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一堆破纸”贵如金_风闻

【文/洪荣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迷上了苏区红色文物，这或许与我出生、成长、甚至一辈子工作在原中央苏区有关。我扎根在这片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她像母亲一样呵护、滋养着我。而我就像一颗种子，在这片土地中扎根、吸收养分，然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当我第一次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举起右手宣誓时，革命先辈们那种前仆后继的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直到我参加工作，苏区精神、苏区干部的作风更是成为我为人处世的精神支柱，激励着我在前进道路上勇往直前。我深爱着这片红土地，深爱着那些面对困难不屈不挠，为实现民族复兴视死如归，用自己的鲜血铺洒道路的先烈们！

或许正是这种浓浓的乡愁，使我每每看到一件苏区红色文物，都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它像似亲人般的眷恋，让我放之不下，割之不断，产生揽入怀带回家的强烈冲动。

临近2015年元旦的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位江西省兴国县文物商人的微信。微信里几张照片，看起来像是一堆碎纸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图1）。有些还能看得清楚，有些纯粹就像垃圾纸屑。我把照片放大后，从零零碎碎的纸片中可以看出是苏区时期的布告，内容大致是关于查田运动之事。

图1   一堆破纸

购买苏区时期的纸制品，光看照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照片容易受到光线及拍照者技术水平的制约，照片与物品实物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有的甚至差别非常之大。比如，白色的纸张有可能拍成黄色的或是灰色的纸张。

收到微信时，我还在福州，离江西省兴国县尚远，就算坐动车也只能到达南昌市，到南昌市后要再转车才能到达兴国县。我心不在焉地吃完饭，赶紧打开电脑查询最快的火车班次。当我把福州至南昌地址输进去之后，屏幕上显示第二天从凌晨到下午都没有坐票。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要在火车上全程站着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还要跨省份，对于我们这种年龄人的身体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怔怔地望着电脑屏幕，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如果明天就起程，就只能站着去，吃苦我倒不在乎，就怕万一身体吃不消，连累他人。如果过几天吧，又担心被人抢先一步。

唉，去或不去，问题就摆在那里，想或不想，布告就在那边，太为难了。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最后还是咬咬牙决定拼一拼这把老骨头，当即买了张第二天早上7点的站票！担心明早误睡，光提醒服务我就设置了电子钟和手机闹铃两种，还特意交代老婆警醒点，听到闹钟叫我起床，又担心明早堵车误事，预约了辆出租车，准备明天6点就出发……

未曾想，这一夜，我竟失眠了！先是满脑子考虑明天的天气怎样，会不会下雨。南方和北方冬天里的冷暖感受是不同的，南方的雨天给人一种非常难受的湿冷，是一种钻入骨子里的刺骨寒冷。老人家免不了丢三落四，这是上了年纪人的通病。为做万全的准备，我赶紧爬起来准备好雨伞和毛衣。躺回床上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布告真假问题一直折腾着我，很希望是真品，可又怕遇上假货……迷迷糊糊之中，手机的起床闹铃就响了，我迅速翻身起床，简单洗漱一番，随手拿一瓶牛奶和两个面包，就匆匆出门了。

上火车后，我正寻思着找个方便点的地方站着，忽然瞥见左边车厢前排的一个位置是空的，直到火车开动也没人坐那儿。我心想先借个座吧，直经就在那坐下了。可坐下后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毕竟自己买的是站票，生怕被人驱赶。说来也怪，从福州经三明到抚州直到南昌，竟然没有人叫我起来。难道这座的主人误车了？不管如何，承他的好，让我这一路免去了许多舟车劳顿之苦，挺感激的。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兴许兴国文物商人那东西是件好宝贝！

火车到达兴国县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文物商人极其热情，亲自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简单的晚饭过后，我们便直奔他的住处。

那是在老城区一条不太宽敞街道的转弯处，一楼看着像是个店面。冬天的夜幕降临得早，这个时间店门也已经关了。主人推开侧面那只能容身一人的门，招呼我进去。我钻进去之后，在微弱灯光的照射下，隐约看见柜台上杂乱无章的物品，以及摆放在地上的各种木头牌匾。此时的我心系布告便无心多看，直接跟着他上了二楼，热心的主人还不时提醒我注意脚下安全。

乡下的文物商人与大城市的不同，大多数乡下商人信奉的生意经是只要有销路能赚钱，什么物品都乐意倒腾，所买卖的物品也没有像城里商人那样讲究，分门别类排放整齐。绝大多数是随便摆放，东一件西一堆。同是文物商人，所处地域不同，经商方式还真区别不小。

二楼是一厅一室的结构，年代已久的光头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整个房间显得昏黄静谧，难怪有人打趣说收藏品交易市场是“鬼市”，卖东西的人心知肚明，买东西的人迷迷糊糊，颇有一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意味。朋友们，这就是个考验眼力的地方啊！主人把我安置在木沙发上后，不久便从里间拿出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的鼓鼓的，主人悉数把它倒在了并不宽大的茶几上，一时间满茶几都是碎纸片。大片的纸还能看得比较清楚，小片的还不到指头粗，就只有只字片语了。

主人介绍，这些纸片是昨天下午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送来的，付完钱后就走了，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嘴巴是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其实，古董交易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买卖不问来路。因为真正的来路及其交易价格都属于商业机密，卖家对此都是守口如瓶的。我对来路也不感兴趣，只关心物品本身的真假及其价格。

图2    布告局部

苏区红色文物交易的基本步骤与其他文物交易步骤大致相同。首先，确认这件东西是否真品，这是首要环节，确认真品后才开始价格谈判。判断文物的真假是这场交易的前提，唯有确定是真品，交易才得以进行。鉴定一件苏区文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短时间里，又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对买家的“眼力”确实是个极为严峻的考验。

收藏行当里的“眼力”并不单单指用眼睛看，鉴定文物光用眼睛看还不够。它其实是综合运用过去所学知识，加上经验的积累，进行正确逻辑推理的一个过程。对一件文物真假的判断，实际上取决于一个鉴定者的综合素质。中医有一套“望、闻、问、切”诊断疾病的方法，我在长期交易、研究、鉴定苏区红色文物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套“望、闻、摸、想”的方法。

所谓“望”，就是用眼睛看。眼睛是第一感官，东西拿到手先仔细观察，看看它的纸质、包浆、油墨颜色、文字风格、印章色泽等等，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第一感觉非常重要，不少文物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反反复复观察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幌幌忽忽似对非对的感觉，这时候要想起第一感觉如何。第一感觉认为是对的，一般是对的，第一感觉认为是错的，一般是错的。

所谓“闻”，就是用鼻子闻。苏区纸质文物一般闻起来都有霉味或者火烟味。因为中国的南方属于亚热带气候，比较潮湿，纸质文物容易霉变。而聪明的南方人为了对付霉变，常常会把纸质文物吊放在柴灶上方，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火烟味。新仿的东西，大多数留有油墨味，或者新纸的味道。

所谓“摸”，就是用手摸。手的感觉很重要，手感大多靠经验积累，这个需要鉴定者长期的真枪实战，真假对照，才能练就。

所谓“想”，实际上就是进行逻辑推理。看了、闻了、摸了之后，还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想一想，看看是不是符合逻辑，弄清楚这件东西合不合情理，即符不符合当时的史实，事物之间有没有矛盾，等等。这种想一想需要大量综合知识的运用，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靠头脑发热，拍脑袋做决定。

鉴定这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形式，就是心态要好，要把你眼前鉴定的东西当作是别人拿来给你鉴定的，出于公道之心，而不是一开始就想“我要不要买这件文物”这个问题。

因为，人对一件文物真假的判定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你如果非常想要买这件东西，就会产生眼力偏向、思维定格，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偏差。

图3   部分纸片显示相同内容

经过这“望、闻、摸、想”，对这堆碎纸片的综合分析，我很快做出了真品无疑的判断。因为纸张就是当年苏区普遍使用的毛边纸；字体风格具体苏区时期特点韵味；布告整体行文格式规范；钤印的位置和方法正确。特别是，在这堆碎纸片中竟有四张同一种布告的碎片（图3），而在这四张残片中，个别地方的留墨痕迹又不完全一致。这说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数量之多，表明布告不是50年代初期的复制件。50年代初期的复制件是解放以后，中央档案馆或者国家博物馆，为支持地方博物馆举办文物展览而制作的影印件。

建国初期国家非常困难，经费有限，一切工作都遵循节约的原则，复制文物的数量不多，一个县有一张复制件就算不错了，不可能一下子给兴国县这样一个小县城四张。二是50年代初期的复制件采用的是照相制版技术，虽然有可能因为照相或者制版过程中，出现复制品比真品稍微模糊点现象（这也是区分复制品与原件非常重要的依据），但每一张复制品绝对都是相同的，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留墨痕迹。

为进一步验证我的判断，我还特地用洁白的餐巾纸轻轻地擦试了一下印章，发现有很多被擦下来的红色印泥，说明在这张布告上的印章是盖上去的，而不是印刷上去的。50年代初期的复制件恰恰相反，印章是印刷上去的而不是盖上去的，复制品的印章是擦不下红色印泥来的。所以，这布告残片肯定是原件无疑。

就在那得出真品结论的瞬间，面对一堆残破的顶级苏区文物，我心里是无奈与惋惜并重，愤怒与喜悦交加。痛惜顶级文物曾遭受如此凌虐，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带她回家。

成交之后，我回到所住宾馆，小心翼翼地将碎纸片一张一张地铺在床上。一米二宽的单人床横着还不够放，只好又改成竖着排。虽然只是简单地拼凑排列，但也让我心头振奋。这是一张1933年9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查田运动的布告，第27号（以下简称27号布告）。除了前言之外，有十条关于查田运动必须掌握的政策。抬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落款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图4），钤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鲜红大印（图6）。眼望着这张如此巨大的布告，细看那刚劲有力的文字，品读那简明扼要的政策，用心潮澎湃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是最恰如其分了。收藏苏区红色文物十几年来，头一回看到那么宽大、那么壮观，级别那么高的纸质文物。

这下子，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了，美滋滋地一觉到天亮。

图4   落款名字

过了三个月，我带着这件苏区红色文物飞到了首都北京，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饭后我给聪明可爱的孙子讲故事，讲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如何打土豪、分田地、爬雪山、过草地……讲着讲着，我思绪万千：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经过多少努力抗争才得来的呀！苏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劳苦大众艰苦抗争，战胜了反动派，消除了恶势力，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他们的牺牲才换得今天的太平盛世。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张破碎的布告见证了这一段红色历史，它给人一种回忆，一种鼓舞，它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我一定要让它带着先烈的荣耀重回后辈的视野！

我在北京找了一些熟悉的朋友，试图对这张破碎的布告进行修复，辗转几个地方，都说破损严重且找不到资料无法修补。我不甘心，上网查找文献资料修复处，电脑显示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在四川成都。我好一阵高兴，因为我们家就在海淀区，竟然离家这么近的地方就有个文献修复公司。我于是按照网上提供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过去。

万万没想到，那头传来语音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看来这家公司是没什么指望了。接着我又联系四川成都文献修复中心，电话通了，对方很热情，要我先把需要修复的文献资料拍成图片传给他，根据我的修复要求，他们会做一个方案，双方认可后才进行修复。我一听就感觉这是个非常有责任心，值得客户信赖的修复公司。我满怀信心地将破碎的纸片排放在大厅地板上，由于这张布告中间内容少了第一至第四条和第十条，又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资料，无法精确确定其间隔距离，只好大致排列，然后用手机拍了照片，把修复的要求一并发到这家公司的电子邮箱。

几天过去了，没有接到修复公司的电话，我心里有点焦躁不安，打电话询问，对方解释说，他们正在找资料，找到资料才能制定修复方案。我想，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原始资料任谁也没有办法修复，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又过了三天，修复公司的人打电话说，他们找了很多地方，确实没有办法找到原始文字资料，没有办法对这件文物进行修复，他们感到非常遗憾。这通电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心中的希望之火越来越小。难道，这件事就只能到此为止吗？我不甘心，这时候我的牛脾气就出来了，我还不信偌大的中国没人能办此事。这么珍贵的文物，我是无论花多少精力都要努力修复它。它不是一件简单的苏区红色文物，而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信仰所在！

我想起《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月）的作者李贞刚先生，他所掌握的苏区文史资料非常多，希望他能给予帮助。李先生是闽西人，与我一样都有一种苏区情结。他同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依靠自己对学术的热忱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从一个下岗工人逐步成长为一名著作等身，在中央苏区史料的收集与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由于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心里有了些许欣慰。但几天之后他给我的回复却让人十分遗憾，竟然多方寻找无果！当然，这也很正常。一个人不可能什么资料都有，我已经很感激他了。

不甘心的我再次细细揣摩这实实在在的布告：此布告从纸张到印章，从书法风格到文字内容看，都绝对不可能是一件臆造品。我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有信心的，找不到相关资料并不等于不存在。我陆续又找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同志，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老师……最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王新生老师为我找到了布告的文字资料，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看到他发来的资料时，喜出望外，同时也由衷地佩服和感谢王老师，能把布告的文字资料在堆积如山的苏区文史资料中找出来。

有了王新生老师发来的文字资料，我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对布告进行修复。我没有学过文献资料的修复知识，但我看过不少修复过的文物。如一些地方出土的古代破碎陶瓷片，专家们使用的是白石膏进行修复，这样既能突出属于文物部分的陶瓷片，又能直观地看到当时这个器物的完整状况。我的想法是既保持原来文献的面貌，又使这件文物有一个完整性，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直观完整感。我首先将开头的纸片轻轻粘贴在白色厚纸上（图5），然后根据布告文字的内容，在白色厚纸上留出准确的空白位置，接着用尺子和铅笔等分需要书写的行距，再等分每行书写的字距，最后将遗漏的字一个一个填写上去。因为是第一次搞修复没有经验，时时小心处处谨慎，累得腰酸腿疼两眼昏花。但当大功告成的那一刻，之前种种辛苦都不值一提，那是一种拨云见日的自豪和满足。

图5   自己修复

这张布告我修补好了以后，复制了一件，挂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现代大厅二楼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办公室。来到办公室的收藏家看后都感到很震撼，同时，不少同行说修补使用纸的颜色与原有文物的颜色不一致，很难看。敦促我还是找一个专业修复公司或者专业修复纸质文物的师傅，重新修复一下，不然这么珍贵的文物实在太可惜了。我觉得他们的建议非常有道理。

直到2017年，我认识了一个广东收藏品修复公司的林总经理。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这位先生即谦虚又有责任心，于是我将这件珍贵文物的修复任务交给了他。修复期间，他经常用微信联系我，征求修补方案，告之修复进展，并商量解决修复难题。期间，还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修复工作全部过程。我亲眼看到技师们辛勤工作的场景，感动之极。经过他们较长时间的精心修复，这件珍贵文物又恢复了原来面貌，我终于完成了心愿，它终于可以褪去残颜，再一次完整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我格外珍惜这张布告，因为它是土地革命时期最为经典的一件红色文物。

从1927年至1937年，中共党史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土豪劣绅占有，他们不劳动，以土地出租的形式，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而农民，因为不占有土地，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终年辛勤劳动，缺衣少食，逃荒要饭，不得温饱。这种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在中国自古以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农民起义，提出过“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终归没有实现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才使“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农民才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土地革命最主要、最直接的是土地分配问题。在怎样分配土地问题上，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过非常残酷的斗争。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土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各个根据地先后制订了土地政纲和具体政策，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积累了些经验。这一阶段属于摸索阶段。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强令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一套过“左”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害。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第三阶段。这一段，总结了过去土地革命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教训，逐步转变了党对富农和地主的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贯彻执行。

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进行分田的，不了解分田为什么这么复杂。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尤其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会议以后，全国掀起了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高潮。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去湖南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之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赣边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阶级关系，使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土地政策的制订有事实的依据。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运动逐步全面展开，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分田。当时分田采取的方法是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共九条十四款。这个土地法，由于经验不足和受过“左”政策的影响，存在着三条原则错误：（一）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原则错误，后来逐步改正了。尽管存在这些错误，这个土地法，在土地革命史上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此后的土地法，大多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不断修订而成。

同一时期，其他根据地，如鄂东、闽西、赣东北、湘西等，或先或后地开展土地革命，创造经验，制订各自的土地政策。1928年秋，鄂东地区提出“谁种谁收”的政策。1928年8月，邓子恢、张鼎丞领导成立了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提出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政策。

 

图6   布告落款钤盖直径108毫米的人民委员会印章

综观上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下达之前，各个根据地都在土地革命实践中创造经验，在探索中制订政策，自然作法不一，争论较多，主要表现在：（一）对小地主的土地没收不没收，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二）对待富农的策略是不是应当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怎样加以区别？（三）没收土地以后，如何进行分配，是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分配？或者是按人口和劳动力兼顾的原则去分配？（四）土地归谁所有，是归农民私有还是归政府公有？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提法不同，主张各异。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对于农民土地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总结了经验教训，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于土地政策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重要的阐述和明确规定。从此，全党对土地政策的若干重要问题基本上有了统一的认识，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1929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又制订了《兴国土地法》，共八条。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六大关于土地政策及《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基本精神，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新的发展。

对富农不没收其土地，争取中立；对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以便集中打击大中地主；对土豪地主反动派的家属给生活出路；分田以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商业资产阶级的土地，必须没收。这次会议除了土地所有权归公和抽肥补瘦这两个问题以外，由于贯彻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很快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武平六县纵横300多里内，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60多万人得到了土地，农民生产热情很高。

这一期间，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湘鄂西等根据地，都在贯彻六大的决议精神，制订土地纲领和政策，开展分田运动。这时，土地革命开始复兴，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有了恢复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大约10万人，开辟了大小十几块根据地，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陕西等十多省的100多个县。

但六大规定的原则，并不完备，也没有具体化，而且本身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因而六大以后，又出现“左”的错误。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受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指示的影响，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

为了弄清中国的富农问题及商业状况，毛泽东于5月间在寻邬县进行了周密的社会调查，写了《寻邬调查》。以及发表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著作，回答了土地革命中许多具体政策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回忆说：“我作了寻邬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经过多次的探索、争论，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到1931年初，基本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各项基本政策。这条路线的内容，在当时，虽然尚未用文字概括出来，但已具备了雏形。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土地革命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刚刚形成，1931年1月7日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些正确政策，强令推行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1931年11月，瑞金又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土地法》，以法律手段，强令各地执行。要求在已经分田的地区，“如不合本法令者则须重新分配。”把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又给破坏了。

为此，从1932年开始，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直到1934年上半年。查田运动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查田运动，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物，在苏区又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土地。第二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起草了一九三三年两个基本正确的重要文件，力求纠正“左”倾错误，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第三阶段的查田运动，两个文件刚刚贯彻，提出了大批更改成分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就刮起一阵批判“翻案”之风，来一个大刹车，完全否定了两个文件，竟然主张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不许更改，已经更改者，宣布无效，一律斥之为“翻案”，大兴讨伐之师。这就是查田运动的实际情况。开始及后面都是“左”倾，只有1933年中间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1933年6月17日至21日，中央苏区召开八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大会，7月21日至24日，召开了兴国等九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和《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等重要报告和文章。指出：查田运动的步骤是：（一）讲阶级；（二）查阶级；（三）通过阶级；（四）没收分配。为了正确分析农村阶级，搞好查田运动，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这个文件，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作为解决实际评定阶级成分的标准。

为贯彻这个政策，9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27号布告，规定了十条办法。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还颁发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怎样分析阶级》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和依据。这一个布告两个文件，主要是为纠正当时查田运动中的过“左”观点而发的，对于纠正过“左”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之后，本应按照《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一些问题的决定》去检查工作，实事求是的去纠正错误。可是，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并非如此。他们借口纠偏过程中出现新的问题，就刮起一阵所谓反击“翻案”风，阻挠这两个文件的正确执行。

总之，1933年，毛泽东对于查田运动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公布了两个基本正确的文件，发布了布告，对于纠正“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党中央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所提出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无法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致使查田运动走了一些弯路。

如前所说，1933年9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第27号布告，首先是内容最能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最能体现毛泽东土地革命的思想。

除此之外，27号布告从发布到被迫收回销毁不到一个月时间。布告的落款日期虽然是1933年9月1日，但从文件的起草，到领导的审批，再从印刷厂制版到真正发行，需要经历较长时间。从《红色中华》报1933年9月30日刊登全文，就可以知道，此布告的最后审批时间应该是在9月底，此后才开始排版印刷。排版印刷时间要多长时间，我们无法准确查找。

但按照一般逻辑推理，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吧。所以估计发行时间应在10月中旬左右。而从10月下旬开始，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一次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掀起来一场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正在纠正查田运动中“左”的做法，全部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内容被否认了，可想而知，27号布告自然很快被收回或者销毁。

由此可见，27号布告的发行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甚至很有可能此布告根本就没有张贴过，刚刚印制出来就胎死腹中。从一个小县城发现4张同一内容的布告残片，足以证明此事。

图7    修复后的布告展示

除了上述两条原因之外，27号布告印刷使用的纸张是特别巨大的，横向长度达到138厘米，竖向宽度达到65厘米，拿在手上伸长两臂还无法完全展开（图7）。我认真观察过，长度超过一张标准毛边纸的长度，使用了粘贴的方法，再粘上了近20厘米长度的纸，才使布告得以完整刊印。这可能是雕刻印板书写内容时没有注意到纸张长度问题，一不小心写过头了，超过了一张纸的标准长度，只好另外加一张20多厘米的纸拼接而成了。按面积计算，27号布告为8970平方厘米。

在福建博物院主编《红色遗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里，有一张苏区纸质文物，是福建省清流县四堡区下谢村贫农团分配土地榜示，即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公布表。该表长度117厘米，宽29厘米，面积为3393平方厘米（不到27号布告的一半大）。这是《红色遗珍》一书中所介绍的福建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有关布告、宣言、命令、传单、标语、漫画、书报类的71件之最大的一件。也可能就因为这么大的纸幅，一个级别这么低的村一级的土地分配公布表，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为了弄清楚这张布告的珍贵程度，我查阅了著名学者严帆先生所著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其中所列苏区出版的布告共9种，没有提到这张布告。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很早就在瑞金建立了博物馆，长期收集苏区红色文物，是收藏苏区红色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我曾经亲自到解博物馆查阅有关苏区布告的藏品档案，没有找到这张布告。

2015年4月，我专程拜访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负责文物的同志，后来，我又查阅了国家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网上展览文物，国家博物馆网站没有此种布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网上的土地革命战争馆中展出了154件国家一级文物，也没有这种布告。由此可见，这种布告极其罕见与珍贵。根据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对苏区红色文物的评定标准推理，这张布告应该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因为该博物馆有一张类似的布告已经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在土地革命战争馆中的第61号文物（图8），这件文物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发行公债的布告（第9号）”，发行时间是1932年6月25日，规格为525×347（毫米），也是只有两块残片。

图8   军博网站图片截图

黄宁先生是福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副馆长、研究员，长期在博物馆工作，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在与他聊起这张布告时，他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这张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布告，是红色苏区中的顶级文物，它在众多红色文物中的地位就像瓷器中的官窑，可以称之为“红色官窑”！

官窑，原本是对珍贵瓷器的一种称呼。官窑这东西，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的瓷器。早在宋代就有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神秘莫测的瓷器产业链。官窑之所以珍贵，在于它只专门供给帝王将相们使用，老百姓是很难见到也用不起的。即使瓷器破碎了，也有皇家造办管理机构统一收集，深埋地下，极少流出民间。

​所以，现在有一些拍卖公司便有拍卖官窑器碎片的记录。收藏瓷器的人，搞不到完整官窑器，碎片也争相购买，即使是那些不太完整的中国瓷器或者说瓷片。在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一个不起眼的瓷片，也许转身就会成为各大拍行的宠儿，就好比一次在比利时一个小拍卖行的拍卖会上，一件青花残器（图9）竟然拍出1800万人民币的天价！

图9   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牡丹纹盖罐（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件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牡丹纹盖罐，不仅被“砍头”，又没盖，身体部分也是碎片拼接而成，但却没有影响它昂贵的价格。真应了那句话：物以稀为贵！

我身边有不少收藏的朋友，尤其是收藏瓷器的人，千方百计想找到一件官窑器，登上收瓷器收藏的巅峰。可大多数人为之奋斗一辈子也搞不到一件。由此可见，得到官窑之难！

正因为如此，收藏界常常把非常难得的珍稀之物戏称为“官窑”。苏区是中国革命新的起点，在这里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苏区所遗留的文物，由于种种原因，已经非常非常稀少了。能在这些珍贵而稀少的苏区文物中淘到“官窑”般的东西，是收藏生涯中一大幸事，有幸享受此过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