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之外：解放战争大陆最后一战 昌都战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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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祖国大陆除了西藏地区以外都已解放。中央为了能和平解放西藏，曾与西藏当局进行了谈判。然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鼓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谈判，并企图武力独立，致使双方最后兵戎相见。

作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役，昌都战役规模并不大，战斗也不甚激烈。但是作战准备时间之长，战区之广，地形之复杂和任务之艰巨，却是解放军历史上罕见的。与其说这是一场军事战，毋宁说是一场政治战。

“看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昌都，西藏的东大门，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素有“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滇川藏三界之中，最为要地”之说。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有“噶伦”级别（三品）的总管，驻守着藏军8个团4500余人的兵力。藏军本来总共10个团，为了打仗，临时扩为16个团，所以，在昌都布署的，实际上是藏军的主力。

1950年初，解放军18军司令部侦察科，奉命跟随154团作为先遣部队，走在整个进藏部队的最前面。他们在4月28日就到达了甘孜，6月28日到达德格，这里离金沙江还有60里路，金沙江对岸，就是藏军的控制范围了。

队伍虽然开到了前线，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开打。因为对西藏的方针，实际早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时毛主席就已经定下：最好不打，还是考虑和平解决。

然而，解放军进西藏是必须的。1950年1月，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信说，印度、美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毛泽东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最后，这个任务交由18军来执行。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号称当时解放军最年轻的军长”。

就在解放军筹备进藏的过程中，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谈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950年2月，中共西北局方面协助派出藏族干部张竞生等人入藏，带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注：达赖当时还未亲政）的信，这信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被宣读。但张竞生不久被西藏当局派人送回了青海。

此后，不少宗教界人士纷纷赴藏劝和，但都一一受阻。而在这段历史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

格达是甘孜白利寺的大活佛。早在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甘孜时，格达就与朱德、刘伯承等人相熟，并曾任“波巴”（即藏族）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此次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当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他原在拉萨寺院的社会关系，去说服摄政达扎和中央政府和谈。朱德本来是想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政协会议的，但他说：我很想见毛主席，但和平解放西藏这事更大，等我到西藏去劝和，把和平解放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到北京见毛主席。于是，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从甘孜出发。他出发后，18军司令部侦察科就接到任务，要随时掌握格达西去后的情报。孰料，8月下旬的一天，当侦察科到达离德格30里路的岗托侦察时，发现了情况。

这里是一个交通要道，来往骡帮很多。侦察科便找了一个人问，有没有听说格达活佛？被问的人愣了：听说格达活佛中毒死了，昌都人已经都知道了！

所有人不禁心里一沉，“看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打这场仗，是为“以打促和”

彼时的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时年40岁，任孜本（审计）官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主和派的代表。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写到，他曾在政府官员会上说，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800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100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得赢？

尽管阿沛的话赢得不少官员私下的共鸣，但是，在当时的西藏政府，主战派占全面上风。主战派听信英国人的话，认为凭金沙江横断山脉天险，能把解放军挡住。

于是，西藏地方政府一边与中央政府间接触，一边不断地接触美国、英国驻印度机构和印度外交部，请求他们施加影响，阻止解放军进藏。同时，不间断地扩军备战。

9月14日，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袁仲贤到新德里两天后，即接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格巴，明确告知其西藏当局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

袁仲贤的表态很快传到了拉萨，但拉萨方面迟迟不做正式答复。他们既不愿接受中央政府的意见，又知道解放军实力强大，于是，就让在新德里的代表团尽可能地拖时间。

9月23日，袁仲贤严正警告西藏代表团说：限定20日去北京谈判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你们负责。而到29日，西藏代表团仍在说，还需要两三周时间他们才能对北京方面作出答复。

至此，昌都战役不可避免了，“不打不能和，打也是为了和”。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明眼人都很清楚，以藏军的实力，对阵人民解放军悬殊太大。可是，鉴于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解放军还是有“两个敌人”，第一是走路，第二就是吃饭。

走路，指的是汉族战士要经历从未有过的高原缺氧环境，爬高山，趟冰河。据进藏的战士后来回忆，有一次，他们一天走过13条冰河，开始时还脱鞋趟过去，后来发现，过河后河底的小石子都嵌在脚底，一扒就连肉一起下来，疼得钻心。所以后来索性就不脱鞋，凭身体将湿鞋袜一点点烘干。而爬四五千米的高山更是艰难，不仅缺氧，还要负重数十斤，一些战士因此长眠在了雪山之上。

除此之外，吃饭也成了空前的难题。以往经历的战争，都是靠根据地人民的支前，而这次士兵的给养只能由自己背，靠牛马驮，所以带的粮食非常有限，断粮成了昌都战役中不时遭遇的困难。

可是，就算是忍饥挨饿，也还必须给群众“做好事”。当时，部队沿袭了在内地行军作战时的传统，实行“满缸运动”，即部队要给住的房东家把水缸天天挑满。打坏一个瓦罐也要掏出银元赔偿。这里实际已经不仅仅是执行部队纪律的问题了。早在部队出发前，邓小平就曾有过指示，18军进藏，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这实在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考虑。

当时，拉萨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际已很脆弱，而解放军的秋毫无犯，无形间在当地藏族百姓中赢得了“新汉人”的口碑。

最终，解放军不仅得到一些宗教界人士的热情支持，还争取到了大头人夏格刀登、女土司降央白姆等当地头面人物的支持。就在昌都战役爆发前，18军军长张国华亲自上门拜访夏格刀登，得到了他支援一万多头牦牛来运粮的确切保证。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战役17天：全歼藏军主力

1950年10月7日，准备了大半年的昌都战役终于打响。

解放军的攻势，分为南线和北线。其中，主要兵力集中在北线。南线由53师157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而北线又分了左、中、右三路：左路担任正面攻击，自岗拖抢渡金沙江；中路自邓柯渡江后首先歼灭生达地区藏军，尔后直取昌都；右路由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等部队组成，担任大迂回，神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西逃拉萨之路。

在三路部队中，右路部队是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一支。虽然藏军战斗力不强，但他们地域辽阔，骑兵又多。解放军必须歼灭藏军主力，以截断他们从昌都西逃拉萨的退路。这样他们才会抵抗无望，派代表求和。

接下来的战况毫无悬念，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而藏军却乱了手脚。

直到昌都战役发起4天后，战败的藏军纷纷逃回昌都，上任昌都总管才一个来月的阿沛·阿旺晋美方才得知前线告急。阿沛连日发电报向拉萨报告军情，却迟迟得不到答复。10月15日，阿沛的侍卫官错果通过无线电台向拉萨交涉，问为什么我们发了三封急电没得到一封答复？才终于有了回音。对方说，此刻正是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原来，拉萨当局的官员们不相信局势会这样严重，他们还在过“林卡”（郊游）吃喝玩乐!

无奈之下，18日，阿沛率两千余藏军离开昌都向西撤退，却发现，他们的后路恩达一带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实际已经无路可逃，这样，阿沛与藏军们退到了朱古寺。

藏军方面谁也不曾料到解放军会如此神速。但是，在那个年代，解放军却实现了人体极限的奇迹。事后统计，青海骑兵支队的战马都累死了1/3。

10月20日，阿沛派出的两名和谈代表与解放军骑兵支队接触上了。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朱古寺。经协商，21日上午，阿沛下令所有藏军共2700人全部放下武器，并交出了英籍报务员福特。

2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共毙、伤、俘藏军5700余人，解放军伤亡114人，完全实现了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之西的战役意图。

也许是一种巧合，就在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数千公里之外，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另一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打响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 黄艾禾/文）

[附录]昌都战役后的西藏

昌都战役导致了西藏政权的主战派摄政达扎下台，15岁的达赖提前亲政，也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与中央政府和谈。

1951年3月，西藏方面的和平谈判代表团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首席全权代表就是阿沛。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这一年的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实现了西藏全境的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