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珉：摘下有色眼镜_风闻

德国外长马斯9日在柏林会见“港独”分子黄之锋。黄是一名被美国人收买和控制的分离主义者；他涉嫌组织、煽惑他人参与、本人明知故犯并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刑事罪行，迄今仍在保释候审中。与德国右翼政客和舆论相呼应，马斯此举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有三点启示：一，    在“颜色革命”问题，德国外长与美国站在同一阵营。当前发生在香港的动乱有复杂的背景：当地有结构性的政治经济矛盾。美国反华势力牵制中国崛起，不仅仅发动贸易战，还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分离主义活动。美国政客和官员公开鼓励和支持“港独”分子非法暴动，称那是为港人争取民主的“和平集会”。并通过暴徒挑衅警察，迫使警方使用武力，西方媒体再拍摄群眾被打压画面，广为宣传，属于典型的“颜色革命”手段。台湾民进党曾数度利用具分离主义色彩的群体事件在岛内为其“台独”政治目的服务。由于民进党目前在台湾“执政”，岛内发生非法群体事件会帮民进党的倒忙；因而煽动“港独”暴动、也深度介入“港独”的文宣，来拉高民进党在台湾明年的选情。美国软硬兼施企图与盟国在经贸问题上共同对付中国。德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却出于本国经济利益考量，没有也不可能在贸易战中与美国站在一起。但作为获得美国安全保护的对价，它们必须诸如在香港等地的“颜色革命”问题上与美国口径保持一致，尽管那选边站并不一定符合它们的本国政治利益，但它们还是需要那样做。黄之锋这一次到德国和美国“陈情”，要求相关国家支持“反修例”和制裁特区等也是“颜色革命”的另一个手段。德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德国外长会见黄之锋却显示德方愿意积极配合美国这一方面的工作。二，    意识形态考量。东欧等国政治制度经历过柏林围墙倒塌、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沿革，它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国两制”有偏见。由于认知局限性，德国等欧洲国家在香港动乱问题上较容易被美国拉拢。记得在1997年，一名在香港生活的东欧人接受传媒采访，称他的国家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了，而香港主权回归祖国则是“逆向”的，认为那是一件新鲜事。在过去22年，香港居民享有的表达自由却让许多西方人大跌眼镜。如黄之锋就是被特区法院获准保释，去欧美再次“唱衰”香港的；尽管那些“港独”非法活动最终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不久前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19年度报告》，也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事实显示，香港经济自由度也同样得到保障；那些都反映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几年前，我在英国某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上遇到一名来自东欧国家的学者，他曾在中国渡过了几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我问他如何比较中国现在和他们国家从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他的国家从前的制度是二次大战后由前苏联强行植入的，而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实践他们的治国理念，两国情况根本就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忧劣需要通过实践考验；今天中国的自信是正由于国力提升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是正面的术语。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一些西方游客对香港暴动作出评价，回答往往是理解示威者的政治诉求，但不认同他们的行为。香港的一些暴徒打砸地铁站、堵塞机场、殴打不同意见者；应该说那些暴徒根本就不是追求民主的人，激进分离主义行径甚至还有恐怖主义的色彩。中国不希望与西方打冷战；中欧经贸和文化关系也都在发展。黄之锋在德国说“香港就是新的柏林”显示他配合主子，企图把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冷战的前沿，是一个汉奸的妄想。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尽管当前正处多事之秋，香港却是不会倒下的。三，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既存在种族偏见，也有自卑感。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待香港暴乱的态度与西方有明显的区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欺负和奴役的共同经历，它们对西方人打着文明、人权旗号的侵略言行并不受用。德国的一些右翼人士在涉港问题上说三道四，也反映在他们脑子里仍残留着西方文明优越感，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先进的，中国人管理不好香港。而面对有数千年延续文明的中华民族、14亿人口统一的中国，他们也不时会流露出自卑感，抱怨为什么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统一，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不会分裂。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欧洲则是欧洲人民的。中国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难以想象协助美国在香港搞“颜色革命”能给德国带来什么好处。反之，双方应根据共同利益，发展双方经贸和文化的联系，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