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安全保卫战_风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与公开的、隐藏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1949年10月1日，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新华社记者 石少华 摄

       可疑的“送菜小贩”

说时迟那时快，一名战士迅速冲过去，一把夺下了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从他身上又搜出了定时炸弹。

1949年9月24日是个礼拜六，天刚蒙蒙亮，秋日的北平街道上人不多。前门大街上，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对沉甸甸的荆条箩筐，朝着亚洲饭店（后改名前门饭店）走来。

“你是干什么的？” 饭店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这位“农民”。

“同志，你好！俺叫吴瑞金，给饭店送菜的、送菜的。”吴瑞金边点头边回答。

菜是真新鲜真水灵，叶子上还挂着水珠。看得出来，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执勤战士边检查边继续盘问：“菜挺鲜呀！谁叫你送的？”

吴瑞金不慌不忙地说：“喔，是王强，王强叫我送的。”

原来，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一些代表，就住亚洲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新鲜蔬菜，采购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一些菜农来送菜，经过安全检查后，执勤战士都会让他们进去。

亚洲饭店确实有一个采购员叫王强。菜没问题，人也对上了，执勤战士挥手示意吴瑞金进去。

吴瑞金边点头感谢，边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切是那么自然。就在这一刹那，执勤战士发现了破绽：不对呀？这人胳膊怎么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不会这样白呀。想到这儿，执勤战士心里一紧，赶忙叫住了吴瑞金：“站住！先别进去！跟我来一趟。”

吴瑞金被带进了值班室，审讯开始了。开始还行，人名、地名、菜名，吴瑞金答得都对。随着审讯的深入，破绽越来越多：菜怎么种？村里情况怎样？都有啥人？

吴瑞金开始吞吞吐吐，透着一股子紧张。突然，他说了声“我渴了”，掏出了个水壶，抬手送到了嘴边。

说时迟那时快，一名战士迅速冲过去，一把夺下了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从他身上又搜出了定时炸弹。

原来，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破坏新政协会议和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密令北平潜伏特务吴瑞金以送菜为名，潜入亚洲饭店，进行暗杀破坏。这个计划可谓周密，还是被火眼金睛的执勤战士识破了。毛人凤心有不甘，又密令特务“四处开花”搞暗杀，妄图破坏开国大典。

       “飞马”牌香烟头

刘拴虎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又从扔烟头的地方四望，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北平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烟呀。那么，这是谁扔的烟头？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为了保障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9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拴虎，一身北平市民的打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夜幕降临时分，地上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捡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

“飞马”牌香烟是1943年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新群烟草公司”开始生产的，沦陷区的老百姓管它叫“四爷的烟”，当时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抽过。

刘拴虎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又从扔烟头的地方四望，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北平老百姓很少抽这牌子的烟呀。那么，这是谁扔的烟头？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此后，刘拴虎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功夫不负有心人。第5天，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他的视野内。远远望去，这人低头在记着什么。接近一看，原来画得好像是啥线路图。于是，刘拴虎上前查问：“你是干啥的？画的是啥图呀？”

没承想这家伙抬头瞧了一眼刘拴虎，二话不说，掏出匕首就刺。

刘拴虎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擒拿格斗没的说。就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然后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就势一扭，脚下一个绊子，左手一推，匕首当啷掉地的同时，这家伙一个嘴啃泥，摔在了地上，束手就擒。

经过审讯，那家伙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中央纵队、北平纠察总队、北平市公安局，对北平城里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了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纷纷破产了。

             飞蛾扑火的真特务

9月19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写的一封检举信，“此人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没有疑问的”，提请注意赵冰谷这个人。

早在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收到一条绝密情报：蒋经国专程飞渝，与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密议，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之事。不久后，又获得第二条线索：季源溥在该局一处秘密地点，单独召见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李克农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分析后认为：这个“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多半就是赴北平执行蒋经国使命的特务。

这个特务是谁？来北平会在哪里落脚？一无所知。

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想出了一个侦察思路：排查新冒出来的、密切接触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民主党派领袖的来访者，从中发现线索，挖出“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

9月11日傍晚，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饭店23号房间，住进一对港商模样的夫妇，箱子行李挺多。男的50岁出头，体态较胖，西装革履，戴着副金丝眼镜，谈吐不凡；女的年轻一些，皮肤微黑，旗袍高跟鞋，一副阔太太的样子。

饭店登记簿上显示，男的叫赵冰谷——香港安通公司总经理，女的叫杨淑平——赵冰谷的妻子。

来北平后，赵冰谷没闲着。短短十来天，他拜见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叙在香港的“旧情”，后说他“追求进步、反对独裁”，“为革命吃了不少苦”，正在准备策动川康起义、迎接解放。

拜谒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时，请求张澜主席举荐他担任新政协委员。

此外，他还到北京饭店拜访李明灏将军，请求介绍其谒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六国饭店、协和医院，他分别拜访杨虎夫妇、《新民报》主笔人陈铭德夫妇等。

不管见谁，赵冰谷除了上交署名陈万仞的亲笔信外，总是大谈自己被国民党“四川肃奸委员会”拘押40天的“牢狱生活”，而今依然“追求光明”，痴心不改。

很快，赵冰谷进入了冯基平处长的视野。与此同时，其他渠道的情报也将疑点集中到赵冰谷身上。9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致函公安部：赵冰谷抗战期间为国民党中统局上海重要负责人。上海解放前夕，在香港为国民党CC系专做李济深先生方面情报工作，以后情况不详，请调查。

9月19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写的一封检举信，“此人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没有疑问的”，提请注意赵冰谷这个人。

经过一番侦察和情报汇总，赵冰谷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

赵冰谷先后在湘军、奉军做过帮办文书等。1934年，在南京参加CC特务集团，深受陈立夫、陈果夫器重，编过《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对共产党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后升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参议，实际是一个高级特工。1936年，分管国民党“四川反省院”和“行营感化所”，从精神上、肉体上摧残共产党员和被捕的红军战士。1942年，秘密潜回沦陷区上海，与日汪“和谈”；1945年，与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五项协定”。抗战胜利后，赵冰谷“辞官经商”了。1947年，代表川军陈万仞将军，组织“在乡军官联谊会”，并与李济深先生接触，共商“合作反蒋大计”。

不过，赵冰谷此番来北平，表面上是“弃暗投明”，像个“民主人士”，实际上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是1947年2月的一天，陈立夫在南京密召赵冰谷，授意他以赴香港做生意为掩护，必要时“以反中央姿态”出现，博得李济深信任，劝李济深“不要走极端”，并密切加以监视。

1948年冬，陈立夫又在上海愚园路自己家中召见赵冰谷，面授机宜：“你速回港，结束私事，放出你要北上的空气。” 8月，赵冰谷先入川，假意与陈万仞将军联络，装出一番“反中央民主姿态”。国民党保密局“四川肃奸委员会”还导演了一出“苦肉计”，将赵冰谷拘押40天，但他的“牢狱生活”却过得悠哉乐哉。

戏做足了。1949年7月中旬，赵冰谷悄然飞往广州，在长堤交通银行三楼向陈立夫领取北上任务：首先谋取“政协代表”或“民革中委”的名义，以便长期潜伏；二是刺探收集情报，尤其是政协筹备和开会情况、会议文件，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的实际生活和居住情况，共产党政治、军事、经济和工商业情况；三是建立政治性俱乐部，起挑拨分化作用；四是利用小报散布政治谣言。

此外，两人还商定了联络方式、密码和化名，陈立夫还给了赵冰谷一万元港币的活动经费。

回重庆接受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的具体指令后，9月11日，赵冰谷携妻乘轮船到达天津，当日乘火车抵达北平，住进了撷英饭店。

第二天，他在西河沿偷偷刻了陈万仞的私章，去瑞蚨祥绸布店买了白绸布，拿到东四七条八宝胡同3号，由吴和生介绍房客张某，伪造了陈万仞致李济深、张澜、李明灏等人的信，以及“川康将领配合起义方案”等。

伪造好图章、信件后，赵冰谷就开始了上述的招摇撞骗式的特务活动。

9月20日晚11点，开国大典前10天，市公安局突击行动，逮捕了赵冰谷夫妇，从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了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电台密码等，将其押送市公安局侦讯处预审科的草岚子监狱。

赵冰谷“弃暗投明”真相大白，只落得个飞蛾扑火的结局。

         带弹飞行，开阅兵先河

不过，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不是“载弹”或“挂弹”。“带弹”是指飞机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是指飞机装载或挂上炸弹。

开国大典空中安全至关重要。因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北平南苑机场，投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青岛解放后，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是开国大典的重大威胁。

根据几个月的观察、总结，发现国民党空袭也是有规律的。美制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载弹4吨，最大航程3380公里。舟山群岛至北平直线距离1230公里，往返距离2460公里，的确在B-24轰炸机航程之内。按其最大航速，3个小时左右就可飞到北平。考虑到风速等因素的影响，往返需要7个半小时。如果加上沿线解放军防空炮火的影响，没有夜航能力的B-24轰炸机，要在天黑前返回舟山群岛，必须在下午3点前飞临北平空袭，这也是开国大典确定在下午3点进行的一个因素。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受阅部队下达命令：“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周密的防御方案。

受阅飞行地面对空指挥员、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部署，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进行了演练。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预警系统，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华北地区及相关解放区，建立专人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

万一发生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门洞里躲避；游行群众就地卧倒，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受阅战马也采取了必要预防措施。

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正式组成；但在最初的阅兵方案中，只是安排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并没有受阅和空防任务。

8月底，中央决定，开国大典上除了陆军、海军外，空军也要受阅。

9月22日，空军受阅方案计划表出台。

受阅飞机共17架，其中美制P-51“野马”战斗机9架、英国DH-98“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美制C-46“突击队员”运输机3架、美制L-5“步哨”联络机1架、美制PT-19A初级教练机2架。

受阅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先飞往通县方向，然后飞过天安门广场。其中航速较快的9架P-51“野马”战斗机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受阅飞机就变成26架次了。

按惯例，受阅飞机是不许带弹飞行的。为了对付可能来袭扰的国民党飞机，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向聂荣臻提出“带弹受阅飞行”的点子。聂荣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表示同意。

为此，破格允许飞行员闰磊、赵大海驾驶两架P-51“野马”战斗机，邓仲卿、王玉珂驾驶的两架DH-98“蚊”式战斗轰炸机，带弹飞行。

这是一个绝密的计划，除了4名飞行员外，其他受阅飞行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者只有六七个人。

不过，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不是“载弹”或“挂弹”。“带弹”是指飞机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是指飞机装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一字之差，完全是两码事。如P-51“野马”战斗机有3挺12.7毫米机关枪，配备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受阅飞机分别以三机、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圆满完成受阅、保卫两项任务，安全返回南苑机场。

     开国大典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为表扬大典中的警卫工作，发给公安中央纵队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这不仅仅是对公安中央纵队的表扬，也是对全体参与保卫、警卫工作同志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