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很坦率的人生活在一起有时是很痛苦的” | 罗伯特·弗兰克去世_风闻

罗伯特·弗兰克去世了，享年94岁。

他的第一本摄影集《美国人》，就被誉为“现代摄影的圣经”。

凯鲁亚克的名作《在路上》曾被形容是《美国人》的文字版。而凯鲁亚克则为《美国人》写序说：“谁不喜欢这些照片的必然不爱诗歌。不热爱诗歌的人直接回家去看骑着温顺马儿的牛仔吧。”

自从在纽约功成名就后，弗兰克就搬到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凯波布兰顿。买下沿海山丘上的一块地。 大部分时间，他和妻子丽芙隐居在岛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弗兰克想“逃避一切，看海，独处。”

但生活却给他带来连番打击：1974年女儿遭遇空难，那一年，儿子患上精神分裂，抗争了20年后还是选择了自杀。

弗兰克曾经说，“生活很艰难，它消逝在车流里，就像波浪消逝在大海里。”

虽然还有丽芙陪着他，相依为命，但他还是时常陷入痛苦，“我很内疚，我很想念两个孩子。”

现在，他又可以见到他们了。 

弗兰克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琼·丽芙改装了一个渔夫的木屋，建造了家和工作室。”作为一个一直追求真实，考量并质问真实的艺术家，他常常通过艺术来检验自己的生活。70年代后期，他开始做一本自传式的回顾摄影集，尝试把多张照片和不同物件放在一起。他也拍了一些电影，无不表达了他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的伤感。

  这张照片同时出现在弗兰克的电影《生活舞于……之上》（Life Dances On⋯）中。他用嘈杂街角的争吵声紧接着切到写有“Words”的标志，然后是悬挂在他的晾衣绳上的两张《美国人》中的摄影作品。这又是一部他对生活和命运冥想的作品，围绕着他对女儿安德娜和另一位失踪的朋友的思念。这也是一部他电影制作生涯中最具突破性的作品。他曾说，“我背后有那么多东西，生活中发生的那么多事情，形成一种强大的拉力。而我面前，我有海。”

  丽芙说：“和一个很坦率的人生活在一起有时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你能接受，你会发现生活的意义。”这位女画家觉得摄影完全就是堆狗屎(mostly shit)，就是机械操纵的干枯造物。“除了罗伯特，罗伯特的作品是艺术。”她说，“我爱他，但有时候他不喜欢我。****”

在岛上，弗兰克一直没有停止各种艺术形式探索，反而把摄影放下了。 

纪录片《离家，回家》拍到他在暗室里重新处理旧底片，将它们重新组合，在上面写写画画，创作出粗粝的的拼贴作品。“你必须花很大力气来避免自我重复。”

他曾经撕毁、破坏自己的照片，还将全部原始照片、底片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我无须再用摄影证明我的才能了。” 

这几十年里，他拍了很多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包括为滚石乐队和自己孩子拍摄的纪录片，又成为很多年轻电影人心中的教父。 

弗兰克出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很年轻时就以摄影成名 ，但他不喜欢那里的狭隘和沉闷，决定去美国闯荡。

可是，很长时间里，他都只是一个不被美国社会认可的“异乡人”。 

于是，他开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在美国的土地上展开史诗般的旅程，他拍那些被别人忽略的男人和女人，拍教堂、公园、汽车影院，拍被风刮起的国旗，最终拍到的是美国社会的灵魂——只是要到多年之后才被认可，那时人们才惊呼他是天才。

一名观众在博物馆里一幅弗兰克的作品前驻足。

上世纪50年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取得胜利，国内经济发达，美国人自我感觉非常好。

当虚构美化故事大行其道时，弗兰克带着他的35毫米莱卡相机，拍摄发怒的白人男子、生气的黑人小伙，严厉的南方女人，酒吧里的印度人，他拍摄纽约的街巷、扭曲的生产线、南方的种族分裂，画面充斥着辛酸、放荡和不满的情绪。今天再看这些照片，没有什么是故意诽谤的，相反，一切是那么正常。似乎弗兰克能预言未来。经历了两年公路旅行，弗兰克从1955年到1956年间拍摄了2.8万张照片，而这个天才从中挑选了83张，直插美国神话的心脏。

在路上的《美国人》

1953年的弗兰克极度失望，他几乎是愤怒地从欧洲回到纽约。《生活》杂志不喜欢他，其他杂志也不喜欢用他的照片，认为他“过度表现视觉，而非观点”。玛格南图片社的一帮同仁反对他入伙，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好在他还有个好朋友，也是他的导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埃文斯很有影响力，对促成弗兰克后来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有关键作用。正是这3000美元，让弗兰克能带着家小，开着二手车上路拍摄，成就了《美国人》一书。

金斯伯格和“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家、小说家是弗兰克的灵感源泉。杰克·凯鲁亚克，弗兰克的“损友”、《在路上》的作者，给美国版的《美国人》写了序言：“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不引人注目，友好；他举起小相机，就把美国哀伤的诗歌吸到胶片上了，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悲剧诗人之一。”

弗兰克一开口介绍自己，三分钟之内就说到了自己和“垮掉的一代”的关系：**“‘垮掉的一代’对我有很大影响。****能碰到这些人，我心存感激。**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比瑞士更自由的一种活法；对我来说，是一种勇气，很受鼓励。”

他说：“我可以做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慢慢地，相信自己，当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书的点子也就应运而生。”

《旧金山》（拍摄于1956年）

这是弗兰克一直以来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他指着幻灯片对观众说 ：“你可以明显看到摄影师的‘侵入’。我在路上拍照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假装把相机换个方向，好像在拍别的。他们没有问我为什么，但你可以看得出那个问号的存在。”这种照片中人物直接与弗兰克对峙的情况，曾被弗兰克称为“瞬间的人性”。

1万英里的旅程，700多卷胶卷，2.7万多张照片。

这个手持35毫米莱卡相机的犹太人，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

“敏捷、神秘、天才、悲伤和以前从未在胶片上看到过的阴影覆盖的场面，奇怪的秘密⋯⋯这些画面中的幽默、悲伤、所有一切，和美国特征！”凯鲁亚克这样描述弗兰克的摄影。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刚刚赢得战争，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大行其道，弗兰克镜头下表现的美国，令主流皱眉。

“这是一本简洁的书，真的！”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它什么也没说，非政治化。这些照片里什么都没有。人们说它们充满了仇恨，我从未看到，也从未感觉到。我只是跑到街上找了一些有趣的人而已。好吧，我的确尽找极端了，但那是因为中不溜秋的东西令我感到乏味。”弗兰克说：“现在看这些照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争议的。”

《美国人》可以说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性革命和民权运动的一个预示。当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弗兰克被所有的艺术家交口称赞。他成了个天才。而当评论家们拿着放大镜分析他的照片，诠释每个场景和人物的重要性、历史性的时候，他往往无法回答关于某个细节的追问。

**《美国人》中的照片似有亲密的感觉，同时也具有某种冷漠的特质。****弗兰克说他总在不停地赶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他回忆，他总是拍完就走人，几乎从没有和照片中的人做过交流。

旅途归来后，弗兰克给每一卷胶卷和小样都注上了编号和解释，然后摊在他寓所的地板上，钉在墙上。他把照片分成他想要的大主题：种族、宗教、政治、媒体、汽车、消费文化和变化中的美国风景。他也按照美国人生活、工作、吃喝玩乐的方式来排列照片，按照引起他注意的一些对象来排列，比如墓地和他的家庭。随着每一组照片的分界不断变化，他不断地挪动它们，把它们从墙上扯下来。有时候他会在他认为最强的照片上点红点，或者用笔做画面切割。凡是他认为弱的、平淡的、太明显的，甚至太刺目的，都被排除在外。渐渐地，近3万张照片被删减至1000多张，然后是100张，最后定下83张照片编入《美国人》。弗兰克后来估计，自己花在评估和编辑上的时间大概有三四个月。他说：“你必须‘做’照片。你呈现它们的方式，摆放它们的方式，都能增强视觉的简单本质。” 他也承认，在《美国人》一书的制作过程中，“最大的工作”就是“删选照片”，“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弗兰克是早年从师两位商业摄影师的时候，学会这种给照片分类保存的方法的。讲座中，格林诺女士好奇地问，当时没有电脑等现代设备，弗兰克是怎样保持这种工作习惯的？这对现在的人来说很难想象。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其实，当时也没有现在那么多东西。”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张弗兰克当时工作的场景照片。我们所看到的拼贴图，是根据弗兰克本人的回忆制作的。

《游行》（1955年拍摄于新泽西州）

这张照片是《美国人》一书的封面。全书分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一张带有美国国旗的照片为首，以展示美国文化的不同方面。弗兰克在编辑时，最后摒弃了他一开始所做的分类，而形成一种更流畅的顺序。

欧洲版的《美国人》并不完全合弗兰克的心意。出版人在每一页照片旁边都加上了文字，而这些文字都是不怎么喜欢美国的欧洲作家写的，所以这本书当时被普遍定位为一本“反美”的书。策划美国版的时候，出版人提出要在照片旁边配上诗歌，弗兰克坚决否定，最后终于以他想要的方式出版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注解。

《美国人》没有把任何两张照片排在一起，翻一页只能看到一张照片。弗兰克说：“两张照片面对面放在一起，不会互补，只会相互消减彼此的力度。我认为一张一张分开，看起来更简单、更有力。”

对弗兰克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照片的顺序。他根据意思来排列，创造一种节奏，来描述图中出现的，或缺席的人。他曾解释，做《美国人》时，他想尽量创造一种照片顺序，犹如《生活》杂志的图片故事，有开始、中间和结束，但又不完全像《生活》杂志。弗兰克这种具有流动性画面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渴望，似乎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后来拍电影的行为。

持续50年的影响力

在弗兰克杀入摄影界以前，摄影的视觉倾向总是直接的，横竖分明。但弗兰克改变了角度，把粗颗粒变成了优点，光线不足变成了优势。他的图片乱糟糟的，你搞不清楚该怎么去感受，也吃不准该把视线聚焦在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上。

美国女作家珍妮特·迈尔康姆（Janet Malcolm）把弗兰克称为“新摄影艺术中的莫奈”，她同时也说过，弗兰克是一个“被高估了的社会评论家和被低估了的摄影革新者”。

在今天，艺术界认为他的《美国人》仍旧像50年前那样具有震撼力，甚至把他的《美国人》评价为“二战后最重要的摄影单本”。

《纽约时报》则评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罗伯特·弗兰克对摄影的重要影响无人能比”。

且不说这些论调是否有点过头，但的确没人会想到，仅凭一些模糊的快照，就能赚上几百万美元。快照谁都会拍，是不是只要有足够的运气，谁都能出名呢？

“现在有太多图像、太多照相机了。”弗兰克曾对人抱怨，**“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有意义，其实没什么东西特别。**这只是生活罢了。如果所有的瞬间都被记录，那么没什么是美丽的，也许摄影也不再是艺术了——也许它从来就不是。”

《葬礼》（1955年拍摄于南卡罗来纳州）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方，白人和黑人不能成群结伙。弗兰克在旅途中不止一次被警察盘问，甚至被关进牢里。其中在底特律的一次，就是因为和黑人结伴。“我记得，有一次在阿肯色，”他回忆道，“有个黑人在公路上等着搭车，我停下来，打开前门招呼他上来。他说，‘不，我不能和你一起坐在前面，被警察看到就麻烦了。’”

弗兰克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也是少数民族的一员，所以对少数民族、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很有同情心。他的这些充满同情心的照片，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因为种族歧视已经不为社会公德所认同。可在当时，却是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正视的画面。讲座中，当格林诺女士提到弗兰克的这些照片时，他突然半开玩笑地说，“我之所以拍他们，是因为他们比白人更上照。”这是整个讲座中，弗兰克说的最“出格”的话。大家笑过后，格林诺女士似真似假地说：“我们不会顺着这个话头往下说。”种族问题，依旧是美国社会的敏感话题。甚至连“黑”这个原本无辜的字都变得具有暗示意义，美国人在形容一位黑人的时候，通常会称之为 “非裔美国人”。

融入美国

弗兰克的父亲是个爱好摄影的成功商人，母亲则来自巴塞尔的富裕家庭。当排行第二的弗兰克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之后，父亲对他说：“摄影师？我就是个摄影师，但是你得做生意才能谋生啊。”

事实上，他父亲的理想是做个室内设计师，最终却成了个销售收音机的生意人。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一战”后他移居瑞士，娶了个并不爱的富家小姐。

弗兰克于1924年出生于苏黎世，瑞士生活中最令他喜爱的是童子军、滑雪和爬山。后来，摄影成了他精神上的避难所，“二战”一结束，他就骑着摩托车到了巴黎，最终落足纽约。

《郁金香》（1950年拍摄于巴黎）

移居纽约的弗兰克仍然频繁往返于欧洲和南美之间寻找题材，这被他自己称为“训练阶段”。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选择一至两个主题来表达他对这座城市及其文化的理解。

“我移居美国后，从此快乐无比。”观众对此宣言又一次哄堂大笑，但从他那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确有此意。欧洲犹太人的价值观和家族包袱都被他抛掷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全身心地融入“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瑞士对他来说，“太小了”。

曾经骂他仇视美国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他。“我爱美国，我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美国人了。”他这样说。

纽约的确给了他好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那些艺术家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不过是个小镇男孩，我连同性恋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一个月后，弗兰克就辞职去了秘鲁，因为他受不了《时尚芭莎》要求他系黑领带。

早在苏黎世的时候，弗兰克就看沃利斯·贝瑞（Wallace Beey）的美国电影；到了美国后，他读了大量美国作家的书，来熟悉这个国家，甚至包括棒球规则。

金斯伯格、凯鲁亚克和鲍勃·迪伦影响了他。

“本质上，一个美国人是个自由的人，”他曾说，“没有历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但弗兰克承认，自己并不拥有“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自由，他无法追随那种生活，因为他有家庭和孩子，有责任和现实。

《电车》（1955年拍摄于新奥尔良）

依旧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公车上黑白分明，不可越界。弗兰克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时刻——被汽车窗框分割的乘客，各自形成一幅肖像；前面是白人的专座，后面是黑人的区域。就在弗兰克拍下这张照片的同一年，一名叫做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黑人女性，因为拒绝在公车上让位给白人乘客，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继而发展成大规模的反种族隔离民权运动。

弗兰克似乎又一次当了一回先知。策展人格林诺问：“你是如何捕捉到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含意的照片呢？”“如果我知道我会在那里拍到重要的照片，我肯定会早就在街角等着了。”弗兰克实话实说，“事实上，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对焦，然后就过去了。我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并没有呆在那里拍个没完。生活是那么有趣，我有的是精力，为什么要老在一个地方晃来晃去呢？所以我总是在前行。”接着，他又补充道：“我过了两个月才冲洗胶卷，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拍到这个东西了。”

关于摄影的偶然性，弗兰克在讲座中有所提及。“我们知道摄影要碰巧。不过，如果事故发生三次以上，就不能叫做事故了，”他说，“这有规律在里面。”他看着格林诺展示给观众的小样幻灯，里面有两张都被选入《美国人》中，“像这样，两张重要的照片在同一条底片上，我这辈子再也没碰到过。”

从电影重回摄影

《美国人》令他成名后，弗兰克却跑去拍电影了，实验电影。

他的第一部电影《拉动我的雏菊》（Pull My Daisy），被认为是美国新电影的开始——凯鲁亚克旁白。

在弗兰克的摄影天赋被认可时，他却把摄影放下了，他不想重复自己。他停止拍照，开始制造奇怪的小电影。他于1959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拉动我的雏菊》(Pull MyDaisy)被认为是新美国电影的开篇之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先锋电影，片中剧情由杰克·克鲁艾克(Jack Kerouac)撰述并朗诵。

而他最有名的一部片子《杂种布鲁斯》，却很少有人看过。这是一部1972年跟拍滚石乐队巡演的纪录片，充斥了性、毒品等疯狂镜头，乐队的出格行为全部被记录在案，最后乐队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禁止该片商业公映。

“我完全没有头绪，有时甚至都搞不清楚机器里到底有没有胶卷，我也不在乎究竟能否拍成片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雇了我吧，他们喜欢事情失控。”弗兰克在回忆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时说，他自己当时也被可卡因搞得晕头转向。

弗兰克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很少有人看过，是一部关于滚石乐队的记录片。1972年5月12日，滚石乐队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一路麻痹在性与毒品之中的北美巡演。不久，又有两名乐手因袭击一摄影师被短期监禁。弗兰克将这些闹剧拍成一部纪录片，直到今天，这部被禁映的影片仍未公开，其真实内容还是一个谜。很多评论人写文章质疑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认为其大部分都是摆拍，但是，弗兰克说只有在飞机上做爱的场面是摆拍的。

画面中的贾格尔手拿一台相机坐在酒店房间里，贾格尔当时很不高兴，他对弗兰克说：“你把基斯(乐队吉他手)拍得比我好看。”弗兰克回答：“呃，他本来就比你有趣一些。”弗兰克说他当时也不怎么靠谱，有时也不记得有没有在摄影机里面装菲林。他说：“我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拍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找上我来为他们干活的原因吧，他们喜欢失控的事情。”

他拍的电影，远远超过他出书的数量，但人们始终还是把他当做《美国人》的作者弗兰克。最终，他又回到了摄影。“可能电影没有给予我觉得应该有的那种认知吧。”弗兰克这样回答。

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所以跑去尝试全新的东西；但始终没能超越自己，这对他又变成一种困扰。

这种困扰，可以在他后期的电影和摄影作品中看到，《美国人》的照片不时作为道具或背景出现，被扔掷、被捆绑、被破坏。

在系列短片《基督之罪》的拍摄现场，弗兰克让一名男演员站在树林里，从高处俯拍取景。

“我尽量记住好的回忆”

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常能看到绝望和愤怒。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的宝丽来相片上，他乱涂乱写，又刮又擦，那段时间的东西，给人又冷又硬的感觉，但又是真实的。

真实，始终是弗兰克强调的。当别人问他作品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那样拍的时候，他常常会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人就是这么坐着的，那个人就是那么躺着的。

他同时也说过“真实并不存在”这一类话，并引用美国女作家弗莱娜莉·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之语——“真实背后没有真实。”

在拍摄《美国人》的旅途中，弗兰克说自己像个记者，虽然他并没有采访任何人，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惊讶”；而他的镜头所取，正反映了他的“内心感受”。

《40张照片》（1946年）银盐纸基

弗兰克从1941年起开始学习摄影，先是跟随一位摄影修描师，然后是一位商业摄影师。1947年2月弗兰克移居美国后，很快自己手工做了一本摄影册子《40张照片》（40 Fotos）。弗兰克在其中尝试把两张相似或相反的照片并置，以微妙的方式进行对比。这本册子后来也成为弗兰克在美国找工作时的资历依据。

《90号公路》

（1955年拍摄于得克萨斯州，去代尔里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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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在路边，头灯还开着。让你依稀还能听到马达的轰鸣。后挡风玻璃那儿堆着一堆衣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人半闭着眼，空虚疲惫地休息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不知道她身后的路打哪儿来，也不知道她面前的路往哪里去。她的怀里还睡着两个孩子。这位女人就是弗兰克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他在她16岁的时候就把她的肚子搞大了。那个男孩是弗兰克的儿子帕布罗，还有一个女儿叫安德娜，现在这两个孩子都已不在世。

这幅照片被弗兰克放在《美国人》一书的最后，作为结尾，这也是他的家人在书中的首次亮相。弗兰克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讨论到艺术家为职业追求而所作出的牺牲。“孩子。那是我的遗憾。太多内疚了。”他说。

有一次，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礼堂讲台上，他站起来告别，胖胖的身形有点像个可爱的毛毛熊，想让人上前去抱抱，就像自家爷爷给孙辈的感觉。

但弗兰克没有孙辈，也不可能有孙辈了。他的大女儿安德鲁亚21岁死于危地马拉的一次飞机失事；而他的儿子帕博罗受不了多年药物上瘾症和精神不稳定的折磨，1994年自杀。

“我过着好日子，”他平静地对礼堂里的人说，“我有个好妻子，我有好的回忆。”稍作停顿，他说，“我尽量记住好的回忆。”

在弗兰克的朋友眼中，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臭脾气老头子，就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他很少接

受采访。说话不多，吞吞吐吐，总以为自己置身世外。

弗兰克相信数码摄影以它能够删除的能力摧毁了记忆，他说：“现在有太多的影像，有太多的照相机了。我们都被观看，这变得越来越愚蠢。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特别的，那只是生活。如果所有的时刻都被记录下来，那么就没有美了，而且摄影可能也就不再是艺术了。或许它从来就不曾是过。”弗兰克多年年前曾到过中国，在平遥古镇喝了一碗鸡汤后，差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甚至都没有一台相机。

弗兰克说，他经常在自己位于东三街的公寓里，凝视德库宁的画。他说：“他的一生是率真自我的天才的一生。他只有一个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画架。他可以只穿着内衣而整天去与那些画布较真。这些是如此地吸引我。它让我意识到要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险。为了艺术上的自由，你不得不去抗争并忍受为这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