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运河与潇贺古道，征服岭南的军事要冲_风闻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34节]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荆襄九郡（10）

资水在雪峰山东麓其源头分为两支，一支为发源自雪峰山南部的“郝水”；一支为发源于雪峰山与越城岭之间的夫夷水。相比前者，后者的位置要更偏南一些。并与珠江水系属性的“漓江”隔分水岭相望，且距离十分接近。这意味着，越城岭与雪峰山之间有成就战略通道的潜质。

  秦入岭南路线示意图（横屏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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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南岭起点的越城岭，与雪峰山之间的结合过于紧密。使得两山之间的夫夷水水道，难以为人类所利用，其沿岸通道在开发和维护起来亦颇有难度。当然，如果没得选择的话，人类在利用起此种通道上并非没有办法克服。

以后的内容中会解读到，就算是秦岭、大巴山内部那些完全没办法形成天然沿河通道的河谷，都可以通过在崖壁上开凿“栈道”来打通道路。问题只在于，左近位置上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对于生活在资水沿岸，希望借助湘桂通道的身份，提升地缘潜力的人来说，不幸之处在于，在越城岭之东，湘水打通了两条技术上更易通行的通道。这两条通道中的一条，借助的是湘水西源，其最上游部分被称之为“海洋河”（广西兴安县境内），位于越城岭与在东汉时被称之为“阳海山”的“海洋山”之间；另一条为东源属性的潇水（汉时名为“深水”），起至都庞岭与萌渚岭。这两条从南岭流出的湘水上源，最终在今天永州市零陵区合流，然后再东流至衡阳。

就名气来说，潇水显然要更大些。以至于“潇湘”一词与“三湘”一样，成为了湖南的代名词。不过历史上，指向海洋河的西源才被认定为是湘水的正源。以至于在地图上，兴安以北至潇、湘合流处的150公里河段，能够被标注为湘江。值得一提的是，有水利数据显示，东源的长度和流量实际是要超过西源的，以至于当下湖南省认定湘江源在源出湘水的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

从湖南的角度来说，希望自己的母亲河源于自己境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有客观数据支撑的正名，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以古人的技术手段来说，其实是很难确定某一条大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人文角度认定的源头，与“河长为源”的地理标准不相符的情况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关于长江源头的认定。历史上曾长期认定滋养了成都的岷江为长江源头，一直到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之后，方明确金沙江是长江地理意义上的正源。

古人认定岷江为长江正源，是因为成都平原的开发，使得中央之国很早就熟悉了岷江的走向。相比之下，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蜿蜒折行了3000多公里，一直到四川盆地边缘才与岷江相汇的金沙江，则很少有契机让古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以此来参考，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西源，能够压倒潇水被认定为湘江正源，应该也是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层面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基于两条河流所比拼的是通路价值，这意味着西源比之东源，在这个问题上价值更高。

事实的确如此，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桂通道，在中国地缘史上曾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一条叫作“灵渠”的水利工程具体体现出来。至于灵渠的具体功用，简单点说就是连通珠江与长江水系。类似的工程大家并不陌生，典型的如在兖州部分解读的：连通河、济、淮三水的“鸿沟”工程；及连通江、淮两水的“邗沟”工程。

这些沟通南北的运河工程，最早都是源自于诸侯相争的春秋、战国时期。鉴于先秦时中央之国的博弈舞台，主要限于长江、黄河流域，岭南还属于化外之地。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当时并没有动力计划和开挖。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通过一场战争凸显出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征召数十万人力，征伐越系民族所占据的东南丘陵地带。其中瓯越和闽越很快就平定，但在岭南地区秦军却遇到了大麻烦。对于秦军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岭南的气候已经开始向热带过渡。

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热带气候容易产生很多北人无法适应的传染病。中国古代认为，这些传染病是通过丛林间蒸发出来的湿热雾气传播的，因此将此类地区称之为“烟瘴”之地；二是当地丛林密布。即便凭借军事优势攻占了那些重要城邑，那些不愿意臣服的越人部落，仍然可以依托这些丛林不断的袭扰秦军，尤其是截断秦军的补给线。

凭借人力和资源优势，占据核心河谷地区的秦军，并非不能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在当地部族激烈反抗的情况下，秦军所需要的补给几乎不能从当地获取，而需要从长江流域输入。问题在于，“水-路-水”的转运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以及更多的时间。更何况沿途还有土著部族的袭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选择一条北流的长江支流，和一条南流的珠江支流用运河将之对接，将极大的提高后勤保障效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运河的选址工作开始沿南岭一线展开。技术上看，打通这样一条运河要比之前的鸿沟、邗沟工程难度更高。这是因为，在黄河、济水、淮河、长江等四渎的合力作用下，华北及江淮地区的平原实际已经连为一体。这种地势固然让四渎水系在历史上频繁变道（尤其是受黄河影响的区域），但也让运河工程的开挖变得相对简单，最起码不用考虑翻越分水岭的问题。

在与山地相依的小型河谷平原，分水岭的问题会更容易凸显出来。此前解读过的“胶莱运河”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胶莱平原的南北纵深，看起来已经足够摆脱山地的影响，但这样一条贯穿山东半岛的运河，实际挖通后还是会遇到分水岭附近河段水位不足的困扰。以至两度开通，两度被放弃。当然，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说，克服这一障碍并非难事。类似的运河工程是否开通，更多是要算生态和经济帐。

以南岭的结构来说，选址打通一条运河的难度肯定是还要高于山东半岛的，毕竟山东两大丘陵之间的距离算是宽的。但由于南岭本身也非连续性山脉，内部各部分相对独立的结构，又让连通两大水系的想法具备可能性。

至于能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说到底要看地球有没有在地质运动中，在南岭中抹平一条分水岭。幸运的是，越城岭与海洋山的相接处，在地势上能够满足挖通运河的条件。而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支流能够在历史上被认定为湘江正源，正是因为它处在这条通道的北端。

  灵渠工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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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洋河隔分水岭相望的，是西江支流属性的“漓江”。提到“漓江”相信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成就桂林山水盛名的正是漓江以及海洋山。向南流淌的漓江，下游部分被称之为桂江，在当下的广西省梧州市汇入西江。

“灵渠”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案，是在海洋山与越城岭之间，挖通一条连通海洋河与漓江的运河。由于自宋朝开始至今，覆盖灵渠工程的行政区被命名为“兴安县”，这条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运河又被称之为“兴安运河”。

兴安运河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让这一个点位的地势不至于高到无法蓄水，还在于创造性的使用了“水闸”。这些当时被称之为“陡门”的水闸，在功能和使用上与现代船闸无异。

分布于灵渠中的36个陡门，能够帮助整个运河调蓄水量，保证船只顺利的通过。之前的内容还曾经提到过，汉王朝在改造汴渠工程时，就曾经借鉴了灵渠的“陡门”。使得这一原本受黄河水、沙困扰的运河工程，在维护和运营上变得更加的便捷。

  灵渠陡门结构原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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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运河是在公元前214年被成功修通。当年，在前线苦战5年的秦军便完成了对南越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一胜利果实，秦王朝又强制征召了大量移民，沿诸主要交通线开发土地、构筑城邑。

及至后来赵佗因秦王朝覆灭而闭关建立独立性质的“南越国”，以及汉武帝再次征伐南越，将之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都使得包括灵渠运河在内的主要越岭通道，进一步得到了开发。

为了有效管理这条运河，汉王朝并没有依分水岭原则切割荆、交两州的分界线，而是将整个运河工程及漓江上游的（桂林-阳朔段），划入了荆州治下的零陵郡。沿整个水路交通线，汉王朝在现下桂林的位置上设置了“始安”县，灵渠之北设置了“零陵”县。后者最开始被认定为整个零陵郡的政治中心。与之相依的海阳山在三国时期亦因此而被称之为“零陵山”。

事实上，“灵渠”一名也是始于零陵县的建制，用的是零陵二字中的“零”字（最初的名称为“秦凿渠”）。随着后来汉王朝将零陵郡的治所，迁移到潇湘河口的“乐陵”，并在隋朝年间正式将乐陵更名为“零陵”。与零陵一名渐行渐远的运河，也逐渐在口口相传中演化成了现在的“灵渠”之名。

变化的不仅仅是灵渠之名，在汉王朝以九州格局为基础划分天下时，岭南之地还属于未消化的边缘之地。这使得包括：零陵、桂阳、豫章在内的长江中下游行政区，控制线都跨越分水岭向珠江流域有所延伸，以将那些重要的交通枢纽掌控在更核心的行政区手中。

及至后来岭南彻底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后，更为符合地缘规律的分水岭原则，则又重新成为了各行政区之间划界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兴安运河这个点位上，情况却出现了逆转。

公元265年，距离三国时代结束还有15年的时候，东吴将灵渠运河南北从零陵郡分割出来，以现在的桂林为郡治建制出独立的“始安郡”。正是源于这一设置，身处珠江水系的桂林，开始从身处湘江的零陵（永州）接过了灵渠及其周边地区的管辖权。

后来桂林亦凭借这一优势，一度成为了整个广西的政治中心，并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湘江上游地区的管辖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看到，广西或者说桂林地区，能够辖有湘江上游属性的：兴安、全州两县。

在所有翻越南岭的通道中，能够水路直通岭南的灵渠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但却并非是零陵郡所包含的唯一南下通道，在它东侧的潇水，还在以“水-陆-水”的转运方式发挥着辅助通道的作用。

依照这样的通路原因，我们需要在潇水之南的对应方向，找到一条通向珠江的支流。整个潇水的源头，位于西侧的都庞岭与东南侧的萌渚岭之间。这两个声名显赫的分水岭，并非只孕育出了潇水的源头，还滋生了珠江水系属性的贺江。

贺江更准确的属性，是西江左岸支流。当下其大部分河道位于广西贺州地区，下游及河河口则位于广东境内。其下游汇入珠江的贺江口，与西侧的桂江口仅20公里。基于漓江的核心交通线身份，使得后者而不是前者的河口，成为了整个岭南的地缘中心，并以之为中心建立的隶属交州的苍梧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漓江口所建制的县级行政区名叫“广信”。所谓广东、广西之名，实际就是以广信为节点进行划分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与大多数具备同样身份的城市一样，顶着郡治之名的广信顺理成章的继承了“苍梧”之名，并演化现了现在的梧州。

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两广之名究竟因何而来。不过漓江口作为一个点，固然可以算得上是两广的分割点，但要是依地理位置来看，贺水却更像是一条两广的地缘分割线（虽然不是沿河道进行分割）。

不管贺水客观上有没有成为岭南的一条中轴线，由潇水与贺水共同组成的“潇贺古道”在两汉时期都已成为了一条成熟的南北通道。透过东汉王朝在潇、贺两水的行政区设置，也可以看出这条通道的重要性。

在潇水流域，除了在潇湘河口设置承担郡治职责的“泉陵”县以外，还在潇水上游建制了营浦（今湖南道县）、冷道、营道等县；贺江沿线亦设置了谢沐、冯乘、富川、临贺（今广西贺州）、封阳等县。

参照其它古道节点的行政归属，为了加强对更具边缘属性的珠江流域的控制，都庞岭、萌诸岭，以及贺江大部应该归入零陵郡的范围。不过当时的汉王朝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大体依照分水岭原则进行了切割。即绝大部分处在潇水流域的县归于荆州治下的零陵郡；处在贺江流域的县成为了交州的一部分（甚至包括潇水源头处的冯乘县）。

不过后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吴政权，显然更倾向于掌控这条战略通道。公元226年，原先控制交州并表示归附孙权的士燮病逝。孙权旋即以平叛为由，直接占领交州并作出了两个重大行政调整。

一是将汉之交州北部分割出新的“广州刺史部”；二是将潇贺古道分水岭一带，及贺水中上游地区从交州分拆出来，单独建制为以“临贺”（今贺州市）为中心的“临贺郡”，并归入荆州治下。由此，成为荆州渗入珠江流域的最后一块拼图。

零陵郡在进入唐朝之后被易名为“永州”。柳宗元流传千古的《捕蛇者说》一文，让人隐约这是一片直到唐朝时还是一片毒蛇猛兽出没之地。事实上，永州或者说零陵之地的山中，固然能够出产异蛇，但依托区位优势，其在两汉时期就已进行了深度开发。除了那些建制于零陵郡的县级行政区以外，更直接的证据是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人口数量。

东汉后期，在整个荆南四郡中有两个郡的人口能够超过百万（以公元140年），具备江南中心地位的“长沙郡”毫无例外的占据了一个名额，另一个便是由零陵郡获得。而武陵、桂阳两郡人口相加还不到八十万，整个交州被计入户籍的人口亦不过百万。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央之国100多个郡国中，人口能达到百万的屈指可数。灵渠和潇贺古道的加成作用可见一斑。

人口是衡量地缘权力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在严重依靠人力资源的自然经济时代。能够拥有两个百万人口的郡级行政区，足以证明当年曾经成为屈原放逐之地的楚之江南地区，已经不再是一片蛮荒之地。

然而真要论及人口，百万级别的长沙和零陵虽然在中央之国范围内，已经是排名前十的优秀成绩，但却还不是最优秀的。

下一节将要出场的荆州最后一个成员——南阳郡，在人口上才是真正一枝独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