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学校环境对青少年参与社会政治团体的影响及启示（上）_风闻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学者Christopher A. Curtis发表在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的Home and School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Sociopolitical Group Particip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Youth Involvement一文的上半部分。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参与社会政治团体（例如服务学习或社区服务计划）来探讨环境因素对青年公民参与活动的影响。作者用二元和序数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收集的数据，发现家庭和学校环境中的几个因素与青年在校内、校外或在这两种情形中同时参加社会政治团体的可能性有关。而研究结果也表明，鼓励青年参与社会政治团体应考虑到目标人群中存在的人口统计因素（即种族，性别和文化）和经历（即公民教育质量）差异。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94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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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政治团体可以根据他们的目标和实现方式来影响青年的发展。有些团体为参与者提供机会，以增强他们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的了解。一些团体让参与者有机会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以应对重要的社会问题或满足关键性的需求。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则通过合并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学习目标来补充社区服务。

参与社会政治团体，包括那些涉及社区服务、志愿者经历和服务学习计划的团体，其益处是深远持久的。例如，研究发现服务性学习可促使青少年改变他们对社区的看法，特别是在他们如何看待贫困的问题上。这同样也涉及到在帮助探索职业、增加政治参与、增加亲社会决策以及对社区服务和志愿服务方面，这些服务可一直持续到成年期。

许多学校已经调整了现有课程，将强制性的社区服务或服务学习纳入其中。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学生探索更宽泛的社会概念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的时间可能不会接触到这些。

Giles和Eyler（1994）在对大学生所需服务性学习参与的探索性研究中发现，参加为期13周的服务学习体验的学生对需要帮助的人和造成差异的社会体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受访者也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服务的承诺。Seider等人（2012）在探索服务学习计划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参加者对公民参与的承诺显著增加，他们预期的政治声音也出现了积极的转变。该研究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政治问题和产生为社会变革而工作的志愿。

一项研究调查了社区服务项目对城市六年级学生发展的影响。发现参与其中的学生变得更具同情心，同时更倾向于参与未来的社区服务并为此还感受到一种赋权感。这些研究都表示需要在服务学习或社区服务和青年发展领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结果共同指出了这些项目在教育青年了解社会问题是如何由现有的社会制度产生和维持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Conrad和Hedin（1982）讨论了体验教育的好处，他们将其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其重点是通过联想思考进行学习”。他们发现，通过参加这样的课程，学生在心理、社会和智力发展方面会受到积极的影响，也认识到参与社会政治团体的可以积极地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学校管理者创造环境来支持他们的学生在高中时成为社会政治团体的一部分是明智的，这样做有助于完成美国许多学校的使命，因为他们可以说是负责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之一。遗憾的是，关于鼓励或增加青少年自愿参与社会政治群体最有效方法的研究很少，因此，导致青年参与这些群体的具体因素仍不明确。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参与社会政治群体（例如服务学习计划或社区服务机会）探索哪些环境因素影响青年公民的参与，从而增加与公民教育相关的论述。

文献综述

1、人口因素

了解个人和家庭人口统计数据如何与青年参与社会政治团体有相关性可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使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直接传达与其目标受众群体的对话来有效促进参与。例如，文献中已经注意到社区服务参与的性别差异——女性（而非男性）通常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服务。

在种族群体中也观察到社区参与类型和公民理解水平的差异。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发现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和准成年人中，“非洲裔美国人更多地参与选举，并以明智的方式投票……但拥有高水平的政治知识的可能性不大”。这一发现说明了公民参与和知识储备方面的种族差异。

种族差异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生活贫困的少数民族经常成为促进边缘化群体政治行动的组织目标。Levinson（2007）阐明了贫困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与白人、富裕同龄人之间的公民成就差距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公民知识上的这种差距往往反映在政治制度的宿命论观点、政府/机构信任的缺乏以及越来越容易被剥夺权利这些方面上。

Morimoto和Friedland（2013）推测，社会经济地位与公民参与的差异有关，因为资源较少的青年（更可能是少数族裔学生）持有不同的成就和社会资本观点。作者将这一观点与通过减少公民参与社区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同样，Ballard（2014）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生公民参与的障碍取决于他们学校可用的资源。鉴于学校往往反映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所以在考虑制定可用于加强或补充现有课程的社会政治计划的可行性时，不应忽视这些人口因素的考虑。

2、家庭政治社会化

家庭参与和鼓励可以影响青年参与社会政治团体。Dill（2009）曾指出，“父母在创造和维持社会资本网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网络在以后的生活中具有规范公民参与的能力”。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同样也阐述道，他们发现让父母鼓励孩子发表意见并讨论政治，可以预测年轻人的参与选举，知情投票和政治知识。

青少年的政治态度也受到父母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影响。Warren和Wicks（2011）提供的证据表明，父母的政治和公民参与是青少年政治和公民参与的有力预测因素。Seider（2007）发现，有服务导向的父母和强烈的宗教信仰是影响青少年和准成年人发展社区服务的重要因素。

很少有研究能直接将父母的宗教活动与子女的公民参与联系起来。然而，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宗教信仰与其子女的宗教信仰之间存在联系。宗教信仰也影响了青少年和准成年人的公民参与和态度。Ludden（2011）发现，宗教服务出勤率和宗教青年群体参与率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参与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Zaff等人（2008）还发现，在青少年早期参与宗教活动预示着成年早期公民参与的可能性。

3、高中民主环境

学生参与社会政治团体的意愿可视作一种功能——鼓励他们在校参与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目前，很少有研究探索这种联系。学校将学生反馈纳入决策，鼓励学生分享和讨论不同的意见，从而在学生中产生一种社区感，这些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学生在校外参与社区服务的意愿。Flanagan等人（1998）指出，美国学生在课堂被鼓励表达观点这一现象与他们对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视有关。这些发现使他们认为，在多大程度上给学生空间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并质疑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推动他们通过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或服务学习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社区中。

4、高中学生种族构成

一所学校的种族构成也可能有助于其“民主氛围”，因为占多数的学生相对于占少数的学生更能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可能尤其适用于在特权地位的学生。因此，在多种族的群体中，参与率显著下降并不令人惊讶。“种族多元化学校对公民（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尤其具有挑战性”（Kawashima-Ginsberg & Levine, 2014），因为学生不确定在不同种族的同龄人中如何“安全”地讨论哪些话题。

5、高中公民教育质量

全国的公民教育质量因教育管辖权而异（Kawashima-Ginsberg＆Levine，2014）。事实上，有些人认为班级之间缺乏一致性，除了某些课程中缺乏公民内容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Kahne＆Westheimer，2003）。Bachner（2011）指出，正式的公民教育是一种增加公民政治参与的方法，但尚未得到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足够重视。Kahne和Westheimer（2003）认为，如果民主要蓬勃发展，学校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美国的年轻人提供公民教育，使他们能够了解并准备好加入有关社区和社会机构如何发展的政治讨论。

Kiousis和McDevitt（2008）在观察课程安排如何影响青少年选民投票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那些参与者在学校的政治讨论中，除了在家中与家长进行深度对话外，在达到投票年龄时，该群体内的选民投票率也很高。Kawashima-Ginsberg和Levine（2014）发现，参加某种类型的课外小组、在高中能够与他人和团体频繁互动以及受到高质量的公民教育，这些都增加了准成年人的政治参与。

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的问题为：学生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具体组成部分是否与他们自愿参与校内外的社会政治团体有关？

为此，我们将探讨学生的人口特征、父母公民参与程度、高中环境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政治团体参与的影响。

研究方法

1、数据源和样本

本次研究的数据取自青年投票和公民知识委员会2012年青年选举后调查数据集。这是在美国2012年总统大选后进行了为期6周的时间收集的。样本是通过调查公司随机拨号获得，其中三分之二的被访者是通过手机号码联系，其余通过固话联系，同时样本中有很多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拉美裔受访者（Levine，2014）。

共有4483名的受访者（18至24岁）接受了有关政治参与和教育经历的调查。49%的受访者是男性（n = 2218）。61％的受访者是白人（n = 2633），黑人是21％（n = 927），亚洲人是3％（n = 148，14％的人被确认为“其他”（n = 622）。此外，19％的受访者被确定为拉丁裔/西班牙裔（n =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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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

①因变量

校内参与社会政治团体。受访者是否在高中参加了与社会或政治问题有关的团体。

校外参与社会政治团体。询问受访者是否在高中参加校外的与社会或政治问题有关的任何团体。

校内外同时参与社会政治团体。创建此变量是为了表明哪些受访者在学校和校外都参与了社会政治团体。因为受访者可能在校内或校外加入的社会政治团体，所以采用序数逻辑回归模型对社会政治团体成员参与的“程度”或“水平”进行建模。具体地说，在分析中使用的序数因变量是由编码参与者操作的，即不加入任何团体（“0”），加入一个“群体类型”（即校内或校外的社会政治团体；“1”），或在两种情况下同时加入社会政治团体（“2”）。

②自变量

  人口因素。为了了解参与者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该研究记录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种族的信息、受访者的性别、受访者的种族（黑人、白人、亚洲人或“其他人”），以及他们是否是拉丁裔/西班牙裔。

建立量表来评估受访者在高中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受访者回答了三个问题，即家中书籍数量、母亲或抚养他们女性监护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每周送到家中的报纸数量（Kawashima-Ginsberg＆Levine，2014），但其可靠性相对较低（Cronbach的α=0 .42）。

家庭政治社会化。受访者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即“你的父母在宗教集会中很活跃”和“你的父母在社区做了志愿工作”，说明父母的宗教活动和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受访者根据“你的父母希望听到你对当前事件和政治的看法”的问题，还回答了父母如何鼓励他们参与家庭政治讨论，回答对应的量表数值范围为从1（从不）到 5（一直），最后得到的的α值为0.57。

高中民主环境。参与者通过回答他们在高中时的所得所感，回应了与学校民主环境相关的问题。评分由四个方面组成：“学生对高中的运作方式有发言权”; “一般来说，如果学生尊重老师，他们可以与老师意见相异”; “鼓励学生表达意见”; “学生认为他们是社区的一部分，人们之间互相关心。”回答对应的量表数值范围为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由此得到的数值α为0.63。

高中种族构成。受访者被问及他们高中的种族构成。参与者被要求将他们高中的种族构成描述为（a）大部分或全部是白人学生，（b）大部分或全部是黑人学生，（c）大部分或全部为拉丁裔/拉美裔学生，（d）大部分人为不同种族，（e）所有种族群体平均分配，或（f）其他。

高中公民教育质量。受访者被问到是否记得在高中上过与公民民、政府、政治或社会问题有关的课程。如果他们参加了这样一门课程，则通过六个问题来评估，这些问题涉及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程度、课堂上所涵盖的信息以及学生从课堂参与中获得了什么的问题。受访者被问到：“在这门课上，你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当前的事件？老师在课堂上是否鼓励讨论意见相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你是否对该课程的社会、政治或社区问题的进行过研究？你在社区里为那门课做过研究调查吗？在那堂课上，你是否被要求通过阅读报纸、看电视或上网来跟上政治或政府的步伐？你从那门课上学到的知识对现在的日常生活有用吗？”。所有与该量表相关的变量都是二分的，即为是/否答案。由此得出的α分值为0.67。每个变量的分布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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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采集

通过电话联系受访者并要求他们参加大约由75个问题组成的访谈，访谈时间约为18分钟（Levine，2014）。

4、数据分析

二元和序数逻辑回归模型根据因变量是二分的还是有序的来分析数据。首先输入人口统计信息（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种族/民族）。然后在模型2中添加家庭政治社会化信息，因为受访者在高中之前可能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其次是模型3中的高中民主环境和学校种族构成。模型4中加入了高中公民教育质量，最后添加这个变量是因为它要求受访者回忆他们的高中经历。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软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