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座丝路名城的故事（下）_风闻

19 世纪末的莫高窟在岁月的侵蚀下岌岌可危，令人可叹的是，这座佛教艺术的殿堂在清末居然落入了一个文盲道士的手里。这个道士就是王圆箓，就是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也是他亲手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大的悲剧，无论如何莫高窟和敦煌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藏经洞的发现

1900年6月26日，道士王圆箓依然早起，辛辛苦苦的清理着莫高窟中每一个洞窟的积沙。突然间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透过光亮，王道士发现里面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怀着人类普遍具有的好奇心，王道士将洞窟打开，好家伙，全是无以计数的经卷、书画、手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现，王道士完全不能够明白他打开了一扇震惊世界的大门。

莫高窟藏经洞外景

在此后的岁月里一门国际显学将依赖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中外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认识；也不像敦煌西域汉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到了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道士手中。

二、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

王道士虽愚昧，但那些画作和写卷的精美，也让他大抵知道了这些文物的价值非同一般。然而，王道士不可能有什么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意识，也不可能明白自己的责任。这时王道士的第一个想法是挑选出一些精美的字画送给当地官员，以便日后照顾他的道观（王道士本来打算把莫高窟改造成道观的）。

道士王圆箓

王道士送出的文物几经流转到了时任甘肃学政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的手里。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叶昌炽应当是意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已经在计划通过甘肃蕃台将藏经洞中的文物运到兰州由官府保存，但是因为当时闹义和团甘肃财政穷得叮当响，没有运费而暂时搁浅。于是蕃台府命令当时的敦煌知县汪宗翰，通知王道士将经卷留在原地进行保存。

王道士此前对洞中文物的价值知之甚少，而官府的一道命令却让王道士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价值连城的宝库。令人感到愤怒的是王道士在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之后非但没有为祖宗和后世守护好无价之宝的基本节操，反而用宝藏中饱私囊，造成了敦煌文献的大量流失。

甘肃地方政府的迟钝反应和王道士的贪婪给了殖民探险家机会。1907年春天，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寻宝时从一个穆斯林商人口中听到了藏经洞被发现，以及地方政府要求王道士将文物就地保存的消息。凭借着多年在亚非地区丰富的文物盗窃和诈骗经验，斯坦因立即认识到这批文物的非凡价值。于是，他和他的助手蒋孝琬立即前往敦煌。

斯坦因来之时，藏经洞中堆满了按照中国四部分类法整理好的大量敦煌文献。

为了取得王道士的好感，斯坦因自称是玄奘的门徒，是来中国取经的，这让对《西游记》故事熟悉的王圆箓很有好感。接着斯坦因让王道士相信自己是将当年玄奘取回的佛经重新带回到印度，这让王道士觉得斯坦因这人还挺虔诚（王道士属于典型的又蠢又贪的类型，正好被斯坦因玩弄于鼓掌之中）。终于王道士在斯坦因的甜言蜜语和金钱的诱惑之下，让斯坦因走进藏经洞挑选所谓的玄奘“真经”。

斯坦因虽然不懂汉语，但却精通中东语系，他挑选了大量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文献。这些已经消亡的文字正是敦煌文书中的瑰宝，相较于汗牛充栋的汉语材料，这些文字的学术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足以改写人类社会科学历史的宝贵资料却被王道士以200两银子的价格“慷慨售出”。此后，尝到了甜头的王圆箓，居然瞒着官府做起了售卖藏经洞文物的生意，这也吸引了更多西方探险家前来。

敦煌遗书中的佛经

妙言法华经写卷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与斯坦因不一样伯希和有着较好的汉语水平和一定的学术造诣。在与王道士接触的途中，伯希和为王道士讲解他对于中国宗教、艺术、文学等等方面的研究，这让近乎于文盲的王道士听得如痴如醉，随即同意让伯希和进入洞窟之中随意挑选。由于伯希和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在挑拣的过程中几乎将最有学术价值的非汉文文献一网打尽，使得今日巴黎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冠绝全球。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挑选文献，不得不说当时西方学者的治学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望远远超过了许多中国学者。叶昌炽和端方的水平绝对高于伯希和，他们也意识到敦煌文献的价值，但是不愿意走出城市，更不愿意来到敦煌莫高窟吃苦。因此，对于敦煌文献的流失，当时清政府内的众多学者难辞其咎。

伯希和与斯坦因这种纯粹的文物盗贼不同，他还是有着一定的学术节操的。在对敦煌文献经过短暂的整理后，伯希和在北京邀请了罗振玉等中国著名学者参观了他从敦煌带来的大量珍贵文献，一时间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震动（如果不是伯希和将发现告诉北京的学者，要是多来几个斯坦因这样的王八蛋，敦煌文献的流失将更加严重）。在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号之下，清廷学部拨款6000两，电令甘肃政府将剩余所有经卷全部购回（也不能不说清政府完全不重视，但是你有必要跟王道士如此客气吗？）。然而钱到敦煌之后，地方官府先是修了孔庙，然后又重盖了城墙（可见中央说的话多么不管用，大清要完），到王圆箓手里只剩下300两，王道士对此十分不满（你还有脸不满意？）。

罗振玉的呼吁使得剩下的绝大部分敦煌文献免遭流失海外的命运

为了能够继续利用藏经洞里的文物赚钱，王道士对前来的官员耍了心眼，自己偷藏了部分经卷。最终，一万多个编号的敦煌文献被送到北京被今日国家博物馆所藏。在绝大部分文献被清中央政府收走后，日本桔瑞超、吉川小一郎、斯坦因又买走了几百卷（基本都是些汉文佛教写经价值不大）。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来到敦煌，此时的经卷早已被搬空，他就把手伸向了壁画和洞窟中的雕像，王道士也并未阻拦。

被华尔纳盗取的壁画，已经严重损害无法修复

被华尔纳盗走的菩萨雕像

1925年，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寻找王道士时，他已不见踪影。根据当地百姓说王圆箓在民众的斥责中精神奔溃，患上了精神疾病（现世报）。1931年王道士走完了他荒唐而又可叹可悲的人生，作为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这是王道士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的历史责任，至于莫高窟外的道士塔也绝不是什么凭吊的地方，而是一座历史的耻辱柱。

三、中国学人的努力与莫高窟的涅槃重生

敦煌文献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然而，敦煌文献的流失和散佚并没有使中国学人消沉下去，反而使他们变得异常坚定，一代代中国学人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汗水，不仅使得莫高窟重获新生，而且让中国敦煌学蜚声国际，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从1908年伯希和将他从王道士处获得敦煌文献公布开始，以罗振玉、刘半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开始从伯希和处抄写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后来随着剩下的近万号的文献到达北京，中国学者开始按照中国目录学经典的四部分类法将本已凌乱不堪的敦煌文书进行整理编目（藏经洞打开之时目录是按照四部分类法编好了的，可惜斯坦因、伯希和不懂中国古典目录学问，进洞之后将本来归类整齐的文献全部打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前赴后继远赴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者万里西征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考察敦煌石窟群。其中刘半农、向达、王重民等学者远赴重洋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用抄写、拍照等方式带回国内，极大的促进了国内敦煌学学术的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渐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对莫高窟的勘察和调研也日益深入，在调查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挖掘莫高窟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更要解决莫高窟日益损坏的现状和管理混乱的局面。在他们的奔走疾呼下，终于在1942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常书鸿早年留学法国，因在异乡见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壁画的图录后，被祖先的非凡创造而感动，从而坚定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他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携妻带子来到敦煌，扎根下来）。

常书鸿先生一家都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了敦煌艺术研究事业

常书鸿先生临摹作品

常书鸿先生临摹

常书鸿先生之女常沙娜先生作品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莫高窟终于摆脱了继续衰败颓废的历史开始走向新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的重视敦煌学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此外，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敦煌，这其中就包括有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先生。

青年樊锦诗（一个江南女子成为了敦煌女儿）

早年敦煌研究所的聘书，聘书的主人来自于天府之国成都，正是这些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年轻学人撑起了中国敦煌学的天地。

在当年来到敦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来自国内各大城市的研究者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极度艰苦的物质条件。

在50年代以前敦煌研究所的交通工具只有牛车

彼时的敦煌没有电，常院长自掏腰包购买发电机

50年代的研究所宿舍，都是低矮的土坯房

土坯房内的土炕、土沙发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研究所的职工还要忍受漫长的孤单寂寞。根据老职工的回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敦煌县与莫高窟之间没有邮路，职工们的通讯就是靠研究所每星期派一两次工人骑马或骑驴到敦煌县邮局去取回邮件，信件的往返差不多要三四十天。到了1948、49年，内战的烽火燃遍全国，邮路更加的不通畅，职工们更深切的体会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句的殷殷情怀。直到1953、54年以后，敦煌县邮局开辟了从敦煌到肃北到邮路，邮件变为一个星期有一班。当时县邮局派了一个姓马的邮递员，他通过骑骡子为莫高窟的职工寄送邮件。幸运的是，马师傅在这条邮路上艰辛的跑了一两年之后，敦煌到阿克塞、肃北的公路修通了，这条一人一骡的邮路就停了，由此敦煌终于结束了与外界与世隔绝的状态。

段文杰先生继常书鸿先生之后继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在艰难的文革时期继续带领研究所同事刻苦研究，保护石窟。

继段文杰之后樊锦诗先生接过了敦煌研究院的牛耳，开启了莫高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全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深莫高窟的保护工作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也可谓一日千里。莫高窟也逐渐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拥趸前来敦煌一睹她的芳容。除此之外，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也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开始积极走向国际，中国学者在扎根敦煌的同时也让更多国外学者爱上了敦煌。今天在中国和国际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赫的人文社会科学，吸引着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参与到这座人类文化宝库的研究和保护过程中，敦煌又再一次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享受着万人瞩目的荣耀。

愿莫高窟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