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能力是值得珍视的——中秋节杂感_风闻

      中秋节和父母、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感到自己变了不少。      

    以前，我是不怎么爱吃家乡的豆油的，觉得那是乡下特有的一种“土味儿”的调料，这次在炒韭菜里吃到了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我问母亲：

   “你是不是放了我们老家乡下的豆油？”

   “没有啊，我就放了生抽。”

   “干嘛不放豆油啊？豆油好吃。”

 

     还有，以前我特别不喜欢荠菜的苦味儿，不明白大人为什么爱吃这个，现在我觉得它那点儿苦味儿和米饭的香甜拌在一起，咯吱咯吱嚼着，又软糯又清爽……

    记不清自己的口味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了。似乎是一个很连续的变化过程：牛排、意粉、披萨、可乐、美式炸鸡、薯条之类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吃过不少，感到很不错。我还特别爱喝格瓦斯——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经常提到的俄罗斯饮料。饭店里的各式大餐、大菜，色香味俱全，自然也是魅力十足。可是，不知不觉间，我还是觉得家乡的土菜好，或者接近于那些土菜的家常菜好——这倒不是因为现在宣扬的什么“绿色”、“纯天然”，而是因为我们湖南确实是鱼米之乡，而且家乡的那些味道，确实和我的整个身心、整个生活习惯更加协调。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对传统的东西曾经有过不喜欢、不认同的时候，有过觉得“新潮”的、外国的东西更好、更带劲儿的时候，但是，怎么说呢？比如也许因为学习英语专业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看美国大片或者欧洲“文艺范儿”的时候，确实觉得那些特别精彩甚至“有深度”， 相比之下，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上甘岭》之类，就显得“土”了些，“说教味儿”浓了些，“人性深度”浅了些，似乎有点儿拿不上台面，“不足为外人道”，特别不足为那些言必称什么“伯格”、什么“维奇”的文青们道了。     但尽管这样，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强烈排斥过或者嘲笑过这些我那时也觉得“土”或“不高明”的东西。我甚至有些羞愧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很喜欢它们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确是“土”，的确是不够“世界公民”、“国际范儿”，可是还能怎么唱呢？“一条大河向西方”？这也不符合事实啊；“豺狼来了我投降”？这就“国际范儿”了，就“普世”了？可这成什么话呢？所以我只是觉得：最好少和别人谈论这些，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这个学外语专业的竟然这么“土”，这么喜欢这些，就好。

  可是，大概也正因为我认认真真地学我的英语专业吧，有一次我读到了18世纪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德斯密的《黑衣人》（当然和今天的Hongkong毫无关系）。在此文中，哥尔德斯密描绘了一个为自己的天生善良而感到羞愧，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恶人的人。

        

   你或许会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很遗憾，作家并没有直接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可是，文学家的天才就在于：即使他没有直接点破为什么，但你通过他的描写，能够感到有那样一个人在你面前活灵活现，你能够穿过那些词语而走进他的内心，把握住他的脉搏，体会到他的心境。

哥尔德斯密笔下的这个人，让我感到像是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尽管作家一点儿也没有这么写）：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可是他羞于承认，因为当你真的爱上谁的时候，你会把她想得很好很好，同时就感到自己根本不配：不配这位姑娘，不配拥有这样美好的感情。而这时，你当然只好像《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一样，竭力掩饰自己，变得矜持起来，乃至刻薄起来，好像根本不在乎对方一样。

爱情是这样，仁慈善良之类的感情也是这样——或许人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是这样——它们往往让真正拥有它们，真正明了它们价值的人感到手足无措，为了不失态、失控，只好强装镇定、故作冷漠，把自己就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生生压回去。好人往往都是羞怯的，因为他极端害怕由于自己的表达不当，而让善良、正义这些美好的东西本身受到嘲弄和亵渎。

这大概就是我多年前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某些东西的原因吧。

昨天看到一位十六岁的 Hongkong女孩哭诉自己被骗“献身”于所谓争取democracy的“义士”，惨遭多人侵犯的经历。

 

   有这样经历的女孩，据披露远远不止她一个。而她们的可悲，在于不明白这样两个常识：

1.   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人，大概率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个人道德方面也不会是可信的；

2.   真正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正义被亵渎和辱没，因而绝对不会想到用它来换取金钱美色。

  这样两句话就这样写在这里，当然是明明白白，很“合乎逻辑”的，好像是可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地一层层地“推导”出来的：

1.   爱国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的底线道德——被唾骂为“汉奸”、“卖国贼”，是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2.   不爱国的人既然能挑战这个底线，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中国人的很多基本的传统共识；

3.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挑战中国人其他方面的底线道德（比如两性关系的底线）；

4.   .所以他在个人道德方面也不会是可信的。

我在上哲学课或者思政课的时候，经常就干这个活儿，所以据有的同学说，我的课“逻辑清晰”、“思维缜密”……问题在于，我自己认识到这些，却并不是靠“逻辑”把它们推出来的。我懂得的绝大多数这类“常识”，也许在我给学生上课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分析”、“推导”过它们。我上课时或者和别人交流时这样“推”一下，是为了说明这些观点是可以得到逻辑上的展开和论证的，但是这些论证说到底，也都是可以“反驳”的，比如你可以说第二、三步的“推导”有问题：他挑战“某个”底线，并不等于他一定会挑战“所有”底线，正如他抽某个牌子的烟并不等于他什么烟都抽一样。当然我也可以继续为自己辩护说：我没有讲“一定会”，而是讲“大概率”——一个抽烟的人当他没有他最喜欢的那个品牌的烟可抽时，当然大概率会去抽别的品牌的烟，这个概率比根本不抽烟的人去抽那些烟的概率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连爱国这个底线道德也要挑战的人，挑战其他底线道德的概率当然也要比那些爱国的人要高得多——而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说，这个“大概率”已经是我们认定危险和加强警惕的充分理由了。

可是，这些逻辑上的交锋并不是我想让大家最终用来确立观点的东西。有很多人一提起“逻辑”两个字就非常崇拜，觉得自己所说的话一跟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就有了异样的光彩。然而我还是得说，我之所以相信很多东西，跟这些人所推崇的这种“逻辑”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我“感觉”这些东西是实在的。

     

比如我读过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写到青年作家柔石每次和女生一起走路，总要和女生拉开好几米的距离。鲁迅先生认为这习惯很不好，因为从此一看到柔石走路的前方或后方好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姑娘，鲁迅总要疑心这就是柔石的朋友。——从此我就“感觉”到在异性面前这样自律以至于有些腼腆的柔石，才是心地纯正、真正有理想和抱负的革命青年的样子。假如一个女孩也有我这种“感觉”，碰到那种声称自己“献身”于什么理想，所以女孩应该“献身”于自己的人，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对“味儿”。

 

  又比如我看过电影《青春之歌》。其中有一个情节：卢嘉川介绍林道静看了很多进步书籍。林道静越看越觉得神往，有一次不由得对卢嘉川说：

“卢兄，看了这些书，我觉得我就像小鸟长了翅膀……”

卢嘉川却说：

“长了翅膀是想飞吧？飞到哪里去啊？飞离了人间可不好啊！”

“哎呀，我是说，卢兄，你介绍我参加革命吧。我现在的生活实在太没意思啦…..”

“哦？小林，那你参加革命，到底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呢，还是为了逃避你眼下平凡的生活呢？”

“哎呀，卢兄，你看我又犯糊涂了……”

       看了这些，我又“感觉”那些引导别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总是像卢嘉川一样高度负责任，会注意引导新来者加深认识，端正思想，决不提倡仅仅因为头脑发热、“不甘平凡”就去“参加革命”。如果一个青年也有我这种“感觉”，碰到那种一味吹嘘要带你“一起去做一番不一样的事”的人，也会感到不对劲儿，会认真地质疑这种“不一样的事”到底值不值得做。

     我的这些“感觉”，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多高明，而是因为我生活在中国大陆，20世纪全世界最长期、广泛、深入、彻底，意义最为重大也最富有英雄气概的人民革命，是我们共有的、通过千万条渠道渗透到我们血脉里的记忆，构成了我们这个崭新的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构成了我们独有的对一切问题的宏大而细腻的感知能力。这一切，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用语言和逻辑说清楚，而更大的部分则像我开头说的对那些味道、那些歌曲的感觉一样，是难以言传甚至不应该言传的。

当然，我自己就时常在“言传”这些东西，不过语言的一个作用，正在于显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的高贵的存在。言语、逻辑，很多时候只是为我们造成一种“我在思想”的错觉，而实际上我并没有在思想，而是像我有一段时间不敢承认自己喜欢那些老的电影和歌曲一样，只是屈从于某种外来的压力而已。人在思想中的绝大部分错误，其根源都不在于不懂逻辑，而在于懂了一点逻辑之后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具体化或者说历史化、客观化，并使得我们明白如何在实践中检验它的东西。

Hongkong的一位母亲说起她的孩子，指出：“Hongkong的年轻人善于据理力争，但明辨是非就不够。”善于“据理力争”而不能“明辨是非”，说明所据之“理”是一种没有现实感的悬空之“理”。有些人可能很善于这样“据理力争”，就像某些律师，无论原告被告，谁有钱雇他，他都可以拿出那一套“理”来振振有词地“据理力争”。当然，律师这样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诉讼双方都有权得到尽可能好的辩护。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辨是非”的感知能力就远比“据理”而进行口舌之争的逻辑能力要重要得多。而很多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某些貌似很雄辩很“有理”的东西“说服”的时候，意识不到其实仅仅“雄辩”的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证明截然相反的东西的：逻辑是中立的，所以当你以为自己是被“说服”而相信某个立场的时候，其实不是被逻辑“说服”，而是被后面的某个权力话语所征服。这个权力是什么？Hongkong那些人手里的星条旗、米字旗才是真正的答案。

而我一直希望大陆的青年（历史造成港台青年不能如此，这是他们的遗憾）要保持和发扬自己从我们伟大的历史传统特别是革命传统中继承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多么高明，也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长辈以及我们自己一直进行的伟大斗争所获得的一种历史的馈赠。“一条大河波浪宽”一点儿也不比诸如“伏尔加亲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那样的世界名曲更“土”，反而因为反映了一个历尽磨难的古老而年轻的民族的战斗英姿，而有着多得多的历史容量。

要让这些感知，和我们对家乡菜肴的味觉一样，沉淀在我们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