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不了的传奇——陈纳德与他的飞虎队_风闻

丹尼尔·福特辛辛苦苦地写出了一本让自己声名狼藉的书——《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在新版前言的第一段，他承认，这本1991年由史密森学会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著作，甫一面世就承受了不计其数的抨击，作家、出版商甚至许多老资格的机构都指责他“把良知卖给了日本人”，该书是一本“日元资助下的修正主义著作”。

本书出版时还健在的当年飞虎队参与者，包括20名飞行员和80名地勤工作人员，都全面谴责丹尼尔·福特的这本书，认为该书是对1941年秋天辛苦组建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和他部下的诽谤和中伤。

让丹尼尔·福特引火烧身的，主要是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飞虎队自己宣称的在东南亚和中国西南战场上共击落近300架日本飞机，并非事实，真实的数字，是115架，上下浮动5架。稍微知道飞虎队故事的人都知道，所谓300架，其实是一个保守版本，关于飞虎队的战绩，长期以来还流传着更具传奇性的版本，比如有1000架和1500架的说法。而即使按照300架来衡量，丹尼尔·福特提出的115架的说法，也足具颠覆性——它让这一流传甚久的传奇缩水了近2/3。

丹尼尔·福特的“罪孽”还不止此。在书中，他对飞虎队队员来华的动机、在华的一些伤风败德行为也做了细致的揭示和描绘，使得这一传统上充满理想与正义色彩的传奇，看起来蒙上了一层庸俗不堪的面纱。

丹尼尔·福特本人也当过兵，是美国陆军的退伍军人，并曾在越战期间担任战地记者，其旨趣是记录和研究20世纪的战争。按理，对刀头舔血的同类，若无同情的理解，至少也不应该有何偏见。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书中呈现的飞虎队，是一群更为真实的英雄，比他们在那些早期的冒险故事和广告宣传里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他问道：要是飞虎队队员真的像宣传中那样具有匪夷所思的超人水平，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四年的艰苦作战、投掷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才能打败日本帝国呢？

知人论世，总是效果论而不是动机论才更有说服力。飞虎队对中国抗战的帮助，中国人当然最冷暖自知，对此国共两党都无异议。2006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公办室曾编辑出版大型彩印、中英文对照的《陈纳德和飞虎队》一书，书前的献词是：献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上英勇战斗的美国朋友。书中使用大量少见的资料图片，对陈纳德和飞虎队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台湾方面，宋美龄在陈纳德临终前曾专程去探望。陈纳德于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台北为其竖立了一座雕像，他是唯一获此荣誉的西方人。

对《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的阅读，也的确能支持丹尼尔·福特的自辩。这本篇幅近400页的书，只是颠覆了一些数字，但没能颠覆陈纳德及飞虎队的形象。最多，他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群有缺点的英雄。事实上，英雄与圣人从来不是一回事，他们可能贪财、好色、撒谎，尤其是，他们甚至完全可能贪生怕死。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英雄感到意外，那其实不是英雄们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对英雄的定义刻板而不真实。

《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

丹尼尔·福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缩水的战绩

追问飞虎队击落日军飞机的真实数字，贯穿丹尼尔·福特的全书。他采用的办法是，将每场空战后飞虎队队员自己宣称的击落日军飞机数量，与日军自己记录的这场战斗的损失数字对比。为此，丹尼尔·福特查阅了数以千计的日美英三国的战斗报告。他认为，日本方面的记录是可靠而有说服力的，拥有清晰的、无法造假的细节。

飞虎队组建后，与日军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41年12月20日的上午，当天是周六，防控警报系统报告说，有10架日军轰炸机从越南进入云南，在陈纳德的命令下，飞虎队的“战斧”飞机立刻升空迎战。根据丹尼尔·福特的研究，飞虎队的这场处女秀，共击落4架日军战机，而不是通常认为的9架。他的证据，是日军幸存者铃木五一在1992年的回忆与当时中方的报告，以及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

铃木五一的回忆说：“战斗持续了约30分钟，在战斗结束前，坐在我后面的射手就被打死了。然后是坐在我左侧的射手，他也被打死了······辛亏我们的飞机邮箱有橡胶保护层，没有着火引燃飞机上的炸弹。我们共有七架飞机成功回到了基地，但许多飞机都被打得稀烂，连起落架都无法降下。有的飞机只能用一个起落架降落，有的则只能用机腹迫降。七架飞机全部降落成功，但每一架都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我的飞机上也有大约30个弹孔。”

中方的报告与后来的日本历史学家对此则略有修正，认为这飞回的七架飞机中，有一架在河内的嘉林机场迫降时坠毁。这样，加上被飞虎队直接击落的三架，共有四架日军战机在飞虎队的第一场战斗中被击落，而飞虎队的代价只是损失了一架飞机。

即使不是一般上认为的九架，但飞虎队的第一场战斗使得日军遭受四架轰炸机被击落、14人被击毙的损失，已是日本空军在侵华战争开始后从未有过的重创。陈纳德曾在教室里向飞虎队的飞行员保证，如果日本人遭受25%的损失，他们就不敢再来。事实证明，发动这次攻击的日军第21飞行团此后再也没有进犯昆明。

飞虎队的第一场胜利，于中国人民而言，意义价值连城。昆明人在忍受了日军狂轰滥炸一年多后，终于挺直了腰身。成百上千的人在市长的带领下，走上街头祝捷，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些礼物。“我们排成队列，聆听市长的演讲·····有着可爱脸蛋和漂亮刘海的小姑娘们走上前来，在我们的脖子上围上紫色毛巾，还给我们献上鲜花。”飞虎队飞行员乔·罗斯伯特多年后回忆说。

几乎每一场战斗的战绩，都存在着被夸大、重复计算的问题。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的60架三菱重型轰炸机及一大批护航战斗机从曼谷和金边的机场起飞，对缅甸首都仰光实施轰炸。飞虎队与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升天拦截，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战斗结束，飞虎队飞行员宣称击落日军飞机6架，英军的“水牛”战斗队宣称击落了3架，盟军宣称的击落总数为9架。但日方的记录显示，这场战斗，日方的实际损失是5架。

1942年1月的一周里，日本空军抽调75架飞机多次攻击缅甸，期间，飞虎队与英军一道，对日军的机场发动突袭。飞虎队的一支攻击小队一致认为他们摧毁了4架日军战斗机，英军“水牛”战斗机队的飞行员则声称击毁了两架敌机，而且都是轻型轰炸机。而日军的实际损失为：一架“九七”式战斗机被烧毁，一架战斗机丧失战斗力。

1942年6月12日的桂林空战，飞虎队的“亚当和夏娃”宣称共击落9架日本飞机，而实际情况是，日军只损失了5架飞机，4架当时被击落，另一架在返航途中坠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战绩不实，原因倒不是飞虎队的有意夸大，而是由战场上的特定情境所导致，具体而言，就是战斗现场很容易造成重复计算。“每架中弹起火的轰炸机都承受了两三架美国飞机发射的机枪子弹，巨大的火焰与滚滚的浓烟使这些美国飞行员肾上腺素飙升、肌肉收缩、视野变窄。每个人在脱离战场时都相信自己单独击落了敌机，这是可以理解的错误。”丹尼尔·福特这样解释战绩失实的原因。

事实上，比起飞虎队来，日军方面对自己战绩的夸大计算，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原因，除了日军一贯的乐观、狂妄之外，也是由战场的特定情境决定的。一个日本军官在一次战斗结束后报怨说：“打击这些敌人就像消灭苍蝇一样难。我们以为······已经一次性地把他们击垮了，但十天之后却发现，敌机的数量和以前一样多。”丹尼尔·福特对此评论说，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盟军而言，这种感觉都是同样存在的，他们都不明白，对手惊人的恢复能力其实就来自他们自己夸大了的击落数字。

重赏之下的勇夫们

飞虎队的正式名称为志愿航空队。本质上，它是一支雇佣军，是抗战时国民政府下大本钱买来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在中国关于飞虎队的出版物中，都清楚地写到了每个从美国招募的空地勤人员的雇佣价格：每人每月工资，飞行员600美元，队长750美元；机械人员300~400美元，每年30天带薪休假，外加每月30美元生活津贴。此外，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

考虑到抗战爆发不久，当时中国本就弱小的空军力量很快就近乎全军覆没，军事形势对中国而言岌岌可危，而培养一个合格飞行员的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都十分可观，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所以，对于飞虎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出版物上，从来都不吝惜赞美之词，尽管是一桩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买卖，并没影响中国人对飞虎队队员们抱有真诚的感激之情。

倒是丹尼尔·福特，在金钱面前却显得有些不淡定了。在《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一书中，他对飞虎队成员们拿到的报酬之高，似乎格外在意。在新版前言的结尾，他强调意味颇足地写道：“1991年，一位为本书制作封面副本的年轻人煞费苦心地记录道：飞虎队队员们为了一个月‘区区”600美元的报酬就奔赴中国战场。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说服这位年轻人，600美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他们的薪酬相当于现在年收入144,000美元的水平。”

问题是，对于一个随时可能丧失生命的差事，14万美元的年收入，算得上高薪吗？

丹尼尔·福特之所以如此强调薪酬水平，似乎意在揭示，飞虎队队员们并非出于高尚的动机、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正义的事业才来到中国的，他们只不过是重赏之下来中国捞一票的赌徒罢了。

事实也大致如此。飞虎队队员们来华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就是没有一条与正义沾边。

布朗大学的工科毕业生帕克·迪普伊说自己当年之所以想前往中国，是因为亚洲的任务似乎要比欧洲的安全些。他告诉丹尼尔·福特：“我认为美国迟早到要参战，我宁愿选择和日本人对抗也不和德国人打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当时我认识不到这一点。”

阿尔伯特·普罗布斯特当时是一名少尉，当时正债务缠身，以为击落日本轰炸机既安全又有利可图。他也同样不想身处与德国对抗的第一线。

弗兰克·洛松斯基解释自己参加飞虎队的原因说：“我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或者逃避什么，去那里只是为了钱、有补贴的旅行和冒险的希望。”

军械师查克·贝思登当年刚满21岁，是一个每月工资只有72美元的上士，他说“·····有人说我们是出于爱国主义而加入的，我敢肯定有这种因素，当时每个识文断字的人都看出美日关系正急剧恶化。但真相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是喜欢冒险的毛头小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挣大钱和旅游的好机会。”

诸如此类，没有一个谈到解中国人民于倒悬，看不到一丝正义的冲动，都是基于一己私利的计算。英雄光环之下，这样的真相似乎令人跌破眼镜。

丹尼尔·福特在书中还详细描写了这些身价不菲的飞虎队飞行员们及时享乐乃至不检点的行为方式。他们有时过着苦日子，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尽情享受奢华、放浪的生活，被人说成“就像富家少爷似的”。在仰光的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每位飞行员能配备四名球童。他们收购蓝宝石，四处饮酒作乐，还与皇家空军和自己人争吵打闹，以至于有一次“银烤架”餐厅的经营者想把这些美国人赶出去，结果引发了大乱，美国人用枪把餐厅的吊灯打掉，闹得鸡飞狗跳。

更有甚者，1941年秋天，在面临陷落的仰光，“志愿航空队有一项比较热门的活动，就是借一辆卡车开到海边码头，看到顺眼的东西就让工人们装车拉走。”这些东西包括飞机和车辆的零配件、轮胎、工具、无线电装备、枪支和子弹。而抢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走私到中国卖个好价钱。一个身处中缅边境的澳大利亚记者记录了这些美国人带着货物强闯中国海关的情形：“卡车的挡风玻璃上涂有‘AVG’（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英文缩写）这几个巨大的英文字母，他们大摇大摆地闯过海关。车上的每个人都武装到牙齿······特权地位和手上的冲锋枪让他们能毫无阻碍地把货物走私进来。”

飞虎队的飞行员们还发动过一起被称为“叛乱”的行为。美国正式参战后，根据美军的规矩，一个战区只能有一个空军指挥，因此决定把飞虎队由雇佣军收编入美军正规军。尽管在陈纳德的安排下，收编后的飞虎队队员在薪酬上不变，但由于对收编后的一些任务的价值与必要性不认同，比如让其开着战机飞到入缅的中国军队上空以鼓舞中国士兵的士气，就是飞行员们很抗拒的一个命令，飞虎队的飞行员们投票决定发起罢工，一些人则开始联系能开出更高薪水的泛美航空公司。尽管这起后来被定性为“叛乱”的行动，被陈纳德恩威并施地弹压下去，但在正式改编的1942年7月4日前，这批于1941年夏秋之际来到亚洲的99名飞虎队飞行员，有17人死亡或失踪，19人返回美国，陈纳德手上的花名册上只剩下了63名飞行员，其中还有10人因为不愿意或无法驾驶战斗机作战，而被分配担任文职军官或非战斗机飞行员。

丹尼尔·福特在书中还斗胆地引用了英国航空史专家克里斯托弗·肖尔斯的研究成果。在《血腥屠场》一书中，专门研究二战时的东南亚战场的肖尔斯指出，飞虎队为分得国民政府的奖金，有从英国皇家空军那里“买”击落架数的事情。尽管他质疑了这些说法，但似乎为自己的引用感到心虚，他说，为此担心自己很难再结交飞虎队老兵。

贪生怕死的英雄

战场上的恐惧与战斗的血腥，是丹尼尔·福特在描写飞虎队飞行员时不厌其烦的笔墨。

还没有与日军交手，飞虎队队员马克斯·哈默就在缅甸的热带雨林中坠机身亡，导致七名飞行员行员与一名地勤人员离队而去。

即使是陈纳德，在一开始听到敌机的巨大引擎声时，也被手下从其装烟斗的动作中看出来十分紧张。

至于飞行员们在战斗中的反应，也都是五花八门的恐惧，唯独绝对没有大义凛然的慷慨赴死。

战斗中，R·T.史密斯的反应是“口干舌燥、心跳加速和尿意汹涌”。帕皮·帕克斯顿在战斗结束后发现自己驾驶的机身上有多达61个弹孔，赌咒发誓不再参加下一次任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鲍勃·尼尔，也承认说有好几回因为战斗前的神经紧张而感到肚子疼。“我从未如此恐惧，像一个婴儿似的感到无助，我甚至不敢赌10美分，押自己能够逃脱。”刚刚经历过激战后的约翰·多诺万，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这样描述当两架机枪喷着火舌的敌机朝自己飞来时的恐怖反应。

作为曾经的军人，如今的战争史研究者，丹尼尔·福特显然对战争充满了厌恶。书中，他对不列颠军人的传统很不以为然。他说，在不列颠军人的传统思维里，士兵是大无畏的，战斗是光荣的，战争是莫名其妙地没有血腥的。他还对宋美龄身上带有的对空军飞行员抱有的不自觉的浪漫幻想颇有微词。因此不难理解，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写飞虎队飞行员们的恐惧，并非为了贬损他们，而是意在揭示战争的残酷与真实的人性。知晓了人在真实战争中的状态，相信世界上会减少几分对于战争的浅薄叫嚣。

正如丹尼尔·福特所言，他对飞虎队的负面描写，并没有让飞虎队的形象倒掉。相反，正是这些心怀私念、充满恐惧的人，在亚洲最艰难黑暗的时刻，给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以重创，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他们身上的污点，并没有让胜利贬值，而只能使人感叹胜利之得来不易。

“他们曾是雇佣兵、赌徒·····黑市商贩、战争狂·····他们就是一群害怕得战战兢兢的人，他们坐在不可靠的飞机里，和另外一群同样深感恐惧的人斗了个你死我活。愿荣耀归于美国志愿航空队。”当丹尼尔·福特在书的结尾发出这样低调的礼赞时，我们愿意大声附和。

转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