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国盛的失望和反思_风闻

最近看到网上反驳清华历史系教授吴国盛提的“落后不一定挨打”的相关文章，然后到吴的微博上去看了看他的一些说法，感觉吴这个人的思想和思路真的有很大问题，真不知道这么多年的学问和他对科学的看法是如何导致所谓的“落后不一定挨打”的结论。

这里要说为何对吴失望。在今年暑假我儿子上高中，为了拓展他的视野和能站在更高高度来看待各个学科的学习，我专门带孩子去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书，买了数学的思维、物理学的美和吴编写的《科学的历程》的书，这几本书都是涉及到历史以及科学发展的探讨。单纯从《科学的历程》这本书的内容来看感觉吴的看法基本正常，虽然在某些方面我隐约感觉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苗头在里面，但总体感觉还是值得一读。但是最近了解了吴的一些说法和他对科学精神的偏激看法，真的是非常失望。现在回头来看吴的《科学的历程》并结合他的言论，可以说这其中很多东西值得反思。

根据吴的经历，可以说一直在象牙塔里打转转，从学校到社科院，从社科院到学校，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经历。这种只在象牙塔里打转而没有更多经历情况，对一个做研究的人来说可怕的，从《科学的历程》中就隐约能感觉到。《科学的历程》中，吴对古希腊的纯科学探讨是很推崇的，而对科学和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持批评态度，譬如古希腊被蛮族灭亡导致了欧洲陷入所谓中世纪黑暗，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是不应该的。当然站在探测未知上的确这样是不应该的，但是历史事实如此，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结果，里面有其必然性，针对历史只能去分析其中的必然性并加以避免或者改进，而不是责怪如何如何。

吴的这种所谓研究实际上是有偏差的，所以后来吴开始在国内宣传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缺少缺乏超功利的科学精神，另外一个是他要做“反科学主义”。下面分别谈一下这两点。

看了吴的多个演讲和谈话，吴宣传的“中国缺少缺乏超功利的科学精神”时，更多提到的是古希腊如何，对现代世界各国的科学精神提的并不多。从这些方面来看吴似乎一直是“崇古非今”。事实上我们知道，吴赞赏的古希腊那种纯粹的科学没有延续下去的原因恰恰是脱离了生活和生产，不能发挥科学的实际作用，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上被蛮族灭亡几乎成为必然。吴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道理，但是社会达尔文现象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的，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比比皆是，只有在一个有序国家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有问题。吴在某些事情上犯了绝对化的错误，他抨击中国历史上的重实用主义缺少缺乏超功利的科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味：首先已经发生的历史无法改变，其次现代中国也在纯理论研究上做投入。不知道他到底希望怎样才算是有“缺少缺乏超功利的科学精神”，他能给出一个参照对象不？实际上，古希腊的科学成就的确在当时很高，但是真正的现代科技发展却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关联相互促进发展起来的，近100年来的科技发展远超过过去总和。而过去一百年的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科学的发展深受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不是所谓的非超功利的科学精神在起作用。“功利”在某些人那里认为是贬义词，实际上“功利”是中性词，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功利”的结果，让各个国家和企业才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投入更多。譬如国家能资源去养一些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可不需要考虑吴提到的什么自由，因为并没有人限制他们。另外企业吃到了将科学转化成科技进而转化成产品的好处，在科研探索方面投入更多，典型的上世纪的IBM、贝尔实验室等，近年来的华为等。

说白了，在我看来，吴提“中国缺少缺乏超功利的科学精神”的根源，是因为他纠结于中国古代和近代为何经济发展而没有出现他认为的西方科学的这个结果上，进而推出上面的结论。但这个事情有必要去纠结么？已经成结果的事实纠结也无法改变，而当下已经汲取教训在科研上投入越来越多，包括他说的纯科学研究投入，譬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贵州的世界最大的FAST射电天文望远镜，“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等，这些投入有什么功利性可言？显然都是纯科学探索的事情。吴该擦擦眼睛看看当下的中国发展，而不是钻到古希腊的牛角尖中出不来。

吴的“反科学主义”，个人认为吴这样说有点哗众取宠，或者说有点为了吸引眼球而标题党。的确近年来科技发展中造成了环境污染等现象，甚至出现利用科技危害人类自身的事情，但这恰恰是科技发展不完善或认知不到位下出现的，而不是科学本身有什么错。从吴的说法来看，他强调所谓“人文主义”，希望通过“人文主义”来制衡“科学主义”。这种简单的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做法，让人感觉真的有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本身也是基于科学发展而发展，譬如他崇尚的自由，恰恰是科学技术发展让劳动力极大发展后才能有他所谓“思考的自由”，想想原始人成天为了生存和吃饭问题，何谈能够“思考的自由”。另外，就吴他在做科学史研究时，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限制他的所谓“思考的自由”。他从学校到社科院、从社科院到学校，给了他丰厚的待遇和名声，也给了他到欧洲、美国考察的众多机会，看不出在哪些方面限制了他的“自由”。

我接触过社科院或者是某些领域文科人员的说法，知道一些人对制度方面的说辞，但说实话这些和自然科学并没有关系。而所谓的社科院和文科人员的研究，某些程度上感觉他们钻历史故纸堆比考察现实情况更多。钻故纸堆会非常书生话，譬如吴说的“落后不一定挨打，弱小也不一定挨打”“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这类话。当然，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找到“落后并没有挨打”的例子，但是这种事情具有普遍性么？而很多挨打的国家，是他们在讨打么？是他们在作死么？吴已经掉到故纸堆中出不来，陷入自编的逻辑陷阱，然后用他的逻辑陷阱套现实的各种东西。

个人认为，吴很难成为大师，因为他真的很难说有多大的独立和自由精神。一个真正独立且自由的精神，一定不是只钻故纸堆去“崇古非今”，而是即看古更多去考察今，而这个考察并不限于某些历史事件，还更要观察当下发生的事情。吴作为历史系教授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考察历史固然不错，但他要“论今”那么就必须看当下，尤其是当下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科学技术领域方面已经逐渐向世界前列冲击。放着当下最好的考察案例不去考察而去钻故纸堆，只能说他在象牙塔太久了，太书生了，有时候感觉有点孔乙己了。

给吴先生一个忠告，走出象牙塔，去真正的自然科技发展方面去看看，去位居前沿的高科技公司去看看，看看当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再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