小、价格太高，让年轻人变成了“蝼蚁”，才酿成今天的局面。这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就是让他们住上了大房子，他们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和精神认知也难以改变。只要中央及其特区政府任何一点不如他们的意，他们还是会走上街头，宣泄“港独”情绪以示抗议。

很多有识之士看出来了，是教育出了问题。这里既有英国殖民香港遗留的历史痕迹，更有英国的长期布局。

英国人知道，谁掌握了香港教育，谁就掌握了香港社会精英，就掌握了香港的统治权。早在上个世纪初，英国人就设想“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并把这项“国家投资”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机构，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香港大学就这样诞生了。港大的殖民使命，就是培养“黄皮白心”的香港人。他们依然是黄皮肤、黑眼睛，却“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这种教育的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实施西方教化。以此类推到整个香港教育。

从那时起，英国殖民香港从军事手段为主，转向经济与文化手段为主，其核心就是通过英国文明培养“小英国人”作为忠实的执行者或代理人，从而彻底征服香港。

香港回归后，仍然延续英国殖民时期的教育体系与社会宣教体系。这种体系像生产线一样，每天源源不断的生产精神上“亲西仇中”的“香蕉人”。香港教育，并不仅仅是如人们所说的通识教材问题，而是在学校结构、教职人员、教材内容、教育监管、甚至教学组织如教协等各个方面全部存在问题。

从学校结构看，还是过去殖民时代的系统。香港的基本教育分为4类，官立学校、直资学校、津贴学校和私立学校，其中官立学校只站6%左右；80%以上的为津贴学校，而津贴学校中又以教会学校为主。教会学校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无一例外地反对包括中国历史和爱国主义内容的国民教育。不仅如此，在香港的大部分官立学校和政府出资补贴的直资学校，对国民教育居然也持排斥态度。

在香港，国民教育被妖魔化，似乎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一说到国民教育，就会与“洗脑”挂起钩来。为何如此？问题显然出在教育管理者和教师队伍上。有分析指出，香港的教育管理人员和教职人员基本上都是“黄丝”立场。因意识形态原因，他们几乎都对国民教育持反对态度，拒绝设立国民教育课程。因此这些学校在教材内容设置上，基本上都是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从本土思维出发，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主轴对学生进行教育。

不少人揭露了香港通识教材中的“仇中”因子。举个例子：《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中，就公开质疑并歪曲《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含义，误导师生，使其错误理解香港的政治、司法及社会情况，唱衰“一国两制”。这只是教材的冰山一角。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学生，其国家认同与价值观可想而知。正如人们所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

教材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教育管理的问题。除了相当部分“拒中”、“仇中”教师参与教材编写外，教材无须送审，缺乏监管，是很大的问题。让人疑惑的是，对于这种现象港府教育部门居然毫无作为。香港回归22年之久，竟然还能容忍这种分离主义教育盛行！有识之士指出，在国民教育推行过程中，港府浅尝辄止，遇到阻力就退却，导致回归二十多年来，整个香港的教育系统还在回归前的框架体系运行。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有中国国家认同？怎么可能会建立中国人身份认知？

更大的问题出在教协这个社团组织上。教协与廉政公署相伴而生，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间谍特工机构的港警政治部同时渗透到这两个机构（组织）。教协是英国在香港教育界乃至于社团组织的最大布局。

教协是香港唯一用工会名义注册的教育社团组织。从中英谈判开始，港英政府以政改和开放民主为由，支持教协一步步坐大。香港回归前，教协已经成为香港最大且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不仅如此，教协的掌门人司徒华以教协为基地，还建立了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联合会（支联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以及后来的民主党。教协不仅是香港最大的社团组织，而且是最大的反对党。

截至2015年，教协的会员人数达到9.6万。这不仅意味着教协在香港教育界的巨无霸地位，还意味着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比如在立法会选举上，教育界登记选民人数截至2018年为85594人，涵盖了全港几乎所有现职教职员工。所以，教育界别的议员一直由教协支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担任，这些出自教协的参选人都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教协拥有在香港教育界呼风唤雨的能力，更是以香港反对党角色定位自己，挟教职人员和学生以令港府，导致特区政府在各项教育改革事宜上必须首先聆听教协的声音，课改或者推行国民教育、以及教师聘用，都得教协点头。在教协的管治下，教师几无中立可言。他们必须按照教协的意图，把有倾向性的价值观渗透到教学里。这才是比通识教育本身更大的问题。

有人说，教协垄断香港教育40年，并不虚言。

这样的教协，自然成为教唆、煽动青年学生闹事，主使教职员工上街声援的策动者。2012年教协带头反国民教育、2013年支持制作“占中”教材、2014年支持“占中”并向教师派发“黄丝带”、2015年推广鼓吹“港独”的《香港城邦论Ⅱ光复本土》、2016年在“旺角暴乱”中扬言要尊重学生讨论“港独”的权利、2017年纵容“港独”标语风波冲击香港的大学校园、目前的废青暴乱更有教协的影子：组织发起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鼓动学界去维园“强力表达”政治诉求，煽动学生罢课去搞政治，称“他们有表达政见的权利”。有人尖锐指出，是教协在香港年轻人的心里下毒。

（三）怎样控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机构和社团？

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后，英国最厉害的谍报组织军情五局早早布局，将一个港英时期法眼通天的情报组织-港警政治部雪藏下来，所有人员在1982年中英主权谈判的第一时间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大部分更换身份、甚至假死而隐匿下来，其中关键人物化整为零安插到港府各个部门及主要社团组织，他们的人事与档案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毫无踪迹。

这个神秘的特务机构，渗透到行政长官直属的最大权力机构廉政公署、要害部门警务处、保安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通过掌握的信息资料，抓住“小辫子“，威胁、利诱、操控特区政府公务人员。你想想，为何香港警察面对动乱甚至暴乱只强调“专业执法”，温良恭俭让，难以有大作为？为何港府公务人员每次面对动乱都集体选择性沉默，甚至大批公务员参与示威队伍？这其中是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操控？

这里着重从廉政公署选择性办案揭示其中一些端倪。

廉署外表是反腐机构，有着光鲜的外衣，但实际是一个神秘的纪律部队（港英时期，将警察、安保、廉政公署统称为“纪律部队”），一个隐秘的特工组织，一个港英政府的凶恶鹰犬。回归后，行政长官及其廉政公署专员也无法掌控廉署，这个机构我行我素，暗地里为老主子服务。

——在最近爆发的暴乱中，廉政公署不去调查组织、策划暴乱的组织和主谋，却因反对派“举报”主动调查所谓“元朗七二一袭击市民事件”，并成立专责小组跟进，调查方向主要是警务人员有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我们是否可以质疑其旨在打击执法警察，为实施暴力者保驾护航？

——2011年3月18日下午，香港练马师简炳墀因涉嫌贿选而被廉署拘捕，而当天上午，时任廉署专员汤显明还和简一起打高尔夫球，让他非常尴尬、难堪。他在廉署开会时责问下属为什么不提前告知，但廉署有关人员敷衍了事，汤对此无可奈何。

——2012年，香港发展局局長麦齐光在港英时期“涉嫌骗取”政府房屋津貼的信息突然被反对派曝光，并遭廉政公署拘捕，引起社会各界震动。舆论质疑：20多年前的事情，早不爆料，晚不爆料，在梁振英刚就任行政长官这个档口爆料，矛头所向，一目了然。人们甚至怀疑，这是英国利用反对派爆料，利用廉政公署办案，旨在打击新特区政府的权威。

——2012年2月，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涉嫌贪腐”消息被曝光，廉政公署即刻立案调查，3年后抓捕，后获刑。廉署这个在法律上、制度上归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的机构，居然可以抓捕在任行政长官，采取行动前没有透露任何风声，只能说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廉署让曾荫权蒙不白之冤大7年之久，最终被判撤销定罪及判刑。虽还其公道，但其已心力交瘁，家财散尽。

2013年5月27日，凤凰新闻综合报道说，北京一份《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目前存在问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指出，廉署中上层被英国人渗透，内部通信遭监控，专员权力被架空，无从掌控运作。廉署近年一些案件具强烈政治动机，如麦齐光案和汤显明案。英国人欲藉汤案阻止香港和内地融合，让“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插向港府与中联办”。

直至今日，英国（还有美国）仍试图通过扶植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延续其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影响力！2014年“占中”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在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和中文媒体《明报》上发表文章，题为《选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道出了英国的险恶意图：英国有1000家左右的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

（四）怎样让香港司法体系掣肘中国对于香港的管治权？

香港主权回归以后，中央通过《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法治秩序，通过特区政府实现对香港的管治权，通过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立法院保证立法有利于中国主权及治权。但是，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即“原有法律”保持“基本不变”，保留了原有的司法制度，包括任用外籍法官。由此留下了举世无双的最奇葩的司法制度，成为掣肘中央对于香港的管治权的最厉害工具。

关于香港回归后“原有法律”的范围，中国在《联合声明》附件当中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及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中英双方都很清楚，①原有法律”是指1984年12月19日在香港现行有效的法律；但②不包括英国制定的适用于香港的成文法，也不包括英国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判例法。

但是，英国政府不守信于《联合声明》中所作保持“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的承诺，在过渡期对香港“现行法律”大肆进行改动，其数量之多，立法改法之频繁，在世界范围立法史上都是罕见的。据香港《大公报》1997年2月5日报道，从1985年到1996年，英方在未经与中方协商取得一致、未通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前提下，单方面制定的法律条例达184项，通过了修改原有法律的修正案条例845项（包括对同一法律的多次修改）。新制定和修改的附属立法数量更大，仅1992年至1996年就制定了289项新的附属立法，并对1000多项附属立法作了多达1826次修改（每次修改少则一处，多则一、二十处不等）。

其中，英方人为地对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平衡体制作了重大调整。例如，1991年制定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条和第4条规定：香港“所有先前法例，凡可作出与本条例没有抵触的解释的，须作出如是解释。”“所有先前法例，凡不可作出与本条例没有抵触的解释的，其与本条例抵触的部分现予废除。”表明该法例具有凌驾于其他任何法律之上的地位，意味着香港一般法律不得与其抵触，这就将该法的地位凌驾于所有法律之上，从而导致香港事实上有两部基本法，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还有一个例子：有两个港英时代维持香港治安很关键的重要法规，被英国人擅自取消了。一个是《公安条例》，一个是《社团条例》。《公安条例》规定，要上街示威游行，必须先向香港警察申请并取得许可证方可。如警察不批准，游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现在香港动辄这上街示威游行，与此不无关系。按照《社团条例》，港督对于任何香港社团，只要他怀疑有里通外国的情形，其中包括接受国外的捐款立刻，可以宣布这个社团为非法组织，并吊销它的执照。回归后，《基本法》第23条要求特区就“反颠覆条款”立法，香港内外敌对势力一直煽动阻止立法，造成无法无天的动乱局面，致使港独分裂主义泛滥成灾。

今日回头来看，英国取消这两个法律取消，其用心十分险恶，后果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掌握审判大权的法院基本维持原来构架，而且事实上为外籍法官所把持。

新华裔在《玩死香港的外籍法官大起底》中公布了目前香港终审法院、高等法院法官、区域法院、裁判法院之181位法官的国籍身份。截至目前，香港地位最高的终审法院全部22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常任法官、非常任法官）全部为外籍或者双重国籍，其中英国籍（含双重国籍）15位，占了68%。另外，终审法院司法常务官为双重国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53位、区域法院法官40位中，大多为外籍或双重国籍。

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形式上属于中国（香港）司法机构，实际上由外国人把持、操控。一言以蔽之，香港法院乃至司法系统不在中国掌握之中，香港拥有治外法权。香港司法主权并没有回归，司法主权掌控在英国人手里。就此而言，现在的香港司法系统与回归前没有本质区别。有人甚至说，香港法院跟1931年中国收回法权前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上海临时法院有些相似。

这些英籍或外籍法官怎么会效忠于中国及所属香港特别行政区？怎么会效忠于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很多案例表明，他们遵循的是由英国政府背信修改了的那些法律，甚至无条件滥用英国制定的适用于香港的成文法和英国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判例法。

不仅如此，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立场，凡涉及与中国国家主权及香港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案件，凡涉及与香港动乱有关的案件，他们均选择性释法和审判，以至于频频上演“捉放曹”的滑稽剧，即警察依法抓捕暴力犯罪分子，递解到了法院就被法官释放。这些被释放的暴徒随即又投入到暴力活动中去。

最具指标意义的是，乱港分子黄之锋一再被抓捕，又一再或保释。更荒唐的是，近期，在黄之锋违反保释条件离港到台湾闹腾，9月8日再度被抓后，隔日就获准保释，并搞出保释文件出错，裁判官重新出新的保释文件，准其9月9日离港的闹剧。当法官撤掉了法治的最后一道屏障，极端分子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活动。

显然，这种殖民主义的司法体系对回归后的香港法治一再造成硬伤害。外籍法官把持香港司法大权的现象已经成为危害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毒瘤。

（五）怎样培植、资助代理人成为乱港领袖？

可以这么说，英国自认为将失去对香港管治权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培植在香港的代理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在这些代理人身上，寄望这些代理人有朝一日夺取香港管治权，颠覆特别行政区政府，从而实现香港独立。

英国最大的步骤，就是在香港回归前搞政改，提前播下麻烦种子。以香港立法局为例，英国殖民时期议员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港英政府提前推行“民选”议员，及至1995年破天荒地搞出一个民选的“立法会”。明眼人说，这就是英国布下的“雷”，其目的就是在临走之前，要制造一个英文里说的“期望高涨、无法满足的革命”。回顾后立法会泛民频频闹事，鼓捣“双普选制”，甚至在2016年上演“宣誓闹剧”，部分新当选议员企图涂改就职宣誓的誓词，还有人趁机冒出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

一批数量众多的泛民议员已然成为政治反对派（不包括上面之议员）。这些泛民议员中，有些已经被控违法或涉嫌犯罪，有的已经被抓捕，有的逃离境外：毛孟静、梁囯雄、李卓人、陈伟业、陈志全、黄毓民、梁颂恒、游蕙祯、刘小丽、姚松炎、梁颂恒、朱凯迪、邵家臻、邝俊宇、林卓廷、尹兆坚、许智峰、杨岳桥、谭文豪、区诺轩、尹兆坚、郭家麒、張超雄……他们或者是激进“港独”分子，或非法集结、或煽动、制造动乱，甚至参与暴力活动，或损毁国家、侮辱国旗，或拒绝宣誓效忠国家，或长期掣肘港府政治议题和23条立法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2016年泛民派席位325席，首次超过全部议席的1/4。这是十分可怕的政治现象。

除此外，还有大家熟知的“祸港四人帮”，都是拿着外国护照的假香港人，是英美在香港的代理人。许多媒体均刊文揭露了这四个人的老底及其祸港劣迹恶行。

且不说“叛国祸港四人帮”的头号人物黎智英臭名昭著的乱港恶行，二号人物李柱铭，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香港反对派“教父”级人物、资深大律师。早在香港回归前，李柱铭积极配合港英当局的政策部署，同时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乞求外国势力干预。1988年，他在窜访美国时公开声称：“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1990年他为美国国会“献策”：美国应当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的政策等等；1996年窜美期间，他又宣称，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

三号人物陈方安生，英国培养的走狗、奴才，长期担任港英政府高级官员，1993年至1997年香港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其间，获委任为官守太平绅士（JP）、获颁授英帝国司令勋章（CBE）、获颁授大紫荆勋章（GBM）、获杜霍茨大学、香港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颁授名誉学位，香港回归后仍然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荣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可见英国对其的亲睐与重视。2014年，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首阶段政改咨询报告的关键时刻，陈方安生为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伙同李柱铭到英国寻求支持，并与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等人见面，挟洋自重。经过“多年努力”，陈方安生成功跻身“叛国祸港四人帮”之列。

四号人物何俊仁，香港“民主党”前主席、立法会议员。攀附上西方，被称为“政治投机者‘AV仁’“”、反华势力代言人、出卖家国的“跳梁小丑”、汲汲于富贵的“墙头草”、一“渣”到底的“反中乱港”分子。

还有一批“祸港乱港头目”，如戴耀廷、黄之锋、罗冠聪、黄程锋、彭家浩、陈浩天、周庭、林朗彦、许锐宇、孙晓岚、郑松泰、区诺轩、谭文豪……

其中，“乱港三人组”李柱铭、如戴耀廷、罗冠聪曾专程到英国，在英国保守党举行年会到场“告洋状”，唱衰香港；还乞求英国更强硬地在香港问题上对付中国，例如在基本法23条立法方面帮香港发声。

其中，“香港众志”头目黄之锋、罗冠聪等人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会面，黄之锋被追问下承认，曾与美国驻港领事交流，内容包括企图制裁香港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要美方不向香港警察出口装备等。

其中，四个“港独”头目被英美名校录取，豢养起来：罗冠聪进了美国耶鲁大学，梁天琦进了美国哈佛大学，周永康进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黄台仰进了英国的牛津大学。

（六）怎样保持和发展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曾在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和中文媒体《明报》上发表文章，说“英国有1000家左右的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

英国殖民香港时期，香港的主要行业都被英资企业给垄断了，他们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即使香港回归，一些英资财团仍然掌控着香港很多产业。汇丰、太古、怡和、嘉道理四大英资财团，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控制了香港15大上市公司，涉及金融、能源、航空、零售等等行业。这些英资财团在香港回归后，变得异常低调，它们大隐隐于市，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甚至是富豪榜都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私下控制着香港的金融、航空、电讯、能源、贸易、酒店和零售业诸多重要行业，闷声发大财，个个富得流油，堪称真正的隐形巨富。

在中英谈判时，英国努力保留住原香港金融制度，包括货币发行权。由此，英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保留了港币发行权，其中作为香港最大银行的汇丰之港元纸币发行量占全港流通纸币的63%以上；汇丰还控股了香港第二大银行恒生银行，足见英资银行在香港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英资太古集团在香港根植了100多年，旗下除了国泰航空，还有港龙航空、华民航空，占据了香港航空80%的市场，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太古集团掌控着国泰航空，成为支持港乱的力量。其主要业务还包括房地产、饮料、航空、零售、金融等，其是香港第二大房地产公司。

英资怡和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公司，在《财富》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中，排在第280名。其旗下有怡和策略、置地、牛奶国际三家上市公司。它还是一家零售巨头，旗下代理了7-11便利店、宜家家私，香港和大陆很多7-11便利店都是怡和集团旗下的。

英资嘉道理财团控制着香港的中华电力公司，这是香港两大电力供应商之一，另一家是香港电灯，是李嘉诚旗下的公司。同时还拥有香港上海大酒店、直升机服务公司、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等等，业务也非常庞大。

英资企业。他们都在闷声发大财，这次算是彻底曝光了。经过这么久的历史变迁，英资财团在香港的金融、航空、电讯、能源、贸易、酒店和零售业仍占有重要的位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财团乃至于千家英资企业，加上与英资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联系的李嘉诚等香港本地财团的亲英立场，让英国在香港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发声有了底气。所以，香港一发生风波，英国就发生介入，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