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世界舞台中央，可知有多险_风闻

    公元八世纪，欧亚大陆自西向东矗立着三个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

    天宝十年（751年），大唐一支远征军深入中亚，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边防军队在怛罗斯城——大概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展开了一场期短而惨烈的接触战，结果唐军大败。

    俗话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可是，千余年来，关于这场古代亚欧大陆东部与中部的局部小冲突，有人要么讳莫如深，要么争议不断，究竟为何。

    具体回看一下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综合中国史书记载，怛罗斯战役的导火线，是大唐的西域藩国石国“无番臣礼”。因此，镇守西域的安西节度使、大唐名将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谈和，趁其不备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虏获石国国王献俘于朝廷而后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阿拔斯王朝求救。

    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黑衣大食。其所率军队，不仅包括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的正规军，还有葛逻禄部（中亚一突厥游牧部族）及拔汗那国（汉朝时称大宛）的军卒。高仙芝就是率领了这样的一支联军，越过葱岭，长途奔袭，最后在怛罗斯与黑衣大食军队遭遇。

    这段史实在两百多年后的《资治通鉴·卷216》有过粗略的记载，“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

    另据史料记载，恒罗斯之战时，阿拉伯帝国东部边陲重镇呼罗珊以东诸国是支持并联合阿拉伯对抗唐军的。

    史载战斗持续五日。初始，唐军占了上风，但随后双方陷入僵持，大唐联军中的葛逻禄部临阵倒戈，投向大食。高仙芝因此受到两面夹击，无力支撑，无奈收拢残部回撤。此役唐军损失惨重，安西都护府2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

    时至今日，史学家和学者们对怛罗斯之战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几点：

    一、战斗力量方面，大唐远征军和阿拉伯军队的参战人数到底是多少。阿拉伯军队十余万众似乎确定无疑，而就大唐军队，有说三万，也有说七万。因为战败而回的兵将仅千人，出去的到底有多少，兹事体大，事关国家颜面，后世争论不休情有可原。

    二、国际关系方面，唐朝与阿拉伯的双边关系是否直接受到负面影响。不少史学家肯定说没有。最直接的证据，唐朝留档文献《册府元龟》记载，战后6年期间，每年均有阿拔斯使臣来朝，前两次是来讲和的，而后753年一年中又来了四次。还有史学家举证，战后第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阿拔斯王朝曾派兵助唐朝平乱。

    三、地区局势方面，是否导致中亚大部及西域开启伊斯兰化历史进程。众多史学家亦一口咬定，战后，唐朝仍未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失控那是战后四十年才变成事实。

    四、经济损失方面，造纸核心技术是否因此战役而被阿拉伯世界所得。有人说是，也有人说不是。

    据《全球通史》记载，被俘唐军士兵中有从军的造纸工人，阿拉伯人将这些造纸工人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厂。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有唐代著名史学家、宰相杜佑的侄子杜环，后来辗转归国。在杜环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故事。

    反驳者引用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的话指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707年，纸张已在阿拉伯半岛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反驳者还例举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匈牙利近年的学者研究。当然，反驳者多数是中国学者。

    我以为，围绕怛罗斯之战的诸多争议，尤其是上述四个方面，都不该成为后世研究和讨论的重点，甚至上述诸方面有意无意地模糊了问题的核心，转移了真正的焦点。关于这场战役（或冲突）其核心应该是，失败原因的深刻检讨以及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

    先来检讨，为何失败。失败之中是否可以看到国之将倾的巨大危机。

    《资治通鉴》是一部很老道的史书，作者司马光借史说事劝谏帝王的用意是明摆着的。尽管说道的是前朝事，司马光还是谨小慎微。提到怛罗斯之战，司马光不经意地用了半句话便涵盖不可明言的败仗内情“仙芝欺诱贪暴，诸胡皆怒”。

    高仙芝的欺诱无需多说，贪暴也是不争的事实。史载高仙芝血洗石国，掠走男丁，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抢夺财物。石国是如何“无番臣礼”不得而知，但是西域诸国却看到高仙芝日夜不停往家里搬运财宝。可以说，“仙芝欺诱贪暴”将“天可汗”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破坏殆尽，致使西域各国人心所向悄然生变。

    不仅如此，高仙芝还十分自大和狂妄。高的自大与狂妄有其资本。天宝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娶吐蕃公主。小勃律国地处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要道。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唐军步骑一万长途远征，用百余日到达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连云堡地势险要，且有万人吐蕃兵防守，唐军作战神勇，仅半天时间攻占了该城，留3000人镇守，率不足7000人继续北上，最终平定小勃律。此役之后，唐军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欲复制小勃律之功的高仙芝竟贸然率3万之众深入此前从未踏足的胡地，征讨正处鼎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值得注意的是，高仙芝率军攻打恒罗斯为何要与葛罗禄部联军？史书没有记载，后人推测，葛罗禄部曾占据恒罗斯城，对大食腹地情况较熟悉。

    高仙芝在历史上是一代名将，并非与其同时代的李林甫、杨国忠等奸恶之流，或许正因为此，后人不忍多言其失。中国传统士大夫历来有为尊贤者讳的心理，然而，或许也正因为此，高仙芝的怛罗斯战败未能引起足够的警示。

    第一，怛罗斯战败之因可以窥见“安史之乱”的端倪。

    史家定论，“安史之乱”直接导火索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其性质是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内乱之前，经太宗、高宗和武则天三代帝王治理的大唐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大唐疆域达到了历史最大版图，而割据边疆的节度使们手握大权，坐拥土地、人民、财赋和军队，四处出击，不可一世，已经形成了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

    据唐代著名史学家、宰相杜佑记载于《通典》，“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合罗凤，十余万众全没。”

    一个个在外“欺诱贪暴”成性的好大喜功之徒，在内岂能在天子脚下安于一室，安守本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社会深陷重赋沉疴，统治集团内部将在外的战火引家园已是不可避免。

    第二，作为盟友的葛罗禄部反水，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宗教认同。

    怛罗斯战役黑衣大食主帅是阿拔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其人在阿拔斯家族起义推翻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的改朝换代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的一地区），大批的阿拔斯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艾布·穆斯林的追随者，与其说是虔诚的穆斯林，毋宁说是在最后关头才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语系各族群，信仰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推翻阿拉伯人威权的工具，又或者是凝聚人心、改造组织，去征服新天地的武器。《世界通史》评论此为“狡猾的政治手腕”。

    由此可见，艾布·穆斯林麾下武装力量所蕴含的潜力惊人，对中亚诸小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开放的有吸引力的体系，参加它意味着能够分享到更多战胜的荣耀和实利。与之相比，成为大唐藩属并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葛逻禄部临阵倒戈、投向大食的原因大概率是其认同艾布·穆斯林的队伍和宗旨。这一点，俄罗斯学者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简史》中记载，葛逻禄人尚黑，或许正是投顺阿拔斯王朝后使用阿拔斯黑旗。但是，高仙芝显然未能预见“蛮族性情不定、善变”是常态这一点。

    第三，阿拉伯帝国主动讲和，其实是东征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一直忙于解决内讧、叛乱以及与西方帝国的冲突。

    比如，追杀前朝伍麦叶家族后人是新王朝的急务。那个时候，欧洲的西班牙是阿拉伯帝国最偏远的省份，在伍麦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西班牙总督有心独立却心有忌惮。755年，伍麦叶家族一位年轻王子辗转逃到了西班牙，欲借此地重振旗鼓。阿拔斯人不能容忍伍麦叶人的余孽在西班牙兴风作浪，于是发兵讨伐。两年后，西班牙最终还是脱离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阿拉伯帝国新主人处理“家务事”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第四，、古代中国通商西域，其本质是为地缘政治服务，而非构建地缘经济格局。

    “安史之乱”后，大唐急速衰落，从此无力染指西域。以致后世千年的历朝历代偏居一隅，华夏军人再无越葱岭的记录，而西域及中亚各国逐渐伊斯兰化。也许，人们由此感叹，古丝绸之路自唐中期之后便趋于消亡。

    需要认清所谓古丝绸之路的本质，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再到大唐将西部边疆推进中亚，封建统治者在西北的军事行动终极目标是要将游牧民族的威胁驱离中原文明的腹地。与此同时形成的中原通往西方的古代商贸路线，只是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一个副产品。

    无论怛罗斯战役是一场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帝国与东方帝国间的直接碰撞，还是仅是两个帝国边疆上的抵触和小冲突，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根本性的，即使不夸张成所谓“决定中亚千年命运”。只可惜，历史也未给两大帝国第二次较量的机会，一次短兵相接留下的教训也多为皮相之见。

    人类几千年历史，在茫茫宇宙间，只是短短的一瞬。事实上，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之旅是古代中国通往世界中央的羊肠小道，然而在这条小道上，烧杀抢掠从未间断，说它是一条血与泪铺就的商路一点也不为过。这一路，敌友转眼可变换，永恒的只有利益；豺狼虎豹不止匍匐于山野，而在人心之间。

    千余年来，民族有迁徙，国家或改名，西方帝国已将昔日的中央帝国“肢解”，然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格局几经演变却又大致未变，这片广袤土地上承载的人心也大致未变。发生改变的或许只是，格局在“缩小”，危险却更为迫近。

    作为当今世界重新强盛起来的东方帝国——中国正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再次向西是走向世界中央的必经通道，因此选择在中亚腹地之国雄心勃勃地首次提出“新丝路经济带”不足为奇。

    前不久，现代世界的超级霸主美国向中东宿敌发出战争威胁。波斯老矣，尚能饭否？但是，受威胁者面不改色地回敬了一句，吾国历经几千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没淌过，什么样的杀头威胁没见过，而今怎会被一个三岁小儿的恐吓所吓倒。强悍之意溢于言表，换句直白的，位居世界中央的依然是“我”，而不是“你”这个黄毛小子。

    中国一路向西，时不我待，一路投资贸易，出手豪阔。中东战争的幽灵徘徊，对中国而言绝不益善。有人说，中国人最不缺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最缺乏的是守护财富的能力。

    以史为鉴，生于忧患。当东方巨龙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可知群狼环伺、腹背受敌的危险几何？龙之金甲利爪能否足够捍卫自己的辛劳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