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革命——写在毛泽东主席逝世43周年_风闻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逝世43周年的日子。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七十周年国庆就快到了。我很怀念他，我知道全国人民也很怀念他。 

      我在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后面，有一位网友的评论：

      电视台记者问一位农村老大娘： “现在日子过得好吗？” 

     “过得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哦。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啊。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什么是人民心中的丰碑？  

     “毛主席”三个字，已经与我们的党、国家、军队，最终与人民群众自己融为一体了。

       有的“历史学家”素来喜欢把焦点对准伟人晚年那段有争议的岁月，但在我看来，那段岁月具体的得失可以讨论，但它无疑更凸显出毛泽东主席“自我革命”、“永远革命”的精神。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 1976年春节，已经病重的毛主席要他们去放鞭炮。工作人员看着毛主席的病容，心情很沉重，但主席说： 

     “你们年轻人要过节，不能因为我就不过。”

       多年后，这位护士长写道：

         这就是毛泽东。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鼓舞着年轻人继续前进，除旧布新。  

      这种永远前进，永远革命的精神，无论对党和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一种最可宝贵的精神。

       鲁迅先生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说：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毛主席无疑是一位更伟大的“终于全都是革命”的革命者。  

          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毛主席晚年“永远革命”的核心考虑，是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如何让许多方面还并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武装夺取了政权之后，真正有效地、巩固地掌握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获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组织经济和管理国家的知识和经验——列宁曾经指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或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所以能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是因为不仅当时受资本剥削的群众本身散漫，不够成熟，因而反抗表现得极其微弱，而且也因为那建筑在无政府状态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在广泛而深入地自发发展着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作为基本的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但是这只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前年我向外语系的学生讲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许更早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受到严重挫折，资本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复辟？为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的巩固，看起来比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要困难得多？   

   当时，我还并没有注意到列宁的以上论述，但我向同学们谈到了自己的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而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首先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胜。这样，一方面，它们自己可以凭借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力量，都相对弱小；另一方面，因为革命并没有爆发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区域，所以也就不能直接造成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这一点是我们所有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都详细阐述过的。    

  第二——这似乎是教科书较少谈及的——就是，相较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比较缺乏管理国家和组织生产的经验的。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很久，现代资产阶级及其前身即所谓市民阶级，就已经参与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致于例如在英国那样的国家，中世纪后期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机构，例如议会等等，几乎都完整地保留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又为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资产阶级对这一套政治机构的控制和运用，自然是驾轻就熟的。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更是在封建社会母体内部孕育成熟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是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更是不容置疑的。而这两个条件，无产阶级，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不具备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没有或者很少参与政治生活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不能现成地利用而是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半封建的国家机器；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是不能从资本主义内部自发产生的，因此无产阶级虽然有直接生产的经验——一切劳动人民都有这种经验——但无从获得组织和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    

  在例如沙皇俄国和旧中国这样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这些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刚从旧式的农民脱胎不久，因此他们不但生活在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汪洋大海中，而且本身也是受旧习惯旧思想的深刻影响的：      

列宁曾经举例说，在十月革命中，贫苦农民打破了地主的庄园，把地主的藏书都拿回自己家——农民渴求文化，但是他们作为小私有者，只懂得把书拿回自己家，不懂得其实应该把从地主那里没收的书都集中到人民自己的公共图书馆里，让需要这些书的人能随时看到它，让能看懂这些书的人看了之后再来教育农民，才是对整个社会最有效率的。    

  列宁也提到过，当时在俄国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     

 朱德在当红军总司令的时候也曾很为一件事头疼：不少红军战士在战场上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火炮、发报机、电话机等复杂的技术装备之后，就把上面的一些对自己“有用”的零件拆下来自己用，而不顾整件装备因此而损坏。第四次反围剿我军歼灭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缴获了大批先进装备，但很多被战士们拆得七零八落，等于报废。朱德在战役总结中严厉批评了这种小私有者的作风。     

 在中国，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不计其数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不讲效率、缺乏协作精神、不遵守规章制度、缺乏经济信用、破坏公共秩序、自由散漫、不愿接受监督等现象。     

 据网上有的资料反映，我们的一些精密仪器质量较差，就是因为生产时没有严格控制生产环境，或是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再讲近一点，我们学校的机关浪费纸张等现象异常严重；校园里的铁皮垃圾箱曾经被盗窃一空，附近的下水道井盖也经常被盗……     

 小舅妈从国外回来探亲时也对我说：其实中国人活得比外国人自由多了，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是要遵守很多规矩的，而我们中国人却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类似这样的现象，孙中山批评过，蒋介石批评过，毛泽东、邓小平也批评过，我们现在还在批评。    

  这些现象决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素质就比较低，或者“中国文化”有什么“劣根性”，而是因为比起西方国家，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时间还太短。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个人性、封闭性、分散性的特点。“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在自己的“两亩地”上，一个小生产者确实是感到“天高皇帝远”，差不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与整个社会不发生什么关系。毫不奇怪，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而且也确实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上建立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古代文明，至今还对之留恋不已，而真正进入工业化建设时代还不过几十年的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她的大多数成员长期养成的狭隘性和自由散漫性是不能一下子改变的，是不能马上就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一整套严格、细致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但他们一致批评这些现象，就是因为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决不能容忍这些低效率和无组织的现象的。因此，列宁一再强调，要建成社会主义，除了要有要有俄国人的革命精神，还必须得有德国人的纪律性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认为，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工人阶级要学会管理国家，要学会组织和管理经济建设，就必须尊重科技、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的真正有才能的专家——他们大多数是，也不能不是资产阶级专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研究成果，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内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少发号施令，确切地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多半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当的科学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       

  …………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已经把俄国说服了，我们已经把俄国从剥削者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劳动者了，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摆些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

 除了要向一般的技术专家学习，列宁还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把有能力和经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托拉斯）的资本家，变成受苏维埃国家监督的专家，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并付给他们高额的薪金——这其实有些像经济学家所说的国企改革应该实行的所谓职业经理人制度，可能他们正是学的列宁吧： 

……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工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技师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者”，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才。因为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列宁这几段话对于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所谓“专家”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党对待他们的政策是大有帮助的——这是很多前三十年甚至文革影片里都反映了的一个阶层。    

       毛泽东时代曾在基层工作过的一些前辈也不止一次告诉过我，那个时候党犯的一些错误，甚至有一些本来是好的政策最后在基层却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也不能说都是毛主席或是中央的错，而是与当时许多干部、群众文化水平极低，不能科学地理解和执行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毛泽东认识到：

      一方面，国家的建设和管理，不是少数人可以胜任的，也不应被少数人垄断，必须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来探索，一起参与，一起想办法，哪怕他们水平不高，会跌几个跟头；

       但另一方面，建设和管理国家，又确实是比战争年代的打仗、支前、斗争主、镇压反革命更加复杂，更加精细，除了冲天干劲，更加需要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又完全不是去重复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和一百年来的半殖民地经济的那一套，对人的要求显然更高得多了。    

        所以，毛泽东同志也深深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俄国还要落后得多——用他的话来说，百分之九十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文盲，即所谓“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又会面临何其巨大的困难。因此，他也高度重视科学文化教育工作，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多次感叹，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社科院近代史方向的一位资深研究员曾经撰文说毛泽东一贯仇视知识分子。但她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什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受到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冷遇，怀恨在心，因此对知识分子一贯敌视、嫉妒、迫害”的滥调。该作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如果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真的如此非理性地仇恨知识分子，不但中国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并取得包括“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内的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并且普及了初等教育，消灭了绝大部分青壮年文盲——改革开放后，大批外商之所以涌入中国而不涌入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的其它国家来投资办厂，就是因为中国的工业科技基础和劳动力素质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好，这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红利”——而且中国革命本身也不可能成功：已经有证据表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从待遇（相对待遇）还是产出成果来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视程度和使用效率，远远高于国民党，例如李德这样在战略上造成了严重损失的军事顾问，仍然担任红军大学教员，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们的作用大，影响大，因此也都不可能不接受国家、社会的监督和改造。尤其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要符合新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其改造的艰难和痛苦程度显然要大于俄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

       那个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其实还不是列宁在上面所说的能够组织、管理和服务于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 ，而是充满了小私有者的软弱性、投机性、空想性和自由散漫性的旧式文人——换句话说，他们身上的这种习气，正是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立后甚至不惜借助于“资产阶级专家”的力量要消灭掉的“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和“小资产阶级性”；再说得明白一点，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不能见容于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也不能见容于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所谓“异议人士”到了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之后，除了咒骂毛泽东和共产党之外，一无所能，就是明证。也多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供他们咒骂，不然他们在西方社会如何混到饭碗还真是个大问题。此外，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少知识分子身上还有一定的买办性，这更是新社会要着力加以改造的东西。     

        在受尽帝国主义压榨欺凌的、比俄国还落后的庞大的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是万分艰难的：工人、农民——包括党的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很低，而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数量少，知识结构也比较陈旧、畸形，并不适合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人民需要知识分子，人民需要专家，而且需要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需要给他们相当的待遇和地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的专长。然而，一方面，怎样防止党的干部——因为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中还不可缺少行政官僚，因此不能不让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以致于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书记以上那几十万人手里”——以不学无术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压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怎样防止知识分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脱离劳动群众，而和官僚主义者勾结，形成一个压制劳动人民的特权联盟（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抨击的所谓“官商学铁三角”）？

        这是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进行了深刻思考并且在实践中（包括“整风”、“反右”、“鞍钢宪法”、“文革”等等）加以艰难探索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应该着重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梳理从列宁到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各国左翼思潮的很多思想——和实践，将会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思想，其实就是以党的建设为核心，对毛主席的这些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思想更深刻地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对这位永远革命者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