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园台里没有香港梦_风闻

香港是折叠的。

9月7日，杨凡导演的动画电影《继园台七号》刚刚拿下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剧本奖。这部极具个人影像风格的电影，延续了杨凡擅讲风月的叙事：1967年的香港，继园台这个地方，一对儿母女同时恋上了一个大学生，三人之间在大时代的洪流当中做爱恨取舍。

同样是面对1960年代的选题，香港作家金庸和导演刘国昌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1962年，第二次逃港潮，面对边境饿殍遍地无处安放的状况，金庸顶住压力派出了明报所有记者跟进报道。5月16日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1968年，历任港岛，九龙的总华探长吕乐宣布提前退休，并于1974年携家人移民加拿大。在香港的混乱时代，吕乐黑白通吃，积累起了惊人财富。后来他的故事被香港电影人们轮番改编，刘国昌拍了一部《五亿探长雷洛传》，“五亿探长”也因此成为港片独有的一支IP。

风月、媒体、黑白群像，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荒诞香港。这种折叠与交错，在50年后依旧存在，并且深刻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络。

继园台和李嘉诚

1950年，从小热爱艺术的杨凡随家人移居香港，后赴美国进修演艺专业。1969年在美国好莱坞当特约演员。1973年返港并创立了花生映社有限公司 。1978年担任香港佳艺电视台编导及制作人。

在影像风格上，杨凡以细腻唯美的画面自成一派，而在选角方面他也是独具慧眼，曾在《美少年之恋》中挖掘了吴彦祖。

在杨凡看来，新作《继园台七号》是自己献给香港的一封情书。事实上，在画面端，《继园台七号》的完成度的确很高，启德机场从临近唐楼上飞过的飞机，穿旗袍和上海口音的名媛，层次丰富的热带植物，吹在耳边的风声与潮水声，殖民建筑与现代标识交错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与杨凡对于已经消失了的香港的怀念相得益彰。

这种叙事技巧有点类似于高级版的小时代，通过一个本土大学生与台湾移民母女之间的情欲故事展开，时代气息是通过各种感性元素带出来的。

电影同样带有某种政治隐喻，比如本土大学生代表着香港，而母女则分别代表着过去与现代化，女主角游离于母女之间，最终选择了代表着未来的女儿，也是香港拥抱现代化的比喻。

不过这种拥抱显然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过去的时光并非丑陋的，他们怀念过去的缓慢，但某一天，新时代又必将来临。”这是典型的继园台人的想法，他们只需要选择和接受。正如杨凡从小随家人移居香港，之后赴美进修，他是典型的世界公民，有足够资本在世界任何一地过上上等人的生活。

资本无国界，香港只是一个人生的站点，李嘉诚何尝不是如此。

金庸在1962

1960年代的香港，媒体是分左右阵营的。阵营的区分，反倒给了原先靠连载武侠小说的小报纸《明报》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

1962年，受三年饥荒影响，第二次逃港潮兴起，大批难民逃往香港。由于左派媒体的集体缄默和港英当局对于人口的忧虑，香港媒体对于难民问题选择视而不见。

明报同样如此。然而，随着情绪的压抑，明报内部的弹压也到了一个紧急关头。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随着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金庸开始妥协。明报开始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报道逃港潮，初期以小版面报道，之后开始刊载头条。一时间，明报洛阳纸贵。

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对于60年代的香港媒体人们而言，无力感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思考。

五亿探长雷洛传

对于有能力又想捞钱的人来说，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天堂。

19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官僚系统的坍塌式腐败急需一个华人担任港英政府和民间生意的话事人，华人探长们由此成为了沟通其中的中间人。吕乐历任港岛，九龙的总华探长，游走在黑白之间，攫取了巨额财富和空前地位。当时的一代大毒枭吴锡豪都给吕乐打下手，甚至其他两位大探长，韩森都需要他提拔，颜雄直接就是他的跟班。香港四大黑帮——新义安，14K，和胜和，潮州帮，全部给他面子。吕乐将香港的黄赌毒高利贷全部统一划区，公司化运营，统一进行管理。由警察充当保护伞，黑道当打手看场子。

黑金犹如滚滚珠江水，源源不断的流进吕乐的贪污集团，其中不乏香港总警司葛柏。当时传言吕乐有五亿身价。据香港的资料显示，吕乐单在香港冻结的资产，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近一亿元，还有1973年留下的800万现金。1968年，吕乐宣布提前退休，并于1974年携家人移民加拿大，最终逃过法律制裁，于2010年去世。

他的故事被香港电影人们轮番改编，“五亿探长”也因此成为港片独有的一支IP，王晶、刘国昌、潘文杰都曾拍过系列电影，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刘国昌版本的《五亿探长雷洛传》。

有趣的是，刘国昌凭借该片功成名就后，影像风格却迅速转向了关注小人物。网易娱乐曾评论道，刘国昌钟爱现实题材电影，他关注“问题少年”，关注香港最底层的“天水围”，关注庙街的“性工作者”，亦关注娱乐圈沉浮的男男女女；他的电影中永远不乏鲜活的小人物，永远都充满着人性的关怀。

对于过去的香港而言，不同人群眼中的影像是截然不同的：杨凡记得花样年华，金庸记得逃港浪潮，刘国昌记得五亿探长的只手遮天和小人物们的悲欢离合。这种情绪是割裂的，无法共情的，唯有通过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串起阶层流动，才使得上述一切有了沟通和共存的可能。

如今，香港梦消失了，阶层流动也停止了。老人们开始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年轻人们则开始上街毁掉父辈们创造的秩序。这或许是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