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九一一18周年_风闻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9-09-11 11:45
今天是九一一,是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18周年。

由于美国政府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一贯以来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普遍都并不怎么在意这个日子,有些人还会说一些愤激的话。
但是归根到底,中国人没有谁真的想过要以九一一这种恐怖主义的方式伤害美国。
中华传统文化向来反对滥杀无辜,《尚书》中早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说法,意思是“宁可错放,不可错杀”,有些像现代司法的“无罪推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是在死罪上才适用,因为“人命关天”,要慎之又慎。而在其他问题上,中国人虽然也认为要讲证据,不能冤枉好人,但并不认为“无罪推定”是什么铁律。这中间的智慧,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而中国共产党更是教会了中国人民什么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正确方式:
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少数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击,那不但是方法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是注定不能得到胜利的。
周总理曾经劝告某些热衷于搞劫机等恐怖主义行动来反抗以色列的巴解组织成员:
革命要靠群众工作。暗杀、劫机,都是脱离群众,无法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群众工作很艰苦,很漫长,但有前途。
我经常说: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虽然听上去有些刺耳,甚至残酷,但实际上倒是最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它区分了个人与阶级,也区分了民族与阶级,认为并没有谁是天生或被神注定是十恶不赦的,我们和敌对阶级的斗争并不是要找哪个人报私仇,从肉体上消灭什么“恶魔”、“罪人”,或者灭绝哪个民族,而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尤其是革命斗争的目的不是杀人泄愤,而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正是生产力中最可宝贵的因素,因此哪怕剥削阶级的个体成员,只要不是在战场上顽抗到底,也是应该教育改造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者的。——前一阵播放的《特赦1959》就反映了我党实践这一理论的伟大历史事实。

八十三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完陕北苏区的红军,启程回家,可他写道他感到了自己“不是在往家走,而是在离开家”。
九十二天的采访让他深深爱上了这支头戴红五星的队伍,但他又感到蒋介石就要发动新围剿,这支队伍力量弱小,“我或许是世界上最后看见他们活着的人了”。
然而短短几周之后,西安事变发生了——貌似强大的蒋军内部,竟然出现了张学良、杨虎城这样完全被共产党从思想上征服的高级将领。
有人曾经说西安事变让中共“侥幸”逃过了灭亡的命运。
其实,且不说蒋军在战场上从来打不过毛主席指挥的红军,就拿西安事变来说,它的发生,正是孟子两千年前的名言的最佳印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人民共和国,得国之正,千古以来,未尝有也。
帝国主义,是失道寡助的。
而恐怖主义的背后,有的是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封建教权主义,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它们要么比帝国主义还要反动而借助于某种历史条件而死灰复燃,要么找不到斗争方向而陷于无任何积极意义的盲动,因而都会日益孤立而做不到“得道多助”。
九一一无辜遇难者无疑是值得深切同情的。
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中,中国人民不会有什么更多的表示,更不应有什么“今天我们都是纽约人”的矫情,而应该致力于祖国建设与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事业,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坚决斗争。
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恐怖主义虽然看上去反美,但过去正是被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教权主义这些极端反动势力来镇压各国革命人民,特别是反对communism,这是常态。 因此,帝国主义在不能进行直接军事进攻时,完全有可能再次勾结、利用恐怖主义势力来对付我们——这些年的一些事端表明:这种勾结已经在进行了。
因此,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根除九一一悲剧发生的土壤。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利坚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有着美好的感情,但由于美国统治阶级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由于他们不断煽动反华情绪,这种感情不能不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的每一个字都说得恰当。
但最重要的不是中国人民说了哪些不中听的话,而是:中国人民在做什么?
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业,是和平、发展、进步的正义事业,它将有力推动形成全新的,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比起资产阶级政客、文人的那些“套路”,那些虚假浮夸的做秀,这才是对九一一遇难者真正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