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幸福了吗？_风闻

到21世纪中叶，人类即将在10000年的时间里，从不到1亿人口扩展到近100亿人口。

如今，仍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远比石器时代还糟糕的痛苦和匮乏当中，也有人比自己数年前甚至数月前过得更差了，但跟我们的祖先比起来，绝大多数人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了，面对疾病有了更好的保护，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

随着必需品和奢侈品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幸福了吗？

01

富者的确愈富，贫者并未愈穷

人类生活需要或渴望的几乎每一样东西，在过去200年里都在飞速提高。

在此前的10000年时间，亦呈不规则地向上发展的趋势，包括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私人时间、快捷的交通、便捷的沟通途径等。

哪怕把至今仍然生活在赤贫、疾病和匮乏当中的数亿人考虑进来，这一代人仍然比从前任何一代人获得了更多的热量、功率、流明小时、平方米、字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亩产量、每公升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航空里程，当然还有金钱。

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翻了6倍，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实际收入提高了9倍多。

与此同时，这50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1倍多，但全世界人口可用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因此限量供应，而是大大膨胀。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人类取得的惊人成就。

富者的确愈富，但贫者并未愈穷。

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消费量增加比世界整体快两倍。中国人比50年前富裕10倍，生育速度降低至1/3，预期寿命长了28年。就连尼日利亚人，也比1955年时富裕了两倍，生育速度降低了25%，预期寿命长了9年。

尽管世界人口翻了1倍，但赤贫人口（这里的定义是日均生活费不足1985年的1美元币值者）的绝对数字较之20世纪50年代却减少了。赤贫者所占的百分比降了一半多—降到了不足18%。

当然了，这个数字仍然高得可怕，但整个趋势很难说会叫人绝望。据联合国估计，过去50年里贫困人口减少得比此前500年里还要多。

02

事情正越变越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今天，美国公认的“贫困”人口里，99%的人有电、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冰箱，95%的人有电视，88%的有电话，71%的有汽车，70%的有空调。

19世纪的美国大企业家、大富豪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可是什么都没有。即便在1970年，也只有36%的美国人拥有空调；而在2005年，79%的贫困家庭都有。

好吧，悲观主义者们会说，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代价是什么呢？环境肯定恶化了吧？嗯，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但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欧洲、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洋和空气，一直是越变越干净。泰晤士河污水减少，鱼儿增多。

20世纪60年代，伊利湖里的水蛇曾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却随处可见，而秃鹰则满天飞。帕萨迪纳几乎再也看不见烟雾了。瑞典鸟蛋里的污染物比60年代少了75%。美国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在25年里下降了75%。如今，一辆汽车哪怕是全速行驶，排出的污染物也比70年代一辆停着的汽车泄漏出来的要少。

与此同时，最长寿国家（1850年的瑞典、1920年的新西兰、如今的日本）的每年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1/4岁，这个速度，200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它尚未显示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尽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20世纪20年代，人口学家信心百倍地断言，“倘若我们的生理结构上不出现突变或神奇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顶了天也就是65岁了。1990年，他们又预测：“除非出现控制老化速度的根本性突破，预期寿命……应该不会超过85岁。”但这两项预言，没过5年就双双被证明说错了。

如此一来，人退休后的生活年限突飞猛进。

悲观主义者说道，可晚年生活质量怎么样呢？人们的确活得更长久了，但多出来的岁月都是在病痛和残疾中度过的吧？非也。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982～1999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率从26.2%降到了19.7%—两倍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依靠更准确的诊断和更多的治疗手段，年长者死亡前患有慢性病的时间略有缩短。人们不光活的时间更长了，躺着等死的时间也变短了。

以导致老人残疾的重大因素中风为例。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的中风死亡率下降了70%。80年代初，牛津大学从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未来20年里中风发病率会提高近30%，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风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人均预期寿命又更长了。结果呢，人们的寿命的确更长了，但中风发病率却下降了30%。

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它们的发病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病时间推迟了几乎差不多10年。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不平等现象也在缓解。尽管某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范围内这一现象却日渐缓和。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确加剧了，因为富人的收入增长远远快过穷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中印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减少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

另一个方面的不平等性也在缓解。

智商得分的差距正稳步缩小：每年缩小3%。西班牙的两项研究证明，人们现在的智商比30年前高9.7分，而成绩提高的大部分比重，都出在智商较低的那一部分人里。

你或许会说，智商并不能真正反映智力，但你不能不承认，有些事情正越变越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03

大部分东西，正一步步地走向廉价

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高、更聪明、更长寿、更自由的人们享受的丰裕可是非同小可啊：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正一步步地走向廉价。

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的四大基本需求—衣物、食物、燃料和住房，明显便宜了很多。

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可如今普通家庭住房的价格比1900年，甚至1700年都略微便宜36，哪怕房子里还多了许多现代便利设备，如电力、电话和抽水马桶。既然基本需求变得廉价起来，那么就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奢侈品了。人工照明介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从货币的尺度来看，1300年时，英格兰获取同等计量单位的人工照明比现在贵整整20000倍。

这样的差异够巨大的了，但从劳动量的尺度来看，整个变化更为戏剧性，进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就说说你按平均时薪能换取多少人工照明吧。

公元前1750年，当时的平均时薪能换回24流明小时（芝麻油灯）；

1800年，可换回186流明小时（牛脂蜡烛）；

1880年，4 400流明小时（煤油灯）；

1950年，53.1万流明小时（白炽灯）；

现在，840万流明小时（节能荧光灯）。

换句话说，如今工作1小时，能换回价值300天的阅读灯光；1800年工作1小时，只够换回10分钟的阅读灯光。今天，挣够1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

想想看，照明效率的这些进步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光明，或是少做大量的工作，要么就再去买点别的。你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换取照明，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别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上班。照明技术的进步，把你解放了出来，你可以去生产或购买其他的产品及服务，或者参与慈善活动。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

时间是关键。忘了美元、玛瑙贝壳和黄金吧。衡量一种东西价值的真正标准，是看获取它所花的时间。如果你想自己把它做出来，通常所花时间会比买其他人提供的现成品要长。

什么叫繁荣？这就是繁荣：你以同等工作量换取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增加了。迟至19世纪中叶，从巴黎到波尔多的驿马旅程，费用与一名职员的月工资相等；如今，同等里程的费用只相当于一天的薪资，速度更提高了50倍。

1千瓦时的电，1900年须花1个小时的工作，而今天是5分钟。20世纪50年代，买一个麦当劳的汉堡，要花30分钟的工作，而今天只用3分钟。从工作小时数的角度看，今天只有极少数东西比50年代的费用高，比如教育和医疗。

04

人们越来越幸福了吗？

消费品价格下跌，让人们变得更富裕了（当然，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紧缩会毁掉他们，但那是因为他们想靠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赚钱，筹措购买消费产品的现金）。

房屋，本来也跃跃欲试地想变得更便宜，但出于一些糊里糊涂的原因，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地阻止它降价。

随着必需品和奢侈品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幸福了吗？

世纪前后，少数学者投身到了幸福经济学这一主题的研究当中。它首先从一个悖论入手：更富裕的人不一定更快乐。

人均收入超出一定限度之后，金钱似乎就买不到主观幸福感了。

各国政府（从泰国到英国）转而开始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幸福度，不再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放在首位。于是，现在的英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幸福部”。

据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权者，早在1972年，他就提出，经济增长只是国家福祉的第二目标。这种新冒出来的看法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那么努力奋斗追求繁荣就毫无意义，世界经济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收入水平上软着陆。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说：“嬉皮士一直是正确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它足以刺穿理性乐观派吹出来的气球了。如果经济发展连续挫败死亡、饥荒、疾病，减轻烦琐枯燥的家务劳动，竟然不能让人更幸福，那它意义何在？

人当然有可能富有而不幸福，太多名人华丽丽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人也可能富裕之后仍为自己没有变得更加富裕而感到不幸福，哪怕仅仅是因为邻居或者电视里的人比你更富裕。经济学家们把这叫做“快乐水车”，我们其他人称之为“跟风攀比”。

心理学家们发现，人有着相对稳定的幸福水平，大悲大喜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此外，一百万年来的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本性：总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极少数最成功的人，而不是知足常乐。欲望才是人的内设“程序”，感恩不是。

要想越来越幸福，致富不是唯一途径，甚至也不是最佳途径。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说，社会和政治解放远为有效：生活在允许你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住在哪儿、跟谁结婚、如何表达自己的性欲望，等等）的国家，幸福来得更多。

1981年以来，由于自由选择的增多，52个国家里有45个国家的幸福程度都提高了。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发现：“国家越是个人化，国民越是享受生活。”

所谓穷，就是负担不起以足够高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时间来购买自己所需的服务；所谓富，就是不光能够买到自己需要的服务，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服务。繁荣，或者发展，正日渐等同于从自给自足过渡到相互依存，把家庭从一个辛苦、缓慢地从事多种劳动的单位，变成一个靠专业化的单一生产活动偿付便捷、快速、多元化消费的单位。

创新改变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它帮助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鼓励了时间的分工。暂时忘掉战争、宗教、饥荒和诗歌吧。这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主题：交换、专业分工以及它们带来的创新，最终“创造出了”时间。

关于作者：马特·里德利，先在牛津大学做动物学研究，然后又当了一名记者。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了八年，在《星期日电讯》和《每日电讯》开设了七年专栏。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整理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理性乐观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