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是如何走向末日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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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失意政客组成的伪政权，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更没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向侵略者乞食。从其诞生伊始就注定其灭亡的结局。

1945年8月16日，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虽然外面的天气炎热，但官邸会议室里却是死一般的冷清。曾经不可一世的汪伪高官们，此时无不神色黯淡，毫无生气，他们似乎都已经听到了自己末日丧钟的敲响。道路两旁的梧桐上，蝉声聒噪却凄切，也在这个夏末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汪精卫口才很好 经常演讲时激情澎湃

时间回到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昆明匆匆忙忙逃往越南河内。当时的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虽然名义上身居高位，但却动不了一兵一卒，没有一丁点儿实权。汪是一个对权力极其渴望且自负才学的人。一个曾经混迹上海滩的丘八站在自己头顶，死死挡住了汪走向最高权力的最后一步，汪的内心从来没有服气过。现在机会来了，汪决定投靠日本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美梦。

汪精卫的出逃并非偶然，因为就在他出逃前一个多月就已经签好了卖身契。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同日方的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承认日军驻扎中国，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地区；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撤销在华的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①

日本梅机关长影佐祯昭

汪精卫出逃河内第四天，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抛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近卫三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并提出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而且摆出了要“尊重中国主权、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高姿态，实际上是公开确认重光堂会谈的“成果”，进一步引诱汪精卫下水。

12月28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国民政府考虑近卫声明，考虑和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把近卫三原则大肆吹捧了一番，让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②

艳电的发表，标志着汪公开与国民政府决裂，投入日本怀抱。

《大阪每日新闻》刊载汪精卫艳电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携一干亲信搭乘日本货轮“北光丸号”由河内赴上海。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汉奸开会，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并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31日，汪精卫飞往东京，此后先后拜会了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定《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正式和日本梅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根据这个条约，汪伪承认伪满洲国，日“满”华三国相互提携，共同防共；承认日本在蒙疆、华北、长江下游以及华南特定岛屿享有政治、经济和地下资源开发的特权，承认这些地方是“日华强度结合地带”。这些区域日本可以驻军，并且可以控制铁路、航空、水路、港口和通讯。汪伪各级政权聘请日本顾问，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个方面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在中国“治安恢复”以后，日军开始撤退在约定区域以外的军队。③

这实际上比重光堂协议更进一步，日本承诺的两年撤军也是一纸空文，遥不可期。汪精卫彻彻底底沦为日本治华工具。

汪精卫和东条英机（左三）

汪精卫彻底卖身后，日本开始考虑帮助其建立“中央政府”。日本侵华是逐步进行的，随着日本占领区的不断扩大先后成立了好几个互不隶属的伪政权，其中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最大的两个傀儡政权，还有一些其他的汉奸政权。日本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中国领土，其“三月亡华”的狂妄计划彻底破产。日本已经感觉到了战争的“长期化”不可避免，又苦于沦陷区游击队和人民的武装反抗，力图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政权收归统一，在关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权。这样一方面便于发号施令，统一指挥，另一方面也企图用以分化中国抗战阵营，架空蒋介石，对中国的上层人物进行政治诱降。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反清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现在汪精卫既然签了卖身契，比之王克敏、梁鸿志这些二流汉奸，对日本人更具有利用价值，对国民党内部也更具有号召力。于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汉奸“三巨头”走到了一起，谋划组建一个统领全国（沦陷区）的新“中央政府”。

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召开三方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商谈成立伪中央政府事宜。但是由于对权力的相互争夺，三方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在日本主子的撮合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方举行青岛会谈，群丑粉墨登场，营造出一片“和平救国”的气象。三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决定由汪精卫出面组织“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伪临时政府改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受伪国民政府领导；伪维新政府取消，合并到伪国民政府内。关于人事安排，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其他伪军政人员照常供职，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1940年青岛会议 自左往右依次是王克敏 汪精卫 梁鸿志

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按照国民政府的架构重建，部委设置和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并且沿用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但日本陆军担心在战场上无法区别重庆政府的抗日军队，要求汪伪在自己的“国旗”上加上一块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汪精卫也只得接受。汪伪连自己的伪国旗都无法做主，又何谈主权？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在南京城组织了一场丑态百出的“还都”庆典，一些老百姓被日伪强行要求上街举行“庆祝”活动。南京城千疮百孔，沦陷区百姓满脸惊恐，伪政府的大小汉奸们弹冠相庆，一支支阴阳怪气的进行曲反复播放，形成一道诡异的景象。

汪精卫举行就职典礼

汪伪政权建立后，奴颜婢膝，积极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首先是进行奴化宣传，在沦陷区向人民大肆灌输“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1943年汪伪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以后，更是提出“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然后就是积极树旗招兵，建立伪军，给日本充当炮灰。为了应付敌后人民武装，汪伪政府于1941年5月建立清乡委员会，7月正式开始在沦陷区开展清乡运动，妄图配合日军消灭敌后抗日武装。

汉奸们自以为实现了“高官”美梦。而实际上，这个由失意政客组成的伪政权，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更没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和能力，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向侵略者乞食。从其诞生伊始就注定其灭亡的结局。

汪伪政府成员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明志楼前合影

早在汪伪政府建立前两个月，1940年1月，原本跟随汪精卫积极进行“和平建国”的高宗武、陶希圣就从上海出逃香港，出逃时还携带着汪精卫和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秘密会谈的大量文件。高陶二人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文件公之于众，舆论哗然，原本一些尚且迷惑于汪所谓“曲线救国”主张的人更是彻底看清了汪认贼作父、沐猴而冠的嘴脸。

到了1943年，汪精卫的左右手周佛海被军统秘密策反。周佛海从此以伪职身份掩护国民党军统人员从事地下活动。军统在周佛海的私宅架设无线电台，同时选派人员由周推荐进入伪政府担任职务。

周佛海

随着战争的天平不断向盟军倾斜，汪精卫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处处受挫，美军飞机时常“光临”日本本土。名古屋这座日本城市也是美军飞机经常“关照”的对象。在名古屋治病的汪精卫不得不经常被转移进防空洞，因而受到惊吓。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汪精卫死后，汉奸们还要苟延残喘，维系这个傀儡政权。日本人指派陈公博代替汪精卫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但不管谁来接任，正义的步伐已经无法扭转。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盟军逐渐对日本本土展开包围态势。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遭到日本政府拒绝。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产生巨大杀伤力。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百万红军攻入中国东北，一举摧毁日本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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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之际，8月10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4日，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会见陈公博，通告日本政府将接受《波茨坦公告》事宜。伪政府顿时失去了靠山。**此时的伪政权已是日薄西山，主要由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和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二人主持。**陈坐镇南京，周长期居于上海。周佛海实际早在当月12号就从日本人那里探知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当时就拍电报给蒋介石称，表示将纠集税警团、保安队、警察等共一万多人的的实力保证上海秩序，将完整的上海奉献给中央……”④

蒋介石此后任命周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负责维持京沪一带治安。

而在接到日本政府将要投降的通知后，陈公博这边数次电请周佛海来南京，而此时周忙于布置军事，一时没有理睬。陈公博如热锅上的蚂蚁，万般无奈之下居然直接拍电报给重庆，向蒋介石请求赋予他“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蒋介石已有周佛海帮其接收，不可能担上公然包庇汉奸的罪名，也就对这位头号汉奸没有理睬。

**此后陈公博三番五次电请周佛海来南京，遭到拒绝。**最终陈让自己的秘书长赵叔雍去上海请周佛海。而周佛海在京沪地区军事布置已经妥当，就等蒋介石前来接收，于是决定去南京出席伪政府政治会议。

到了8月16日，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汉奸头目们聚集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召开了最后一次伪政府政治会议。会议一开始，陈公博发言，陈述了当时的局势，又把他以前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理论搬了出来，好似是为了国家统一，现在决定解散南京伪国民政府。然后陈让梅思平拿出一份事先拟定的好的稿子，读了一遍，宣布伪政府解散，梁鸿志就文字上提出几点意见，修改后在场没人发表反对意见，这就算通过了。陈公博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南京方面所牵涉的人数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谈。”企图寻找后路，又害怕蒋介石不接纳自己。周佛海说，既然伪政府都解散了，还有什么好谈的，拂袖而去，头也没回。⑤

持续五年多的汪伪政权连挣扎都没有，就如此烟消云散。

汪伪政权倒台后，大小汉奸们作鸟兽散，却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头号汉奸陈公博知道自己并非蒋介石心腹，终将难逃一死，就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逃日本，后被国民政府引渡回国受审，最终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6月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携家带口躲到苏州，后被军统发现，1946年4月3日被押解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1月9日被执行枪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捕，当年12月25日在北京北城炮局监狱畏罪自杀。其他汉奸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都在战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被执行枪决。

陈公博1946年在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讯时的情形

**唯一为伪政权殉葬的是伪考试院长陈群。**陈因早年跟蒋介石有过节，知道蒋不会放过自己，伪政府解散当天就回家开枪自杀，后被警卫夺枪没死成。但陈群死意已决，8月18日，服用日本人给的氰化钾，一命呜呼。

而本以为帮助蒋介石接收上海，自信满满能逃过一劫的周佛海也没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因为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汉奸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不得已派人拘捕了周佛海。其后周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蒋介石念其在抗战期间对自己多少做了些“贡献”，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对周佛海实行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周佛海于1948年2月28日因病死于老虎桥狱中。

被炸前的汪精卫墓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前夕，蒋介石下令炸毁坐落在南京梅花山顶的汪精卫坟墓。⑥

何应钦指挥74军51师工兵部队动用50公斤TNT烈性炸药炸开汪墓，将汪尸体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焚化。一声巨响之后，汪的坟墓犹如他的春秋大梦一样，被炸得粉碎。大小汉奸们一个个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应了一句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一出人间丑剧就此落幕。

[①] 今井武夫：《重光堂会谈》，选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

[②]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73页。

[③] 《关于日华新关系的协议书类》，选自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558-575页。

[④] 翊：《蒋党真相》，大众出版社，1949年版，第153页。

[⑤] 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选自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⑥] 汪精卫墓被炸毁后，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孙科下令对梅花山进行布置，最终于1947年建成了一个小亭子，由孙科题名为“观梅轩”，至今尚存。见王鹏善主编：《钟山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