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为什么会衰落？白展堂一句话告诉你_风闻

《武林外传》第五集，“盗圣”白展堂重出江湖，搞起了劫富济贫的营生。他偷了钱掌柜一个扳指，整个七侠镇因此人心惶惶：捕快过度反应，百姓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看每个邻居都像贼，由此，社会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白展堂当然不是真的要重出江湖，他不过是想用这种活生生的案例，给一心想要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郭芙蓉上难忘的一课。

在他眼中，所谓盗亦有道只是自欺欺人，贼就是贼，无论盗窃的目的是牟利，还是济贫。

这是因为，哪怕你偷的是富人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接济穷人，同样侵犯了正常的财产安全，也破坏了社会秩序。

这不知是不是武侠片里，第一次出现契约、法制之上的观念，而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武侠小说没落的根源。

武侠小说的心理基础，在于群众对于“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幻想性满足。然而，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本质是什么？以暴易暴、违法乱纪，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既然所谓的侠义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和犯罪，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对它趋之若鹜，视之如救世主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老百姓对于政府以及它所掌握的王法，是极端不信任的。他们不像西方的公民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利去影响政治进程，只是任人宰割的屁民，因此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救世主的侠客身上。

这种王法体系下衍生的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也导致老百姓对于富人财产合法性的质疑。在他们眼中，富人都是为富不仁，他们的财产都是民脂民膏，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种朴素的小农意识，就诞生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一些单位依旧有吃大锅饭的企业文化。

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一种简单而狭隘的二元对立，穷即好，富即坏。

问题是，富人就真的为富不仁？真的该死么？《武林外传》里，钱掌柜就是一个怕老婆的当铺掌柜，做正当的生意，为什么他的扳指就活该被强盗偷来接济穷人呢？仅仅就是因为他有钱？

穷人没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富人自然也不会有，所以才必须跟官府勾结。他们只能通过金钱去购买权力，却没有权利。

这一切，正是武侠小说产生的心理基础，也回答了郭芙蓉的疑问：“千百年来，为什么人们都歌颂劫富济贫。”

但是，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而在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大概两成左右。城镇人口从2成上升到6成， 意味着旧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也逐步被法律、契约所取代。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有犯罪、不公平，但老百姓对于契约、法律的信任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文明时代。21世纪了，你会把安全寄托在司法机关，还是侠客（黑社会）身上？

在《武林外传》里，捕快虽然不识字、武功差、头脑简单，还爱打官腔、占便宜，但他们跟客栈已经是朋友，而不像传统的武侠小说，官府永远是老百姓和侠客的对立面。这很像我们今天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你对它有微词，但却极度依赖它。

而以契约和法律为基石的市场经济，也使得富人的财产有了更高的合法性。几百年前，你打劫富人叫做劫富济贫，现在你打劫马云，那就是犯罪。

正因如此，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心理基础，已经随着契约社会的来临而逐渐瓦解。这时候，歌颂劫富济贫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古龙的《楚留香传奇》开头，“盗帅”楚留香盗取白玉美人之前，还先留书知会：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古龙将偷盗这种行为极尽所能地诗意化、浪漫化。它的反面，就是财富占有者的丑恶与卑劣。

但在《武林外传》里，“盗圣”白展堂却认为，贼就是贼，没有好贼与坏贼之分。法律不考量道德动机。你打死了强奸犯（事后），那就是杀人罪。

尽管白展堂从不杀人，偷东西也只是为了救济穷人。但从法律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罪犯。这已经成为他抹不去的原罪。所以，他改邪归正，退出江湖，也依旧惶惶不可终日。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也可以看出这种对侠文化逐渐质疑的过程。

在金庸创作的前期，侠客通常都直接参与到政治格局中，比如《书剑恩仇录》的红花会，就是一个反政府组织；《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是镇守襄阳的大英雄；《神雕侠侣》的最后一章，杨过、郭靖、黄药师等江湖英雄在襄阳城对抗元军，淋漓尽致地满足了老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对抗暴君的幻想和期待。

这就是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但到了中后期，金庸笔下的主角也“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笑傲江湖》、《侠客行》、《连城诀》等均是架空了历史，没有具体的朝代背景，更多是用武侠小说的外壳，讨论深刻的政治、文化问题。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更是除了逃跑以外不会任何武功的无赖。严格来讲，《鹿鼎记》已经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历史小说了。

金庸从侠到无侠再到反侠，然后画上圆满句号封笔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在契约社会里逐渐没落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像骑士小说、西部片这种特定社会产生的类型片（小说）必然要在社会变迁中经历的变化。

在好莱坞，西部片也在百年间经历了多次内涵的变迁。最开始的三十年，西部片是对西部开发史诗般的神化；但到了60年代末，牛仔在西部片里，开始从英雄变成土匪；1990年，凯文·柯斯纳的《与狼共舞》，则是为印第安人正名，而不是像传统的西部片一样，把他们当作荒蛮愚昧待征服的群体；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反西部片……

也正因如此，某些旧社会产生的类型（小说）片会衰落，但不会完全消失，它完全根据新的社会心理模式，挖掘不一样的内涵。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武侠大片《英雄》以刺秦为故事主线。结局是以残剑放弃刺秦，并送给将要刺秦的无名“天下”二字，然后自杀告终。

在残剑眼中，爱人飞雪跟秦王的恩怨，以及刺秦这个英雄主义的壮举本身，都不如天下重要。秦王是一个一扫六合，对天下有功的大英雄。刺杀秦王，只会让天下再一次进入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

张艺谋也一直因为这种和父权从对抗走向媾和的创作而饱受诟病。但与此同时，它对于传统的侠义精神却是反叛。

某种程度上，它说得上是老百姓对于王法及侠客的信任水平逆转的分水岭。既然契约、法律已经足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天下没有侠客也安居乐业，那作为和政府对着干的所谓侠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它是不是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影片中，无名、飞雪等刺客，均是为了报家仇而刺秦。复仇模式，是传统武侠小说的重要模式之一。残剑和无名为了天下放弃复仇，也是对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颠覆和讽刺。

再举一例，2004年周星驰执导《功夫》一片，结局虽是邪不胜正的大俗套，但故事不再是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

《功夫》呈现的是一个弱肉强食、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黑社会可以夷平警察局，小混混阿星踩爆小孩子的皮球，小孩子连聋哑女孩都欺负……

除此之外，高手也完全没有高手应有的风度。火云邪神作为绝顶高手，不仅仅成为黑帮的杀人工具，还搞偷袭这种无耻的伎俩。天残地缺到九龙城寨暗杀，第一件事就是背后将苦力强的头颅割下来……

这其实是商品社会利益至上，强权就是真理，从而道德沦丧的象征。阿星那段经典的“这个社会遍地都是钱，遍地都是女人，谁能够下决定谁就能赢的”，便是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勇者打败恶龙不是为了美丽新世界，而是为了成为恶龙本身。

传统武侠小说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武侠小说这个类型，依旧是有丰富的内涵可以挖掘。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曾不才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