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义和团”？_风闻

     来源：平原公子

      有一段时间，“义和团”成了贬义词。

    就连网络上互相攻击，都喜欢骂别人“义和团”。

    历史发明家们从各种犄角旮旯里编出段子，讽刺清末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说他们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被利用的一群人。

    确实，我们唯物主义者承认，义和团确实不高明，包括太平天国也不高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再到张献忠李自成，都不高明，这叫“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很多人攻击义和团，主要攻击他们“以落后排斥文明”，断铁路、断电线、砸洋货、攻击“文明开化”的西方传教士。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们为什么会诞生？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万事都有个缘由，好端端的温和怕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我们历史教科书如此评价：“……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再说得透彻一些，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什么说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呢？因为自1840年，清政府在列强面前一败再败，不断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各处设立教堂，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

    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无机。

    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仍不得不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不再向地方政府纳税；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杂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三十多家。

    残暴吗？残暴！愚昧吗？愚昧！文明吗？不文明！以暴易暴，简直是个法盲！但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一个农民，被逼到绝境里，他只能想到这种报复的方法。

     义和团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冠县蒋家庄，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没有现代化的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每次和洋人打完，想的还是回家种地；慈禧太后曾经想要赏赐义和团领袖10万两白银，结果他们断然拒绝了，他们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他们是——“自带干粮的爱国者”啊。

                   他们有着朴素到简单粗暴的爱国思想，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他们不聪明，不文明，组织不先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也有很多不法之徒混进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也不懂得清理队伍、分辨战友和敌人，当时，为了污蔑、丑化义和团，很多“教民”都混进了义和团。“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由于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屈辱地惨败，所以，所有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们头上，他们被残酷地屠杀在自己地国土上，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了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当年，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把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当义和团一起杀害；如今，高高在上的“历史发明家”、“键盘政治家”们，占着道德制高点，骂他们是“乌合之众”。可怜啊可怜。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句话叫做“逼上梁山”，重点在于“逼”字，晁里正好好做着里正，鲁提辖好端端做着提辖，武都头好端端当着都头，林教头好好做着教头，基层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梁山呢？那你就要问一问西门大官人、蒋门神、张都监、黄通判、高太尉、梁中书这些乡贤、豪强、大佬们给不给活路了。如果不给，那有什么办法？等死吗？

      日本电影《七武士》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义和团确实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文明，不进步，他们搞迷信，挖铁路，断电线，喝纸灰，自以为神仙保佑、刀枪不入，他们打仗也不行，遇到洋人一触即溃，根本没有太多的贡献，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他们也曾不分好歹、滥杀无辜，无知的他们也曾被清政府利用，最后又被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

      但那又怎样？你还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只是一群想着好好在家种地，好好在家做生意，好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普通中国农民，有些人连这点安宁都不给他们，请教，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才能又文明又礼貌地给自己争取利益、给自己求个公道？

     如今，“历史发明家”和公知们污名化义和团，抹黑中国农民所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努力。但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却如此评价义和团：

  “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诸位，我们是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接受过科学、系统的现代教育，我们懂得数学、物理、化学，学过马列思想，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性，我们见识过先进、高效、如臂使指的社会组织，我们还有着发达的生产力，还有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高谈阔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异地而处，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比他们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

    兄弟，你拿得起斧头，挥得动镰刀吗，听得懂口号和指令吗，面对欺凌压迫，枪炮刺刀，迈得动腿吗？你有本事对强盗讲宽容、仁爱、人权、善良吗？何不食肉糜啊！

    兄弟，高处风大，小心着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