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霍乱之夏：一个城市的防疫与中医的命运（上）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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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一个魔鬼当了道，一个又凶狠又蛮横的魔鬼，这家伙尽管长期以来已在肆虐，可眼下却公开称王称霸、肆无忌惮起来，悄悄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莫名恐惧，叫它产生出的念头，这个恶魔，名字就叫麻木不仁。

——[德]托马斯·曼《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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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在1932年的夏秋之际拜访成都，会看到这样一种末日景象：以往傍晚在府河边喝绿豆稀饭、韵茶、摆龙门阵的市民不见了踪影，仅留下蝉鸣声不知疲倦地填补着空寂；街边的茶馆酒肆门可罗雀，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云集的“扯谎坝”空空如也；“往来舆马若云屯”的通惠门，停满了一车一车准备运送出城的棺木草席；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红灯笼，在夏末湛蓝的天际下，整个城市星星点点的红光透露出诡异、死亡的气息。

当代成都茶馆

路人行色匆匆，偶然撞见，他们都会对你这样的陌生人避之不及，只丢下一句话就迅速离开：

“还来省城爪子，虎疫来了！”

虎疫是什么？是老虎带来的疾病，或是老虎成灾？老虎为害，是人稀兽众的偏远山区才会发生的事情。成都平原最近一次老虎食人的记载，是在战祸连年的明末清初。那时蜀中百姓屠戮殆尽：“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但这也是三百年前的故事了。经过了数代移民，生齿滋长，此时蓉城人口已达三十万以上，别说老虎，方圆百里内恐怕连野狼野猪也难觅踪迹。

其实，“虎疫”之所以以虎为名，是因为其英文发音为“虎烈拉（Cholera）”，它的另一个译名现代人可能更加熟悉——霍乱。

“霍乱”一词在汉语中原指急性肠胃炎，它没有什么传染性，“自古以来，至清之中叶，言霍乱者，未有杀人如麻及大流行之记载”。而被称为虎疫的“虎烈拉”发源于南亚次大陆，可谓是一头“孟加拉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界开始普遍以“霍乱”来指称这种可怖的瘟疫。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虎烈拉”疫情，是发生在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海路传入而引发。此后霍乱的病菌沿着水路逐渐扩散到内陆，同治六年（1867），四川出现了霍乱爆发的首次记录。

嘉庆

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了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 俗称“米汤便”。恶心与呕吐又使得染病者饮水极为困难，脱水引发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患者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堆叠、起皱，肤色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患者的声音也变得沙哑且有崩溃之感。这些疫病症状发生在 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相比较染病致死的痛苦过程，令人群更加莫名恐惧的是霍乱极强又极快的传染性。对缺乏现代传染病知识的人来说，它好比鬼魅作祟，来无影去无踪。在这种杀人如麻又防不胜防的疫病威胁下，人们似乎摆脱了阶级的高下、行业的差别，统统成了“瘟神”案板上待宰的鱼肉。纵使你是高官巨贾，也逃不过死神的眷顾，因此民间有“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的歌谣。

1932年的霍乱疫情席卷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四川数地都有疫情发生，当年的医药类报刊《广济医刊》中报道了四川内江数则染病致死的例子：

“有刘某在茶馆问友人云，今晨中街出若干具，友达共出六十四具。刘正谈笑间，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其友初尚以为戏，及观其色变，始觅医药治，医未至而刘已死矣。

又道士赵隆文，往龙院开灵。甲家死三人，乙家死二人，丙家死一人。道士在乙家作法时，竟伏地不起，主人尚以为作法，良久，呼之不应，气息身冷矣。

又有中医杨之厚，为某家诊受疫者六人，诊未竣，开方亦未完，医云，‘我回家后必死，不再诊矣，诊金毋须交也。’主人愕然。医归，是夕竟死去。而所诊之六人，亦不能救。”

虽是医药类期刊，但作者叙述染疫身死的例子没有详细描写患者的病情、致死的过程，却极力渲染死亡的意外性和突发性，大有道听途说作小说家言的风格。

其中提到的病例，尤其是那位中医杨之厚中断诊治、归家而亡的故事，其背后的意涵颇值得玩味：在虎疫的血盆大口前，绝地通天的术士、妙手回春的杏林子弟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驱病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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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到20世纪三十年代时，“旧的已经渐渐毁灭下去，新的工业文化还没有影子，却已染上了浓厚的浅薄的商业色彩。”电灯、电话、汽车等现代器物已经在城里出现，警察、西式医院、新式大学等现代组织也在此扎根，1928年成都成立了市政府，市政府下设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现代市政的基本架构成型。

架子虽然搭起来了，却是搭在了流沙上。三十年代，四川政治的舞台依然是大小军阀轮番主唱，成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黔军、滇军、川军的争夺；1917年惨烈的巷战；二十年代的杨森进驻后又被驱逐；到1932年，城头正飘扬着三面“大王旗”：刘文辉、田颂尧与邓锡侯。

邓锡侯

此时的成都市政府夹在三支军队间蹒跚而行。军队系统与政府间权责不清，税收大部分被军队把持，包括卫生局在内的政府机构空有架子，甚至政府官员的任命，往往都是三军争夺妥协的产物。三方关系微妙而又暗潮汹涌，成都的政治结构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直到1932年十一月，刘文辉与田颂尧最终以巷战打破了这种平衡。而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全国性霍乱在成都爆发。  

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虎疫”来袭时“神仙们”正在摩拳擦掌、蓄力待发。当时负责民政的成都市政府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就算想要开展防疫工作，也有心无力。除了依靠驻军印制一些防疫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剩下的只是由卫生局采购一些防疫药品提供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

“所办防疫注射药品，刻已运到，交由红石柱防疫医院救济市民，特由该会印制免费证二万张，交由公安局转发各区警察署所，转各街街正，发给劳工苦力贫民，持据前往红石柱街防疫医院注射，以免传染时疫。”

二万张的免费证，对于“虎口”下的四十万成都居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时成都的西式医院数量少得可怜，仅有四圣祠北街的“仁济医院（后部分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后也并入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眼耳鼻喉专科）”，马道街的“博爱圣修医院”，北郊张家巷的“平安医院”四家，而且它们都是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对保守的成都居民来说，西医的接受度并不高。

政府的无能，医院的匮乏，绝大多数成都人只能向杏林弟子投去求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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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成都中医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苏友农曾在《成都中医情况》一文中对蓉城从医人员作了详细的分类介绍：

一、晚清的官宦和士人自学，初为家人治病，推及亲友，后挂牌行医，“此所谓半路出家者是也”。

二、晚清科举不成的读书人自学，多为谋短期速成，即行开业者。

三、家传师授，幼而学，壮而行者：以骨伤、疮疡外科为多。

四、先学抓药，逐渐知医而行医者，多出身于中药铺老板或学徒。

五、在善堂送医成名者，即在善堂义务或半义务看病送诊，一方面积累临床经验，另一方面结识病人，逐渐树立信誉。

从20世纪初开始，成都巡警道以统一考试为医生挂牌，民国时期的市政府（市政公所）卫生局承袭其法，多在开业行医时贴上了官方认证的标签。虽然表面上更“正规化”了，但实际中医各自为政、师徒相传的状况依然如故。

这样一群以自学、私授为主的医生群体，其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不说，而且流派纷杂，同行相忌，甚至互相攻讦。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前三十年，是中西医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起身辩驳反击。

胡适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媒体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为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嘲笑中医捍卫者“愚昧无知”，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幅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在许多新式报纸上，中医医生的形象，甚至跟作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迅速，捍卫中医者的应对越来越显得左支右绌，最后甚至给西医扣违背“三民主义”的政治“大帽子”：

“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基本由西医和偏好西医的官员把持。1929年，反中医人士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中医在现代卫生行政体系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凸显。

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的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国民政府最终收回了“废止中医案”。

中医虽然躲过一劫，但余云岫在《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结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依然如闸刀般悬在中医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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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远僻西南，西医力量相对弱小，危机意识并不强烈。中医界人士又长期热衷于“内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中医同业组织相继成立后，成都中医人士才于1926年成立了一个“成都医民总工会”，却因部分中医师对这一组织的名称不满（实际还是对于该组织之权威缺乏认同），这些医师退出自组了一个“成都中医学会”，后改称“成都医民联合会”。

**在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行动中，全国各地中医组织云集上海，成立了“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但川省中医界派出的代表居然只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外行”——绵竹士绅刘子沉，四川中医界一盘散沙的状况可见一斑。

中药

同业组织不能统一使得成都许多中医无所适从，未加入的医生数量很多，而且这些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统筹指挥大规模的医疗行动。因而面对此次肆虐的虎疫，成都中医界并没有可供因应的机制。

随着疫情日趋加重，蓉城数十万居民在虎口下痛苦呻吟，悲惨的情形让城里各个医馆里挂的“妙手回春”“仁心仁术”等招牌显得格外讽刺。作为这座城市医疗行业的主力军，中医界人士若不能有所行动，任凭蓉城居民的棺木草席日益增加，恐怕也会为中医摇摇欲坠的命运钉上棺材板。

在延续人民生命和事业生命的双重责任下，成都中医界不得不打破门户，捐弃往日嫌隙，选出名医沈绍九为魁首，团结起来扛起了成都防疫的重任。

沈绍九名湘，原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生于成都。年轻时学习“刑名”，在地方衙门当幕客，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师爷”。30岁后，沈绍九拜成都名医范静涛为师，同时又受到浙江名医敬云樵点拨。1896年，他在成都正式开业行医，数年之间就声名鹊起。清末文人傅崇矩在他编撰的《成都通览》中，将沈绍九列入蓉城十大内科医生。民国初年，沈绍九被誉为成都四大名中医之首，其他三位是陆景廷、顾燮卿与张子初（一说是王朴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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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绍九先生登高而呼、召集组织，迅速把原本一盘散沙的蓉城中医界捏在一起。**同时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年爆发的霍乱，是敉平成都中医界裂痕，改变中医组织和行为的一次契机。

凭借自身的威望，他与名医陆景廷一同倡议医界人士不分流派和门户，共同组织救护队。根据疫情的状况，沈先生特意混合抽调“工会”和“联合会”的医生，五人为一小组，分头行动，挨门逐户向患者送医送药，宣传防疫知识。

没有比灾害更能团结人心，成都中医界在抗疫的共同行动中，集思广益，以治疗效果为归依，消弭原来势同水火的流派畛域，平息宿怨矛盾。

本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医师法》，根据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同一区域内同级公会以一个为限”，成都的“医民总工会”和“医民联合会”随即合并，成立“成都国医公会”。这个新组织的成立，虽说是中医界人士对国家法律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夏秋之际合作抗疫的这一段经历，成都中医界在组织上的统一恐怕还要好些年才能实现。

组织上的障碍扫除后，如何进行防疫，选择怎样的医疗手段，是成都中医面临的具体问题。

[1]（清）费密：《荒书》，《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

[2] 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3年第29 期

[3] 《内江虎疫之奇惨》，载《广济医刊》1932年第九卷第九号

[4] 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一周间染时疫死亡统计，据公安局报告共计四百余人》，载《新新新闻》1932年9月5日。

[6] 苏友农：《成都中医情况》，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4年。

[7] 《医药新闻报之通电》，载《申报》1929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