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干嘛鄙视曾国藩？两位大佬决裂成谜？_风闻

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是晚清决策层大佬。在那时，他们有如一对最佳拍档，一起匡扶满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尽心尽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与曾国藩

他们二人，出身、经历啥的，都极相似。他们相差一岁，是湖南同乡，是同龄人，曾是下上级关系，都是汉人，都是读书人，都人品不错，都是国之干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对左，有提携知遇之恩，左呢，实际也长期给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当互相心心相惜才对。

可这两人，不说暗地，即便明面里，历来关系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对曾国藩似乎是公开表示看不起，态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说，两人都是有大局观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国事为重，况且也没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于公开撕逼，互相敬而远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兴名臣”

曾左之争，自晚清以来，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权门之下，只有同盟，没有私交，固是古来惯例，但曾左关系，还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该有而又实有，若现又若隐的。何以会出现，我过去开始读晚清史时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长期怀才不遇，没有路子。国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军的乱局，估计他一辈子都不能出头。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纪轻轻就在老家湖南扬名，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擅长考试。不管他怎么折腾，就是不能中进士。在过去，科场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没个进士文凭护身，就连混体制的资格都没，等于是断了“正途”。40多岁了，还只是个师爷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作点幕后参谋工作。

但是，他与曾国藩相识很早，并且曾国藩对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说，曾国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后半生能有那些辉煌成就，曾国藩在幕后指挥若定，劳苦功高。很明显，倘若没得曾国藩开始的赏识、提携，拔其于微贱，没有围绕曾国藩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实难冒头，即便可凭才干小有所成，恐怕也难以持久。比如，早在咸丰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无端送命了。

曾国藩

咸丰二年即1852年，对近代中国史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军起义的第二年，其势开始席卷南方，锐不可挡，也是曾国藩们认清形势，脱下长衫，着意开搞团练、办湘军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识：彼时，曾国藩41岁，纯文职的二品官员，正在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中途母丧，不得已归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曾国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与地头对接。左公是“工作人员”，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书信不断，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这一段时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时光，是他们的“蜜月期”。那时候的左公，还是个小角色，但曾国藩就很赏识他。

深宫内的慈禧

左公得以发迹，最该感谢的恩主，除了骆秉章，其实就该数曾国藩。曾国藩这人，在晚清可不是只靠写日记、写家书浪得虚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无私地网罗人才，加上功绩显著，是以当时有“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美誉。曾左关系，在咸丰朝时大体是上下级关系，没有曾国藩的重用与举荐，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难出现“名帅左公”吧。

咸丰时期的曾国藩，已经是当朝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督两江，领四省，是破了满清的“祖制”，也是违了当时“满汉南北”平衡的官场格局的。咸丰十年，曾国藩聘左宗棠为幕僚。彼时清廷与太平军斗得正狠，曾国藩认为左公不仅只是个幕僚型人才，也“晓畅兵机”，遂上折力荐，左也得此被破格录用，招募湘勇，襄办军务。

骆秉章

可以这么说，左宗棠在当朝冒头，亏有骆秉章的信任，但也仅是作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军务，直攀顶峰，进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还是要仰仗曾国藩的大公无私。

然后，他们两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并非不是有隔阂的。只是那时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满，只是隐忍。

湘军攻破天京.采电影《投名状》剧照

这样直到同治三年，两人关系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军攻破天京，两人位爵都达顶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赠太子少保衔并得赐黄马褂，都位极人臣。一将一相，均为清廷中梁顶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却再也没了书信往来，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断义了。

我自己的解读，也卑之无甚高论，以为曾左关系真有破裂，也并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为性格差异太大。他们二人，实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对路，互相就看不惯。早期还能合作，无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还需仰仗，而曾国藩也还能宽怀处之，不予以计较罢了。

曾左之性格，简单说来，是内里都刚强，都固执，但处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软。左是标准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为，是以没多人跟他生活中处得来，多数人是对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统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复礼，小心谨慎，韬光隐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虽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着一股阴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数人对他是敬而不亲，甚至不少人觉得他虚伪。

这是两种决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时有很多摩擦，我们也不难想见。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两强相碰，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都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曾圣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诺诺的骆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触怒的，但是冷静下来，“克己”一番，也能容忍，毕竟他手下像左公这样性子的，也不是没有几个，是以屡屡闹掰，又屡屡“交欢如初，不念旧恶”。他到底还算大度之人，暂时生气，也叱骂过左宗棠是“跋扈将军”，但久了能想通，不至于念叨旧恶，更不会暗地给小鞋穿。都说曾国藩能做人，修养也是晚清大佬们所不及，大家都学不了，不算过誉于他。

“左骡子”呢，豪迈不羁，必然觉得你曾老师实在太矫情虚伪了，男子汉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态就是“玩那点小心机干嘛呢，我什么都洞若观火”。另外还有一层，就是左宗棠长期被压抑在下僚，未免对“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极端能干又极端自负之人，而曾国藩论能力也确实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评曾国藩，是“才具稍欠开展”6字，确实很扎心。但是，话说回来，左公这人，才具是罕见的，眼里也是视人无物的，不说曾国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爷，他又看得上谁呢！

比如，咸丰七年曾国藩老师的“丁忧夺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国藩攻打天京最关键之时，不想其父突然去世。虽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国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丧守丧，可“补充条款”也明确说有军务在身要员，非钦命不得离职的，可他曾国藩是要学“圣人”的理学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为得体，写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骂的狗血淋头，数落他不忠、不礼、不义，就差点痛斥你是禽兽。

曾国藩看了，差点吐血，一年都没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懒得解释，还跟手下抱怨说，曾老师没办法，真无聊。呵呵。

即便是这样，二人的彻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被搞掉之后了。而且这“彻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来那么简单。

那年6月，曾国荃终于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太平军的基本覆灭。曾左二人，都到达了事业的顶峰。但就是在这个时机，他们又有点莫名其妙地失和 ：为了一个洪秀全儿子到底有没死的问题，左宗棠很“小人”地给慈禧递折子，参告曾家兄弟；

而曾国藩呢，又一反常态地震怒，不断地向上反驳，说左宗棠胡说，是“越权”，二人闹得不可交开。还是慈禧实在看不下去了，让他们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这场争论，最终以朝廷对左的明褒、对曾的暗贬结束，而这两人也似乎从此恩断义绝，“彼此不通书问”，左宗棠更是逢人便骂曾国藩。

这场“断交”，其实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过去共事时，虽然有不少“小拌嘴”，但从来没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二来，在这个时间点，左宗棠的状告，与曾国藩的“发怒”，都显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准则；其三，在此之后，两人固然没有“直接往来”，但还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并没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没有曾的扶持、发饷、增援，左根本没办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后，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出书，认为说当年左公与曾帅之失和，完全是在演双簧戏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为破太平军后，二人的势力都已经功高盖主。从实力上讲，单单湘军这样的虎狼之师就有30万，加上左宗棠的楚军，实际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随时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还“亲密”，稍一联合，可致清廷于死地，天下似乎都触手可得，势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们要合演这出戏。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的验证的是，于此同时的曾国藩，不仅不更进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准裁撤湘军，自减羽翼。其意图很明显，就是主动规避嫌疑。

这个说法，左景伊先生说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内代代相传。有无道理呢，以当时的处境，以他们二人的权谋，我也觉得很合理。

就这等于说，曾左之争，肯定是存在的。但这种“争”，大体不是权斗之争，更不是你死我活之争，而是君子之争。

他们有不和，是不需要讳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这方面，若真要断个是非曲折，我也以为主错方在左公。他功绩巨大，收复失地，不愧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迈不拘，让人生敬，可性情毕竟还是咄咄逼人了些，对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优越感。曾国藩不可爱，可做人做事方面，确实还值得他学习。呵呵。

至于后来的绝交，甚至可能都是一出戏而已。就是说，二人失和，是故意为之，以免沦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击、甚至连累家族，不得已或协商过，或有默契而联手演的一场戏。曾、左是互相攻讦以求自保。在当时的情状下，反过来设想一下，那时的曾公，已有赵匡胤之名之权之位，倘若与左也演一出“将相和”，你说这俩湖南佬会是什么结局？

有不太“正式”的记载说，当天京攻破之前，左公曾试探曾公有无帝皇心，曾是很明确拒绝的。是以，当左有意确认，提出什么“鼎之轻重试可问焉”的选择题，曾回应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给出答案时，两个人就开始演双簧了，为的不过是保身而已。如此聪明二人，话肯定是点到为止，不会说破，演好双簧，为国为民为家为己。都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一文正、一文襄的谥号，得之无愧。

可以说，他们确实有摩擦，处世互相看不惯。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讲两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骂曾国藩，这种情绪也当是真实，没有虚掩的。可在大义大节上，他们都无负对方，真堪死友。曾国藩过后，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后人视如己出看待的。

他们有矛盾、爱互怼是真，是“君子之交”也是真，可谓典型的“相爱相杀”——真和左宗棠隐为政敌的，其实是另一位大佬李鸿章。

就这样，到了同治十一年，60岁的曾国藩，散步中突感不适，回家“端坐三刻逝世”。

彼时的左宗棠，尚在新疆，闻讯感伤不已，立即托人送去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28个字，实质早已说明了一切。非要坐实左宗棠如何瞧不上曾国藩，严格来说，也是不对的，是比较肤浅去理解这等人物。

正如若干年后，左宗棠写信给曾纪鸿所说的，“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他们像一对好基友，小打小闹，但互相敬重，大事从不糊涂，没有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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