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是制度之争 贸易战只是表现形式_风闻

发布*/*2019年9月16日 3:30 AM

文*/*刘柳

来自*/*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指出，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两国在竞争中也不会完全脱钩。相对上世纪美国与前苏联两强的“冷战”和“热战”，中美通过贸易战的形式来改进双方关系是更好的竞争形式。

郑永年教授昨日（9月15日）在新加坡的醉花林俱乐部以《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制度之争》为题发表演说。他说，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两国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更重要在制度领域，两国竞争的核心归根结底在于“如何治理国家”，贸易战是这种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未来世界须“和平共存” 不可能只有一种制度

在被问及中美贸易战中的“临时协议”时，郑永年认为“临时协议”意义不大，双方需要探索更加全面的合作和贸易框架。但他强调，两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比起其他形式的竞争，两国通过贸易战的形式要好多了。

郑永年指出，中美两国之间依赖程度很高，两个国家也不会走向自我封闭，因此这两大经济体要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这和从前美苏的情况有所不同，难以形成“冷战”，也不可能催生“热战”，因此他认为两国将维持自己的一套体系继续相互交往。

“中美双方的体制谁也取代不了谁，都是自己文明的产物”。他预言以后的世界是“和平共存”，不可能只有一种制度。

郑永年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三层资本结构”，除了顶层的国家资本和底层的大量中小型民营资本，还有中间一层是“国家和民企之间互动”的部分。在这个结构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是管理职能、责任的一部分，国企作为政府实现干预的手段之一，是“大家痛恨的对象，但也是中国成功的地方”。对于这类政府角色，美国很难理解，美国的制度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不希望中央政府太过强大。

决策执行与监察 中国“三权”沿袭2000多年

他说，西方经济体制从效率上来说可能会更高，但中国体制对经济管制能力则更强，避免了金融危机延伸到中国。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如今中国约80%的创新都来自民营企业，并占据约50%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有企业主要承担了基础建设，民营企业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在政治体制方面，郑永年说，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国政治的“三权”是沿袭2000多年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他进一步解释，决策权相当于皇权，而执行权则是（宰相的）相权。虽然皇权不可撼动，但相权是开放的，通过考试进行选拔，让每个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美国“使命感”很强 中国则以自身文明为基础

提到“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弱化民主，郑永年说，太过集权当然不好，但任何制度都必须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是需要集权的。“如果要好的民主化，一定要把制度都建立起来”。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困境，就是如果太过集权，很多事情无法进行；但如果不够集权，制度又建立不起来。

郑永年说，社会从工业化发展到如今以“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对西方经济冲击很大。从“共享经济”演变成“独享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多经济上的不平等，中产阶级人数大幅度下滑。郑永年指出，中产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不会太过激进，这一部分人减少，就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前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互配合，现在两者却互不配合，这也影响了西方整个体制的运转。

郑永年说，美国是“使命感”很强的国家，华盛顿希望可以改变中国。当看到中国和自己相向而行，就会慷慨提供帮助；一旦发现中国背道而驰，就想要围堵、打击对方。但中国是以自身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发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有机的统一，不会产生和西方一样的政治和经济。

他说，“从西方观点来看，民主的理念没有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也判断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发展方向特别明确，不会走向西方，而且会‘越来越中国’”。他还说，中国的文明是世俗文明，不是宗教文明，具有包容性。中国制度无法变成西方制度，但并不排除西方价值，只是实现方式不同，“可行的理想是理想，不可行的理想是空想”。

昨天下午的这场演讲是由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合主办，吸引了400名公众出席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