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中的政治：Alejandro Zaera Polo谈《外壳的政治》_风闻

作者：俞洲

“我非常喜欢弗兰普顿的这本书《建构文化研究》，我甚至去找他希望他来写这本书的前言，但当我告诉他我这本书就是为了要杀死他所讨论的“建构”而写的之后，他拒绝了我。”

导语

讲座由Randall Korman开篇介绍

Randall Korman，雪城大学建院前院长

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Alejandro Zaera Polo，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但我早就知道他的作品了——横滨国际客运码头，格罗宁根的蓝月酒店，Carabanchel社会住房等等。这些项目最吸引我的就是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立面（facade）观念，因此我总是在我关于立面的课中引用它们。

几年前我读到Alejandro出色的论文《外壳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nvelope）》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有一位当代的建筑师/作者能如此频繁地去讨论关于立面的内容，这是很少见的。因此当我组织这次的系列讲座时，我马上想到的人就是Alejandro。我非常高兴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Alejandro出生于马德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马德里理工大学建筑学院（Escuela Técnica Superior de Arquitectura de Madrid），后在哈佛大学同样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1991到1993年他在鹿特丹的OMA工作，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FOA（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并在2011年组建了AZPML。他的作品长期以来融合了建筑实践与理论研究，并结合了建筑，都市设计和景观设计。他遍布世界各地，横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设计作品享誉学界并屡屡获奖。此外，自1993年来他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参与教育工作：93年到99年间执教了AA的学位课程，00年至05年他位居代尔夫特大学（TUD）的Berlage教席，10年到11年他还是耶鲁大学诺曼·福斯特教席的首位获得者。从12年到14年，他任职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和UCLA的客座评委。如今，他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在建筑师和教师之外，他还善于辨别社会和政治的动向，并将它们带入到建筑的讨论中来。让我们欢迎Alejandro Zaera Polo！

讲座正文

Alejandro Zaera Polo，普林建院前院长

非常高兴回到雪城大学来，我这次分享的内容与上次不同，主要是基于我早已完成的一本书的内容。

我为这本书工作十年了，它早应该出版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被推迟。今天因为内容很多，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得很快。不过能不能讲完并不是那么重要，我只是想将这个议题提出来以引发更多讨论。作为一个理论家，我一直喜欢做的就是用辩论的方式去接近理论——我不喜作出单方面的评论或评价，我觉得让我的提案去引发讨论才是对理论真正的实践。

我想先交代一下我个人对于外壳的兴趣是怎么来的。这张幻灯片是我二十五年前拿来做开场的，讨论的是一个 “无边界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对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移动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有了它们才会有世界，而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越来越无边界的世界。在这张幻灯片里，交通、交流、科技的图像在一边，代表了我们为了移动我们自己和物品，为了交流而不断增长的“空间移动”能力。另一边是信用的机制；这些机制让我们能够获得时间上的自由，在时间中置换转移，这是“时间移动”的能力。将无边界和移动作为背景，那时的我非常痴迷以这两者为基础来产生一种全新的建筑形式。

可是随着时间飞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机制如何成为了摧毁城市的元凶，我们看到了在911事件之后，信用系统的崩塌。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机制不仅没有实现我们让边界消失、让物品可以自由的移动的愿景，边界反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恶劣和强大了。

从这时候我就开始想也许我们不应该再玩“消解，融化，没有边界”这种概念了。思考局限，思考边界，而不是忽视边界去构想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更加要紧的事情。

很多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突然开始注意到我们在走向灾难，比如气候变化。这更让我坚信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边界——比如那些分割环境的边界，阻隔热量和气流的边界。

1

A MATERI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SURFACES

材料的历史与建筑外壳的理论

我的理论就由此开始：平面和截面图一直都是建筑师用来创造空间的主要机制，但它们在面对建筑外壳的设计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由此我有了“外壳的政治”这个概念，利用它我试图用建筑的形状和比例去进行建筑分类。由此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与城市产生关系的形式。这时是2007年。

时间继续往前到了2014年，因为一直在做立面相关的东西，我受邀去参加fundamentals建筑双年展去做一个立面，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完成了我的这个计划的主体部分。库哈斯想让这个双年展有市集的感觉，让人能够透过建筑的部件去观察一栋建筑。根据这个概念，我从审视材料开始我的工作。

我拿到了这些资料，这里左边是一个立面的原样大小的实物样品，右边是那栋楼的照片。让我震惊的是当你看到它们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立面的实物模型比那栋楼要精密得多。那栋楼看上去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但当你走近了看那个实物模型又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可以成为双年展中一个有趣的提案，来引起“微观视角下的建筑”的讨论。

我们关于建筑的思维被训练的如此抽象的。 西格拉姆大厦的立面绘成立面图其实就是一堆线，但是里面的每一条线其实都充满了细节，是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当你靠近细看的时候，会有种想搞懂的欲望。大家自己设计和讨论的时候都看过这些节点图吧？但我还是没法完全搞懂它们。我们用这些非常细致，复杂的东西去构建我们的立面，却对它们的工作方式不甚了解。但这些微小的结构正是我们处理空气、能量、水这类要素的场所，而这些要素正是我们在关于所谓的“人类世”的政治讨论中成天讨论的东西。所以最终我的研究从一个大的尺度，从思考外壳比例、几何关系的方式中进化出来，变成了去试图找到一种能将我们建筑学和那些浮现的政治议题相连接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像我们这个学科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将这些微结构视作互相独立的物件。

我们就好像是在做古生物研究一样，研究这些立面，外壳中的微结构、微截面。它们的地位日渐重要，但却是在建筑学当中长期缺乏理论。为了去研究分类它们的方法，去理解它们，我想到了生态学，把它们看作是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物种。就像居维叶、圣伊莱尔和达尔文那样地去观察它们。我发现了丹尼尔・丹奈特（Daniel Dennett）说过这样的话：“宣称‘真相不存在，有的只是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学派虽然已经在荒谬中穷途末路了，但它却在身后留下了整整一代的被不相信真相、不尊重证据给剥夺了能力的人文学者。在他们所进行的对话中，没有人是错的，也没有什么是能被确认的，所有的事情都只是被他们断言着，以一种他们所拼凑出的风格。”

所以从一开始，甚至是该用何种方法都还不明确的时候，我就想将建筑外壳研究和“表现（representation）”——这个着实肤浅的领域——分开，转用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技术去研究。我们用以揭示这个真相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历史，去看这些“物种”是如何形成的。

这是我们为双年展所做的一张图表，在里面我们找了12个“物种”——这段历史其实不是很长，因为外壳的问题到了十九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在这张图里我们标注出了它们的发展，衰落和灭亡。有些时候它们会“灭绝“，但是有些又会复兴。其中你可以看到它们遭遇各种事件，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二战的结束，这些事件又会改变它们。我们特别展现的是这些”物种“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是如何进化的。我们把这些“物种”称为立面组合（façade assemblage）来描述这些材料，比如砖、钢、玻璃，经过结构的设计和组装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本属性的材料。我们将这种组合作为单位集合来看它们是如何在20世纪的时间中进化的。不过这是张老图，现在已经不是12种组合了。

所以整本书就是去尝试分析外壳的“物种”和“生态”，试图通过四个基本的视角去描述它们。

第一个是功能（Func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这些外壳有什么用”，比如控制透明度，控制人的进出、防水、采光、通风，最终还有经济性。

第二个视角是看它们的组成元素（Elemental: Components）。就像圣伊莱尔和居维叶通过观察鸟的脚给鸟分门别类，我们提取出了外壳的三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幕墙框架*，接缝和膜（mullions，joints，membranes ），然后试图去追溯这些元素，或者说是说法（narratives）的历史——这个研究计划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很文字性的，而且我也并不是想把它做成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研究，我只是在抛出议题。与其说去发掘事情的本质，我想做的只是为这三个元素分别提出一些说法，或者是微说法而已（micronarratives），我想去讲述这些元素的进化故事。

* Mullion的意思是窗户的竖框，在幕墙中则指的是玻璃幕墙中支撑玻璃的竖向构件。这里Alejandro泛指幕墙中包括竖向横向的所有框架，所以翻译成“幕墙框架”。

第三个视角是组织（Organizational: Assembly Types）：外壳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关于现代的外壳我们总结出两点：分板和分层（Panelization and layering）。这两种组织的方式给予这些外壳“生物”我们能看到的一致性。最后一种视角——其实我们最初是从最后的这种视角出发的——是类型学（Typological: Assemblages）的视角。这与前面三种视角都不一样，它们都是横向跨越所有“物种”的，而在最后的一个视角中，我们基于前面的特性将物种分为九个门类。

所以为了向你们介绍我们所做的工作——又因为这本书里的图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会挑一些过一下，我希望你们能看到我们是怎样尝试着去将这些“物种”、元素、系统、或者是性能纳入一个生态系统中并找到它们相对应的位置。最终，这个生态系统将它们和建筑领域之外的东西联系起来：将他们与政治现实，政治事件，技术发现等等——在其中还能看到来自其他领域的技术转化——联系起来。 把其中一种立面的做法单独拎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它们放入这个生态圈中我们才能去解释，去概念化它们。你无法说出哪种“物种”在生态圈里占主导地位，因为每一个被我们放在书里的例子所代表的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博弈与实验。但这种博弈与实践放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强调在设计中减小风险。

2

FUNCTIONAL：THE TELEOLOGY OF THE ENVELOPE

功能：外壳的目的论

Transparency：The Material Tempering of a Modern Ideology

所以就让我从功能分析开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会在这里考察透明性，保温性，气密性，防水性和经济性；这是功能的五要素。就像动物的物种一样，这些外壳的“物种”也是与它们的环境和生态圈紧密相关的。所以引入自然光的需求才会最先出现在北欧，比如荷兰，的大城市里，因为那里的人们想要尽可能多地引入自然光。在英格兰，人们对于技术的兴趣集中在了玻璃制造业上。

玻璃作为一种材料明显与建筑的透明性相关：了解生产大块的平直玻璃的技术不断进化的过程，对于了解建筑外壳的透明性的进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张图试图说明你在什么时期可以得到多大尺寸的玻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现在可以制造十八米长三米宽的玻璃了。这在我刚刚幻灯片里展示的那些建筑的时期可是不可能的。

虽然无法得到那么大的玻璃，但是那时候的人们还是渴望透明性，比如你可以看到城市中的商业建筑追求更透明的立面来展示更多的商品。还有非常密集的工业建筑，第二张图是圣路易斯的工厂，它们代表了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现并且在往后世纪中持续进化的建筑技术。

上：十九世纪末的芝加哥建筑，下：二十世纪初的芝加哥建筑

这些立面其实都在讲故事。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芝加哥城市中出现了立面上有着大量玻璃的建筑。但是这股潮流却在20世纪初突然被反转了。这是为什么呢？

吉迪恩*会说这是因为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提出了回归古典主义风格的倡议，所以新建筑会有这种新古典的、更加封闭的造型。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二十世纪著名建筑理论家，著有名作《空间•时间•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但如果你看霍拉伯德*——也就是芝加哥这些建筑物的设计师——的说法，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看法：变化的发生是由于电力价格的下降和玻璃价格的上升；而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作为第一个完全由电力照明的世界博览会，正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这是因为之前所有的玻璃制造商都集中在匹兹堡的产油区，便捷的资源给了玻璃低廉的价格。但之后油田逐渐枯竭导致玻璃价格上涨，而且低廉的电力价格使得日光照明不再重要。正因如此，信托大楼（Reliance Building）*之后，建筑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了。

*威廉姆斯・霍拉伯德（William Holabird）1854-1923，芝加哥学派重要的建筑师，早期摩天大楼的重要设计者

*前图，上排中间。第一栋大面积采用玻璃的高层建筑。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对于建筑的“生态”的解读远比吉迪恩做的那些传统的历史分析有意思。吉迪恩的分析局限在建筑学内部，他将建筑当作一个在内部自我循环的系统，继而排除了所有外部的那些“生态”。有了这个视角之后你就能察觉这些不断发生的事件。

这是20世纪能源价格的曲线，曲线上的每一个峰值或者低谷都会立刻对建筑的设计，和建筑师探索的方向产生可见的影响。这种视角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60年代浮法玻璃*生产工艺的发明对于我们能够达到的透明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张幻灯片中，不同的玻璃技术造就了建筑不同的设计和建造的方式。从左边，利华大厦（Lever House）使用的是单层平板玻璃；可口可乐大厦的出现紧接着浮法玻璃的发明，更加的透明，但是它没法染色；在接下来镜面玻璃出现了，因为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大涨，空调变得昂贵，我们必须要隔绝日光暴晒带来的热度，所以出现了镜面玻璃，给了建筑这种反射表面；然后到了现在，菲利普・约翰逊的PPG广场使用了溅射镀膜玻璃（sputter coating），这种新技术能让玻璃能像镜面玻璃一样过滤光线，又能更透明。因为有了这个技术我们才能看到现在的很多尝试。

*浮法玻璃的方法是将玻璃熔液倒进一缸熔解的锡内，玻璃浮上锡面后自然形成两边平滑的表面，慢慢冷却及成长带状离开锡缸。之后经过火打磨便成为接近完全平的玻璃。

Watertightness：From the Roof to the Wall

防水性是另外一种性能，不过我这里就快速的过一下：防水性是建筑首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章所讲的故事里，在传统的建筑里，所有的那些防水的技术都是用在屋顶上的，而立面则是从来都不是那么防水的，它们是会“呼吸”的。但是在20世纪里，所有的这些技术都从屋顶往下走了，将我们的立面墙壁也裹得严严实实的——这一章主要就是在讲这个。

气密性是另一个很有趣的性能，同样出现于19世纪的末期。它的出现来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爆发代表着由人口聚集带来的传染病也成为了一个问题。还有，20世纪初诞生了化学武器成为了人们心头忧患，并且将在此后的整个世纪当中都将持续地影响建筑设计。当然，同一时间，空调诞生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你不再想要呼吸外面的空气了，你想要处理过的空气。而为了处理空气，你就必须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密封起来，关进一个密闭的泡泡里。对于气密性的追求也成为了20世纪初期外壳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一个例子就是拉金大楼*（Larkin Building），在这里建筑突然就变得完全不能呼吸了，它有了这一整套的人工通风系统来帮助它呼吸。通风系统甚至还被涂上了特别的涂料以保证完全密封，所有的窗户也都被锁上了。

*拉金肥皂公司管理大楼，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设计，位于纽约州布法罗。1906年建成，1950年拆除

太空竞赛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图像，将这种“泡泡生活”渲染得很吸引人。（7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的泡泡孩子）同时雾霾不断的出现，催生了人们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各种技术——比如硅——来达到气密性的尝试。还有HomeWrap（房屋隔离材料的一个品牌），最终成为了我们现在解决气密性的方法。

于是建筑物变得非常的密闭，导致在70年代能源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关闭原先的空调系统，结果里面的人都得病了。这就是著名的“病态建筑综合症”。从某些角度，这已经是把建筑变成一个封闭泡泡的这种建筑科技的彻底失败，但与空气相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还是层出不穷：沙林毒气事件、传染病、还有空气污染。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而这可能又会催生新的外壳。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被动式节能屋技术（passive house）：将整个建筑密封起来，在墙壁里填上保温材料，然后把整个换气的过程都交给机械来节约资源。这可以看作这整个世纪基于气密性发展的技术路线的最新体现。

Insulation：The Rise of the Cellular

接下来的一个性能就是保温性。有趣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很少的房子是添加了保温材料的。它们的“空调”就是在室内支一个壁炉生火。直到十九世纪末矿物棉的偶然发现才让人们发现还有这样能够阻挡热量穿墙且能持久的材料。

这之后保温材料的生意才逐渐出现，特别是29年大萧条的时候，能源变得异常昂贵。岩棉行业乘势大为发展，根本供不应求。此后保温材料顺势发展，甚至产生了主要围绕着保温材料的外壳和建筑。

这张幻灯片来自1950年的《建筑论坛（Architecture Forum）》杂志，这一期主要讲的是幕墙结构——其实也就是波浪钢板包裹保温材料。在这里立面的主要作用就变成了将内与外隔离开来，阻隔内外间能量的流动。对更多的保温材料的需求催生了合成保温材料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保温材料的价格。而很多材料我们持续使用至今——我们现在房屋保温材料的一大部分甚至是50年代发明的。

石棉值得单独一说。在5、60年代石棉可是一种魔法材料，因为它能够保温、适应性强、持久还便宜。但突然地，人们发现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一种材料。作为一个外壳“物种” 它必须要能与人类共生，如果它不能做到，那这个“物种”就只能灭亡了。

所以你看到73年的石油危机和29年的大萧条一样都是推力，有些“物种”就因为它们的保温能力突然一跃到了生态圈的上层。这种变化往往能产生非常戏剧性和独特的故事。比如幻灯片里的这个外墙一体保温系统（EIFS, exterior insulation finishing system）是用特殊的砂浆将泡沫固定在那里的做法。这种材料50年代就在德国被发明出来了，但是一直没获得成功。

直到出口到美国，并在这里申请了专利，突然有一天它能在美国的所有商业建筑市场中占到15%。真是很有意思一点，因为这些用了这种EIFS技术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彩色卡纸做的。这种材料非常还非常适合塑性来制造这种东西——这是在拉斯维加斯。

也有建筑将这种便宜、商业化的材料用出高级感。波特兰大厦*（Portland Building）就是一个例子。

*波特兰大厦，迈克.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设计，1982年建成，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物，从而发现了我们不曾注意的英雄和恶人们。虽然在建筑领域里默默无闻，我却认为他/她们比密斯・凡・德罗还要重要；比如对于迈克尔·格雷夫斯*那覆盖着EIFS的波特兰大厦嗤之以鼻的彼得罗.贝鲁奇*（幻灯片中右侧的那位），他是第一个设计了幕墙的人。

*迈克.格雷夫斯，1934-2015，美国建筑师，纽约五人组之一。

*彼得罗.贝鲁奇（Pietro Belluschi），1899-1994，意大利建筑师，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国，国际主义风格的重要设计师。

不过无论如何，EIFS还是使得这种建筑成为了可能，而这些建筑也最终在建筑史中得到一席之地。是的，也许这些建筑师的理论和著作才造就了后现代主义，但是没有这些廉价的外形保温一体化的材料他们也无法以合适的成本造出这样的建筑。

这是个材料失败了的例子，在这里彼得·埃森曼在他辛辛那提的建筑上用了EIFS材料。但是这不能怪埃森曼，这是EIFS固有的问题：只要你把保温层放在外面，你就没办法避免内部结露的问题*，而水会从内部腐蚀材料。对于使用EIFS的建筑有大量的法律诉讼，而且立面很多的立面都必须被重建。

*因为温差会导致冷凝水，夏天时因为保温层在墙体外侧，保温层两侧会有温差，冷凝水会出现温度较低的墙内侧，原理和汽车玻璃起雾相同。

说到这个，现在如何去重新更新保温材料也成为了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很有信心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会成为诞生一种新风格的契机。打个比方，传统的结构会有这种非常厚重的保温层和大量的塑料型材。这种因为保温要求所造成的“肥胖”是我们必须深思熟虑的。我不相信建筑师只应该就学学历史，然后就去做后现代的设计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审美超向了尽可能薄的立面和构件。我们的教育来自于那群50年代的、不用考虑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老人们，但现在这些问题明显是不可能忽略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修改我们对于这些外壳 “肥胖”的评价了。

还有一个性能表现是经济性，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比如建筑物的进深，重量，材料的运输等等。我们就直接进入下一个部分。

3

ELEMENTAL:MICROEVOLUTIONS OF THE ENVOLOPE

要素：外壳的微进化

Mullions：The Rarefaction of the Envelope

幕墙框架（mullions）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今天对于幕墙框架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它完全可能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这张图来自于我们的研究。我们标注出幕墙框架中各部分的功用和位置，并像生物学家通过鸟脚的特征给鸟分类一样，我们通过这些功用和位置——比如玻璃是在幕墙框架的内侧还是外侧——给不同的幕墙框架分类。这样我们获得了很多有趣的信息，比如以前幕墙框架常常是在玻璃的外侧的，比如像密斯设计的房子，但现在这却很少见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建筑师突然觉得突出在外的幕墙框架丑了，而是和环境与能源状况与建筑建造中的观念的变化导致的。幕墙框架作为一种建筑的部分是反构造的。

如果说高端的建筑学（Architecture with the capital A; 开头大写的建筑学）是关于砌筑的、非常清晰理性，那么幕墙框架的存在使得墙面仿佛变成了一种带图案的织物——不过是一系列随意交织的元素，其中一些元素提供支撑，另一些填补墙面上的空洞。所以框架结构的使用开始就并非正道，而是从那些用以娱乐的、展示殖民地搜刮来的奇珍异植的温室开始的。

这种结构利用挤压成型的铁构件通过摩擦力来固定玻璃，虽然其中现代幕墙框架中的各种部件都已经诞生，但它们的形态都还是非常粗糙。这一时期的许多新生事物——车站，市场，工厂——对于大空间的需求推动了这一技术的发展。因为并非传统建筑类型，所以很多这一技术背后的人物，比如设计了水晶宫的帕克斯顿*并不是传统的建筑师，而是园艺师。而当时都市中心的商店的发展也使得幕墙框架的形态越来越精致和漂亮。

*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3-1865，英国园艺师。

幕墙技术发源于建筑之外的领域，并且逐渐进入到建筑的实践当中，而在此之后，建筑师才姗姗来迟并想要试图将幕墙理论化——格罗皮乌斯和吉迪恩凑到一起并告诉每个人他们是幕墙的发明者，他们才是带有大玻璃的房子的创始人。直到此时建筑师才意识到有这么一系列的技术，然后才有了包豪斯。

但是此时的幕墙框架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工业产品，直到二战结束下一次的幕墙框架革新才会发生。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大量原本生产铝制飞机座舱的军工厂产能过剩了，大量的铝没有地方去。最终他们把注意力从武器的生产转到了建筑上。因为这些铝原本是生产飞机的，技术的精度非常高，这次转向也使得建筑物的精度急速上升，误差的范围缩小了十倍。

比如这张照片里的公正大厦（Equitable Building）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彼得罗.贝鲁奇设计的。它是第一栋真正的现代玻璃幕墙大楼，第一次采用了铝作为幕墙材料。它非常超前，你可以看到它有双层玻璃，它还有地热和热泵，是那个时代的工程奇迹。我认为贝鲁奇比密斯更重要就是因为正是他，看到了铝厂低价抛售高精度的铝材料，想到了可以把铝用在玻璃幕墙上。

不过有趣的是贝鲁奇去当了MIT的院长，就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SOM。SOM拿到玻璃幕墙这个点子之后做了利华大厦，但利华大厦却是一个倒退，放弃了铝而用了钢，而且用回了单层玻璃。

这一系列的建筑——公正大厦、利华大厦还有联合国大厦为建筑打开了一个新的范式，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玻璃幕墙的玻璃都是用油灰固定的，但油灰会随着时间脆化需要被替换，不然就会漏水。事实上建成不久之后利华大厦和联合国大厦的立面都需要被完全的更换，因为他们到处都在漏水——高层建筑和温室不一样，高处的风压会把水压进任何小的缝隙里。所以人们不得不借用别的领域里已经出现的橡胶垫圈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幕墙中才出现了密封垫圈。

但马上下一个问题出现了：铝是一种导热性非常好的材料，比钢还容易导热。如果你看公平大厦的节点你就会发现，即使贝鲁奇试图用双层玻璃保温，但是内外联通的铝构件很快就让热量从这里逃出去了，造成了一个冷桥。

所以如何将这冷桥断开成为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在去看我们刚刚看过的幕墙框架节点，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非金属的构件都是在为了不让热量通过金属构件直接传到到另外一边，而这些构件无疑又增加了幕墙框架的复杂程度。

而最后一个为幕墙框架增添复杂程度的部件可能就是那些用以平衡压力的部件了，也就是雨幕（rain screen）。这些部件内部设计有空腔来平衡压力，防止高空的风压将水滴挤压进裂缝从而保护建筑立面。

因为充满了这样空腔，所以现代立面的截面才会如此复杂和怪异。

Joints：Subject to Movement

幕墙框架之后是接缝（joints），接缝是为了让建筑的各个部分能够移动，在变形、沉降等情况下不至于损坏。

Membrances：Performance without Form

然后还有膜，比如Tyvek*——Tyvek 70年代还不存在，但现在每一个住宅建筑都会使用这种能透气的外墙保护膜，所以这后面一定有一段特别的发展史，但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Tyvek，中译名为“特卫强”，是美国杜邦公司于1955年开始研发的一种烯烃材料，质轻、强韧，常作为防水透汽材料用于建筑外墙。

4

ORGANIZATIONAL:THE ENVOLOPE’S COMPOSITION PLANS

组织：外壳的成分

Panelized：Embodied Labor

我在这里进入“组织”的部分。之前说过的，从组织去看外壳的构造模式有两条线索，其中第一条就是将立面分块使之适应预制装配的趋势。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最轻薄的幕墙结构，沙里宁设计的IBM研究中心。

Layered：A Vertical Geology of Hidden Tectonics

另一条线索就是现代建筑立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层次：有保温层、防水层、防水汽层，这个层那个层的来保护内部的结构不受腐蚀，此外还有雨幕来平衡气压防止雨水渗透。所以传统建筑的砌筑的系统到了今天已经被隐藏在表面下的一层又一层叠加的带有不同功能的材料取代了。

幻灯片里是模弗西斯*事务所的作品。它与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不一样。在毕尔巴鄂那里，盖里的想法还是把雨幕假装成一个整体，隐藏那些用来让空气流过从而平衡气压的孔隙。但是这里模弗西斯所做的是利用雨幕的洞隙，把建筑立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结构表现出来，去发掘其中视觉和美学的可能性。

*Morphosis建筑事务所，由建筑师汤姆·梅恩主持。

5

TYPOLOGICAL:THE SPECIATION OF THE ENVOLOPE

类型学：外壳的物种进化

The Modern Facade Currency. Curtain Walls

到了四个视角中的最后一个：将前面所有的要素囊括进来对外壳做类型学的分类。我这里不打算展开了，就简单地过一遍。第一个类型是玻璃幕墙。玻璃幕墙不单是让一座建筑透明那么简单，作为工业化的产品让整个城市都能轻易变得透明，这与工业化一道赋予了玻璃幕墙某种“民主”的含义。所以玻璃幕墙不光是一个建筑的功能部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了现代民主和工业、政治透明的的象征。

很有意思的是查尔斯·拉克曼（Charles Luckman）——造就了利华大厦的这位利华公司CEO他自己就是一名建筑师。他抱着对于未来的愿景，决定在战后一片颓势的纽约建一栋现代化的公司总部。抱着这种乐观愿景，在利华大厦之后出现了一批之后不断被重复的现代主义玻璃幕墙建筑的原型，例如百事可乐总部，西格拉姆大厦。

不过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西格拉姆大厦的薄薄的保温措施，还有直接连接的金属件造成的冷桥。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是问题，比如拉克曼就信誓旦旦地向所有人保证，随着核能的发展，未来会有无限量的能源，能源几乎会是免费的——所以密斯才会在西格拉姆的立面竖框上设计突出来的钢结构，且花尽心思去表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考虑如何为立面做保温。

但能源危机来了，这种类型的建筑出现了。幕墙框架从玻璃的外侧撤退到了内侧；这一种工业技术、标准精确和透明性的象征最终在七十年代从建筑的立面上消失了，在反光玻璃的后面默默承担着尽可能隔热的职责。

贝聿铭的汉考克大厦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但它也是幕墙进化史中重要的一个节点。出于节能需求，汉考克大厦引入了双层玻璃，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却带来了大问题。

整片的玻璃碎落，整个外立面全部需要替换，以至它获得了一个外号——胶合板大厦（Plywood Palace）。如此严重的失误让人们有足足十年都不敢使用双层玻璃，幕墙又倒退到了单层玻璃的时代。

Precast Concrete.  Sin and Redemption

接下来是预制混凝土。如果说预制混凝土要有个标题的话，我一定会选择《罪与救赎》，因为在它的历史中，预制混凝土就是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移动：一端是艺术的表现力，比如艾莉诺·寇迪*（Eleanor Coade）的作品——她是第一个有目的地利用预制混凝土的人；而另一端则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艾莉诺·寇迪，1733-1821，英国女企业家，发明了名为寇迪石的人造石，并经营使用寇迪石生产新古典主义雕像和装饰的生产厂。

Screens. The Making of the Mask

接下来的一个分类是围屏（screens），之前提过的雨幕就是这类，用于平衡立面上的压力。从挪威的农场小屋上的一种技术逐渐进化成了我们如今看到幕墙竖框中的雨幕结构，建筑师也开始将其作为一种当代建筑立面分层化的表现给强调出来——有时候甚至不只是强调。盖里的这个建筑就是，雨幕就好像突然得了失心风开始群魔乱舞，演变出了整个建筑。

The All-glass Envelope. Total Vision

第四个全玻璃外壳——如何尽可能减少玻璃的框甚至让它完全消失。这一开始可能是为了更大的商店橱窗，但逐渐这个潮流被浮法玻璃和工业硅胶技术的发展越推越大。

Double Glazing. Climate Incorporated

下一个是双层玻璃立面。双层立面能将气候有效的利用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谱系上可以追溯到kastenfenster（箱式窗）。比如第二张图里是17世纪西班牙北部的建筑，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理解了温室效应，并利用两层立面之间的空间接受和储存太阳能了。

玻璃在苏联被当作一种革命的象征，但是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冷，所以他们也都采用了双层玻璃。

柯布西耶对于双层玻璃也很感兴趣，他甚至设计了一种双层的墙体，将热空气泵进立面的空隙建筑就不需要额外的供暖了。当然他失败的非常彻底——他在苏联的尝试失败了，他又试图在巴黎救世军大楼安装这种系统，却因为工程缩水只建设了一层，导致整个建筑热得就像一个大火炉。讽刺的是，好在几年后建筑物因为轰炸受到了损伤，他得以有机会重新设计立面——当然这个时候他就彻底的放弃了他双层幕墙的想法了。

到了60年代，嬉皮士运动又兴起了利用阳光的潮流。

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但8、90年代双层幕墙这种技术在欧洲的兴盛与当时的政治情况是分不开的：当时的进步政府关注环境问题，同时又希望人们能够有机会去推开窗户，但单层玻璃幕墙要通过内外隔绝保温节能的，所以它是封死的。因此想要同时满足两者的想法就带火了双层幕墙技术。比如在德国就有一段时期，因为出台了公司的雇员对于所在的建筑也有决定权的法律，一夜之间所有的公司都开始建造这种非常昂贵的，带可调节百叶的双层幕墙系统。

Tensile Envelopes. From Precarious to Spectacular

Media Facades. From Message to Atmosphere

弹性外壳，这个我只能先跳过了。媒体外壳，在这一节中你可以看到它是怎么从传达一种信息的工具，随着LED技术的发展变成一种氛围的——比如《银翼杀手》里面的那些建筑的立面。有趣的是第一部《银翼杀手》和最初的LED产品正好是同一年诞生的，所以你看到那里面的那些立面都还不是用LED，而是用电视显示屏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