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的东北抗日斗争：伪满洲遍地烽烟，关东军如坐针毡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1932年春天，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边门乡大东村，22岁的青年阎生堂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妻子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凤城，杀人放火，坏事做尽！我要出去抗日报仇。”眼看丈夫如此坚决，妻子只能点了点头：“你抗日我支持！”随后，阎生堂投入东北民众自卫军第35路军，从士兵干起，仅仅一年后他便被辽宁民众自卫军第6陆军李春润提拔为独立团长，由于作战勇敢，善用计谋，阎生堂的部队被中日双方称为“阎团”。

1935年12月，阎生堂成为中国少年铁血军第1路军指挥。1936年2月阎生堂在通化与杨靖宇会面。1937年1月30日，在战斗中阎生堂被击中腿部，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寇，他选择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牺牲时年仅27岁。

抗战热情普遍高涨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关外的社会各阶层心理状态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冲击。

从9月18日开始，由于东北军缺乏准备，上层普遍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日本军迅速占领沈阳，仅仅几个月时间，就侵占了东北全境。

马占山骑马戎装照。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日本陆军在东北的疯狂，刺激了日本海军。1932年1月28日，日本的上海特别陆战队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虽然中国十九路军和第5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苦战一月，最终中国只能与日本签订城下之盟。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悲剧，让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受到了极大地刺激。1932年1月，吴晗在给胡适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时候，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东北军政当局中部分民族败类，例如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选择屈膝投降做汉奸。

1931年11月，沈阳新民高台子附近，被日军俘虏的马占山部下将士

但是，另外一部分具有爱国热情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例如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将军、依兰镇守使李杜、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利用掌握的军警部队，奋起抗战。半年光景，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东北的民众，无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城市市民甚至是侨民，都开始纷纷发挥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这些民众力量，让关东军始料未及，他们原以为只要打垮了东北军，东北就将成为他们梦想中的“满洲国”，可实在想不到中国人民如此不屈不挠。虽然这些民众武装力量不很强，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让日军实在头大，一次次的“围剿”消耗了关东军有限的资源。

国民政府不敢公开同日本侵略者宣战，也丧失了东北沦陷区的民心士气。但是，一股自发的抗日洪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东北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发展成为一股让日寇如坐针毡的力量。

工人阶级模范带头

在中共发出倡议前后，最早被日军占领的沈阳等地的中国工人、学生和市民已经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和反抗。例如日军在占领奉天兵工厂后，从厂内夺走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物资，并且妄图马上利用其为侵略战争生产武器弹药。但是兵工厂的工人却大批辞工，而且据统计辞工的3万多工人中有相当数量投入了辽西义勇军中。

1931年9月23日，日军侵占长春，长春铁路工人将300多节车皮疏散转移，又忍痛对多处铁路枢纽和道轨进行了破坏。这一行动是日军放弃凭借中东路快速冲向哈尔滨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11月马占山、谢柯指挥爱国官兵在嫩江桥一线阻击日军，著名的江桥抗战爆发。为了支援江桥抗战，铁路工人组织夜间列车，保证弹药和物资通过铁路源源不断运往江桥。时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的王化一后来回忆：“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

东北的另一座大城市哈尔滨在9月26日中秋节夜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侵略大示威。这次示威是由中共北满地委牵头组织的。由于张景惠派出军警封锁正阳大街等要道，示威群众还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在反侵略大示威教育下，哈尔滨各界反日热情高涨，几个月之后当日军夺占哈尔滨时，全市举行罢工，电车等交通遭到全面瘫痪。1932年3月9日，在伪满“执政”溥仪举行就职仪式当日，哈尔滨的工人和学生对全市庆祝溥仪上台的标语和宣传品破坏殆尽，反日标语出现在大街小巷。

东北抗战中的红枪会

与产业工人相比，东北农村的抗日活动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具有原始平等色彩的会道门组织在其中起到了相当特殊的作用。1932年东北义勇军在北平设立后援会，后援会诸多任务中“争取大刀会、红枪会”是相当重要的一条。

东北的大刀会、红枪会最早是在1927年出现在辽宁鸭绿江的临江、通化等地。最初是乡绅为了保境安民、剿匪自卫，从山东等地聘请大刀会教师。1928年1月，大刀会发动起义，并攻陷通化县城，随即遭到奉系军阀的全力绞杀，转入地下。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决定改变以往压制大刀会的政策，专门聘请红枪会总教师王凤阁（王鸣阁）担任辽东民众自卫军副司令，并从河南聘请三百名红枪会教师进入东北。据统计，在东北义勇军中有大批红枪会众，例如李杜部有1/10左右是红枪会众。

当然与关内红枪会相比，抗日的东北红枪会也吸收了大批产业工人。同时为了防止日伪特务混入红枪会，当时抗日的红枪会对入会者身份和家庭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并要求可靠的引荐人。例如山东鲁姓红枪会法师，在本溪、抚顺和鞍山大批吸收不愿意在日伪企业工作的矿工和伐木工人，这些工人抗日意志坚决，成为南满地区红枪会的主力。

当然，由于红枪会立足于封建会道门，总体上是隶属于个人的封建民团。同时红枪会的法师普遍缺乏军事知识，会众迷信“请法神到，自会武枪”。因此虽然对农村百姓具有相当大的动员能力，但实际作战能力极为低下。除了少数与抗联结合比较好的队伍外，大部很快溃散。

东北抗联与红枪会的联合，是从1932年开始的。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之一，名将李红光指挥的磐石游击队，就曾多次与红枪会合作，对日军发起突袭。而另一位活跃在南满地区的著名红枪会黎法师，在遭到日军围剿后，退入吉林东山与杨靖宇部汇合。活动在宝清、姚密的郁法师还曾与悍匪谢文东部发生火并，后被抗联第3军赵尚志改编。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多年后回忆，当时红枪会中既有抗日志士，也有奸细，例如“王大法师、张大法师，就是奸细，但还有个正气凛然杜大法师，揭发王大师等人的阴谋；所有红枪会群众，本是爱国的农民，划归杜大法师领导，装备给养照发”。

革命学生文武双全

与工人和农民相比，东北学生由于教育水平较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即承担了宣传鼓动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抗战。九一八事变之后，大批东北学生投入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例如东北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学生领袖宋黎1932年底与车向沈等同车返回东北，在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任职，亲历了秀水河子伏击战。第二年又参与组织中华抗日铁血军团。

考虑到东北军和当时活跃在东北的义勇军成分复杂，许多部队有着极为严重的军阀甚至土匪习气，缺乏对民众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中共有意识地选派大批革命学生进入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在接受军事训练之后，担任基层军官。张学良后来也将一大批曾参与了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学生召入东北军学兵队。这些革命学生的加入，使得抗日义勇军等部队的政治面貌和行事风格得到很大改观。

除了直接参战外，还有一大批东北籍学生加入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利用自己的知识、口才宣传抗战。这些学生被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诬为“红色学生”，但是在阎宝航、卢广绩等民主人士甚至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募捐的活动中来”，广泛发放爱国券、征集善款，组织义卖。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抗日前线极度缺乏的弹药、医药、被服等战略物资，从而有力地支持当前处于抗日前线的各路义勇军”。

朝鲜侨民的抗日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烽火席卷中国，而从1881年起大量涌入东北的朝鲜侨民，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投入到伟大的抗日事业中来。1881年，满清政府为了开发东北，允许朝鲜侨民进入东北居住。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大批朝鲜民众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的压榨避居东北。至1929年，延吉朝鲜侨民达到221252人，而中国居民不足77000人。整个东北有朝鲜移民（包括大批非法移民）约137万，其中辽宁45万、吉林55万、黑龙江36万，这些移民在东北开垦了约354万亩土地。

1932年1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搜查抗日军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19年朝鲜爆发“三一运动”，要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同年，旅居东北的朝鲜移民在汪清县等地组织抗日民团。1920年—1925年，东北朝鲜抗日民团对鸭绿江南侧日军发动了428次袭击。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1日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为了不让家园再次沦丧在日本侵略者之手，开始与东北人民站在一起，投身中国抗战。1931年11月，李青天领导的韩国独立军，与中国抗日义勇军首次进行联合作战。上文提到的李红光磐石游击队，也是在朝鲜共产党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据史料记载，朝鲜移民的抗日武装与梁希夫等领导的大刀会多次合作。1933年，完全由朝鲜移民组成的延吉游击大队建立，兵力达到130人。另外以移民为主体的东满四县游击队，到1933年已经发展到200余人，仅当年就消灭了上百名日伪军。

东北抗联，中流砥柱

从总体上看，东北各阶层的抗日活动在1932年至1933年初，曾一度陷入低潮。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但在行动中缺乏保存自己的意识，过分暴露了尚处于萌芽期的抗日组织，在日伪势力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反扑和屠杀面前，缺乏抵抗能力。

在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满洲党组织发出著名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之前，满洲党组织在组织抗日活动中，受到“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例如在城市不断组织工人罢工，每逢重要革命纪念日，不考虑现实情况，贸然组织全市进行集会。上文提到的哈尔滨工人，在连续进行六次全市电车工人罢工，成功瘫痪哈市交通的同时，自身组织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日伪逮捕。

在军事斗争中，满洲党组织在收到“一二六指示信”前，不断强调土地革命甚至“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对侵犯群众利益的小股抗日游击武装不进行改造而野蛮的采取“缴械政策”，这些错误使得其他一些抗日武装不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

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力量把满洲变为它的垄断的殖民地”，“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者机器走狗表示极端仇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为了团结最广大的抗日力量，该信指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这一指示下，东北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办法，例如将以往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只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利益。

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东北抗日局面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3年9月18日，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磐石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担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2月21日杨靖宇在临江召开有十余个抗日武装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1934年3月，延吉、和龙、珲春等地的游击队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同年7月，独立师政委王德泰在安图召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同时，周保中、赵尚志分别建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这些司令部和办事处虽然是临时机构，但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杨靖宇

事实证明，在众多抗日武装支援下，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能够与日伪大部队进行作战。例如1934年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冲破日伪上万人的围攻，建立金川、蒙江、柳河、通化、辉南等游击区，就得到了活跃在当地的各路义勇军和抗日山林队的支援。

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东北抗联得到迅速发展。例如杨靖宇的第一军在1933年9月仅有300名队员， 至1935年已经发展到1800人。哈东游击队在1933年1月仅有13名队员，至1935年1月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时已经发展至500余人。当然，正式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是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布之后的事情。首批成立了6个军，随后通过吸收抗日山林队和改编了谢文东、李华堂、汪雅臣、祁治中等部，建立了7、8、9、10、11等军。

至1936年抗联在东南满、吉东、北满等地发动大规模游击战，4月抗联第一军歼灭邵本良部伪军。12月抗联第三军在海伦县冰趟子战斗中歼敌300余人。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抗联的游击区已经发展到70余县。部分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农民自卫队、青年模范队等地方武装，例如哈东游击根据地有自卫队五千余人，建有总兵力近千的15个青年义勇军和模范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表面上，日本人通过全面侵华战争，切断了东北抗日力量的生命线，并在1940年前后把东北抗日力量逼入绝境，但是，日军此时已经深陷广袤的中国大地，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