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曼尔诗笺》让郭沫若上当_风闻

文 | 丁东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71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故宫举办，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文书，一件是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三首诗《忆学字》、《教子》和《诉豺狼》，署名也是“纥坎曼尔”。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新疆发现了唐代的汉字文书，自然不是一件小事。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看过原件十分兴奋，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一文，尤其对这三首诗给予高度评价：“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郭文说：“作者祖孙父子四代都是学习汉文……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于《卖炭翁》，郭文认为“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他还说：“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金购买白居易诗一首，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尔诗笺》身价百倍，甚至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但也有不少异议。国外有苏联学者质疑，国内史学家张政烺也认为，《坎曼尔诗笺》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诗笺中竟出现了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坛’、‘谷’等；二是诗笺上的字体在唐代还没有，只是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出现；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1980年，学者肖之兴也在《光明日报》发文提出五点质疑：一是“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二是“（饣食）”被认为是“馕”字的简化字，但“馕”字出现很晚，不要说《康熙字典》未收入，就是解放前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此字，唐代怎么会出现它的简化字呢？三是坎曼尔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却怎么会提前采用伊斯兰教的名字呢？四是诗笺背面是察合台文，但它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才逐渐形成。汉文书写应该比察合台文早，但从诗笺的书写痕迹看，汉文墨迹浸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明明晚于察合台文，那么诗笺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写的呢？五是元和年间的前后许多年，回纥人尚未到达米兰，米兰尚为吐蕃政权占据，此时既无汉人也无回纥人居住，怎么可能会出现写汉文诗的回纥居民呢？

　　然而，主流意见仍然认为诗笺是唐代文书。

　　学者杨镰穷追不舍，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弄清楚诗笺的纸张确是出土文物，但汉字却可能出自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的Ｌ先生和Ｓ先生，1990年底到1991年初，他到乌鲁木齐寻找当事人，L先生已于一年前去世，S先生给杨镰写出证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离开博物馆。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真相大白。身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确是上了一当。当时的这起伪造文物事件，郭沫若也不是没有疑问，只是因为这件文书太适合政治需要了，所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今，考古发现和地方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地方都恨不能挖出一个兵马俑，变成摇钱树，以假乱真的经济动机空前高涨。前车之鉴，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