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中，北宋为什么如此独一无二?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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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龙、雷博 / 口述

✪ 郑涛 (《文化纵横》编辑部)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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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丰亨豫大” 到轰然崩溃，北宋的极盛而亡不过三年之间。围城之下，恶性党争、财政危机、军事痼疾、外交失策——帝国内外全局性危机的大爆发，使靖康之难这一大变局时刻具有特殊的历史反思与现代启示意义。靖康之难与北宋亡国有哪些必然成因？北宋内部的政权组织结构和行政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宋徽宗又该被如何评价？这场盛世危机的爆发，是否显示出古代王朝衰亡的一般规律？

苏 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

郭建龙：新锐历史作家

雷 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本次沙龙的主持人苏琦。活动开始前，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汴京之围》的作者郭建龙，今天的对话正是围绕这本书展开。郭建龙以前也是媒体人，我很羡慕他，媒体人当时都想转型，也都不敢转型，因为都有路径依赖，但他转得比较成功。第二位是雷博，历史学博士。雷博的老师都是历史学界的权威学者，比如邓小南教授，这是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人物，他都能促膝谈心，当面受教。

下面让作者简单介绍下这本书大概的内容和结构。

郭建龙：我曾经写过“帝国密码三部曲”，写这三本书是想研究现代中国的问题。但如果要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话，必须知道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情况。第一条线索是要考虑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因此我就决定去世界上看一看，去其他国家走一走，走到哪写到哪，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写其他国家的状况。第二条线索就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所以写了“帝国密码三部曲”，从军事、财政、哲学这三个方面解读中国的脉络。

根据中国的历史规律，一个稳定的中央王朝，一般能存在200多年到300多年。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生死，因为每一个王朝的内部问题积累到最后，在现有体制内都无法解决，最后撑不下去了就走向灭亡，这时候一般300岁左右。北宋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北宋的生活非常富裕和方便，文化上极其光辉灿烂，但是它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平均寿命。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军事是一个明显的方面。写完《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以后却发现，北宋也不完全符合经典的结论。于是我就想通盘研究一下北宋，但宋史材料太丰富了，所以这本书就集中剖析“汴京之围”这一个点，综合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各种视角，来分析北宋亡国的过程和原因。“帝国密码三部曲”是写线，这本书是写点。这就是这本书的写法。

另外，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始终在尝试结合可读性和真实性。不能保证100%真实，但是要有写作依据才可以，然后尽量写得好看一点。现在戏说性的历史正在走下坡路，因为读者水平提高到没有办法用戏说来满足，所以要尽量写得真实，还要写得好看。不能完全用学术的东西写，不是读者的能力达不到，而是读者觉得太枯燥了。

▍ 宋人的心态与重文轻武国策

主持人：我作为一个外行或者读者，有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是觉得北宋比较羸弱，因为重文轻武。一方面唐朝藩镇割据，另外一方面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所以他信不过武将。这种说法，你们认同多少，批驳多少呢？另外，我们这一代人有个毛病，什么事都往制度上靠，那北宋的羸弱是不是制度上的问题？

雷博：大家都感觉宋代是个比较怂的王朝，它的怂和软弱体现在很多方面。我读宋代史料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作为一个比较有血性的男生，看宋朝的外交真的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要同情体会宋人所处的历史时空。我爱人也是学历史的，她认真读《资治通鉴》，读到中唐以后跟我商量，要不陪我一起读吧，内容太血腥，自己不敢一直读，就像女生看恐怖片拉着老公一起看一样。大家对晚唐和五代的藩镇格局，有一个片面的意见，但是深入进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晚唐时期，皇帝就是宦官手上的棋子，想换的时候随时可以换。这样的局面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吃人都很常见。有些部队出去打仗不带粮食，就是整车拉尸体去吃。这种事情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记录下来，形成宋人的晚唐史观、五代史观、本朝史观，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

所以宋人对武将干政、权力旁落的恐惧，到了一种畸形变态的地步。比如宋代的名将狄青、王德用，明明战功很高、人品很好，没有一点点造反或者专权的倾向，就因为给的位置太高了，因为王德用长得太像宋太祖了，就觉得很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同情看待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而且，重文轻武政策是有益的。宋之前，皇帝是个高危职业，外戚、宦官、权臣随随便便可以搞掉他。宋代建立起相维相制的体系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可能了。所以宋代之后皇权的终结，要么是被底层民众推翻，要么是来自外部的入侵。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宋代到了中后期，特别是女真人崛起以后，面临新崛起的女真帝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势力？这一部分请郭老师聊聊，怎么看待金人？

郭建龙：接着雷博的话题讲，如果要了解宋代对北部边境的心态，就要认识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我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幸福的民族，因为它的地理结构在世界上——至少在美洲发现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华北平原、长江流域联通在一起，非常广阔，又非常富裕；而且周围一圈崇山峻岭把它围得非常严实，只用少量兵力就可以把天然边界守得很稳。所以，在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武力的要求少很多。而对武力要求少了，财政需求就会下降；财政需求下降，就不需要从民间抽取这么多的血液，去维持维稳架构，因此民间就能发展得更好。古代欧洲国家大多战乱频发，能有几十年稳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疆界过于支离破碎，又没有天然边界。

可是这种地理优势在北宋时期被打碎了，而且这不是北宋的责任。北宋继承的江山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状态，缺乏对北面最关键的一条山脉——即燕山山脉，北京北部的山脉——的控制权。所谓燕云十六州，“燕”就是北京，“云”就是大同。大同相对还好一些，因为大同之后太原还有第二条防线，太原北面有雁门关可以据守。但是“燕”这边，只要北京丢了，北方就比较危险了。北方的这种不安定因素，使得宋代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士兵体系。

另外，北宋从诞生之初就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屏障，这一点对宋人心理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宋人一直认为燕云十六州是自己的领土，虽然和辽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但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

其实，辽国人，也就是契丹人，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邻居的民族。因为契丹人在唐代就比较文明化了，文明到什么程度呢？五代时，后晋以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为条件，向辽借兵攻打后唐。战争过后，契丹人打到黄河，果然遵守承诺不过黄河，因为他们认为过黄河会吓坏老百姓；而且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要对老百姓好。辽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跟北宋也维持了百年和平。所以，契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任何一个草原游牧民族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北宋在这里就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是要维持对于领土的索求，还是找一个好邻居？同时，女真族的兴起增加了一些麻烦。女真族的战斗力比契丹人更强，如果女真族和契丹人决斗，北宋不参与的话，最后很有可能是契丹人被女真人灭掉；如果北宋对辽国支持足够的话，是有可能抵抗住的。北宋到底是选择联合女真人灭辽，还是支持辽抵抗金？所以，这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

▍ 北宋军事积弱的原因

主持人：我分别向两位请教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北宋比较怂、比较弱，同时又觉得南宋还可以。所以，我建议郭建龙下一本写《襄阳之战》，南宋竟然可以撑住这么多年，怎么看待文明力量的源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提给雷博。明朝为了解决宋朝的问题，国境向北边推得太狠，对少数民族政权严防死守，以至于被蒙古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也面临一个后金的问题。所以明宋之间，是不是有些教训接受过多，矫枉过正了呢？

郭建龙：北宋的军事实力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弱，有制度存在，就会产生一些战斗力。比如它的单兵训练比唐朝要强，因为它有完整的训练体系。只是军事权力被分割了，练兵的不能调兵。因此，北宋的军事体系没有办法有效组织起来，这是很大问题。比如三路大军联合作战，按理说这三路大军必须有一个统帅，但即便找出一个统帅，这个统帅实际上却指挥不动这三路大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军队作战需要粮草，粮草运输又由其他人负责，粮草能不能调过去，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此盘根错节的军事体系，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如果一直面临持续的、小型的战争训练，北宋的指挥体系可以从紊乱中恢复过来。但是北宋长期不打仗，所以传输的线路是不通畅的。

比如我在书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次金兵打过来的时候，汴京城外有一些大炮，这些大炮搬到城外本来是供皇帝检阅部队用的。金兵打过来的时候，如果及时将大炮搬到城内，就可以用炮火对外打金兵；如果来不及，被金兵占领，就会调转头来打大宋。所有部门都知道大炮的重要性，而且所有部门都在叫嚷要搬，但是最后没有人搬得动这些炮，眼睁睁看着这些炮落到金兵手里。因为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动用内府的力量把炮搬出去的。金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兵部，兵部说不是我搬出去的，应该找枢密院；枢密院说，我手底下没有人；最后说谁搬出去，谁搬回来，但是内府那个人，正好被免职了，他也搬不了。这些大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白白给了金兵。其实这就是指挥系统的紊乱，这个问题没有调整好就会非常的危险。

但是，到了南宋的时候，大家发现兵还是那些兵，但军队战斗力上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前面这些混乱之后，指挥系统天然聚集到一块儿了。像岳飞这些将领，拥有的权力比北宋武将大得多。不是皇帝知错就改了，而是形势逼迫权力更集中了。将领有带兵打仗的权力，也有调度粮草的能力，当这些能力合在一起的时候，军事实力自然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已经太晚了，没有保住北宋，只保住了南宋。

雷博：北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相对长命的王朝里，北宋是唯一选择商业型城市而非军事型城市作为首都的王朝。开封是汴河和黄河的交错点，在唐代的时候就是南方粮米运往西部和北部路上的枢纽。晚唐时期，关中地区的粮米输送不出去，这时候谁占据开封谁就可以拿到粮，拿到粮就有钱，有钱就可以养兵，养兵就可以天下无敌。到了宋初，宋太祖认为开封无险可守，所以想迁都洛阳甚至长安，“居山河之胜，以去冗兵”。但他弟弟宋太宗说，这个事做不到，因为需要开封的钱粮来养兵。

这固然是个好处，但是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如果大家读《东京梦华录》，生活非常舒服。北宋东京城（开封）的夜生活，通宵达旦地玩一年，绝对不会重样。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拿钱赎买的习惯。宋代的决策层也因此染上了非常强的市井气，可能是眼前的生活太好了，因此对眼前的东西患得患失。因此，一方面是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对战略思维能力的侵蚀也很大。北宋晚期军队战斗力并不差，只是一旦到了中央决策的时候，就出现了郭老师说的问题，没有好的统帅和指挥机制，互相推诿、踢皮球。

另外，跟女真人的战斗力也有关系。南宋初年的名将吴璘就讲了，跟着父兄一起打西夏人，鼓一敲，一冲，冲赢了，仗就打赢了；输了，就没打赢。但从来没有碰到女真这样的部队，骑兵冲过来一个回合，又冲过来一个回合，无穷无尽的体力，无穷无尽的能量。用金人的话讲，我们是骑兵，不在战场上杀个三五十个回合，没有资格叫骑兵。这种类型的战斗能力和战斗韧性，对于北宋末年的军队是陌生的。经过这场战争，再到岳飞郾城大捷的时候，就是拼体力作战，最后打成人如血人、马如血马。所以，并不是宋人养不出一个能跟金人对抗的部队，确实很多事情要在打仗当中逐渐磨练。

第二个问题，明代是不是对宋代的政策矫枉过正呢？明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虽然我研究不多。周末去了一趟大同，看到了明代以大同镇为中心的九边长城，以及内外长城体系：既看了北侧的外长城框架，也看了雁门关的内长城。可见，明代在几个方面，确实吸取了宋代的教训——

第一，非常看重边境、边防体系的建设。依托着长城，不计成本建起一个屏障，俗话叫做“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专修大佛殿”。明人特别爱修圈，长城是最大的“猪圈”。

第二，在定都问题上，也吸取了汉唐的教训。明人有一个说法：“中宅天下，不若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就是说，定都在一个宅子的中央，就像开封或洛阳这样的地方，不如定都在长安，这样可以虎踞龙盘，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如把天下当做一个瓶子，我自己顶在瓶口上，就是明人说的天子守国门。它确实一开始过度强调边防，而忽视了边贸，但最后博弈的结果，是在边防基础上，可以谈边贸；如果没有边防，边贸很容易变成入侵的机会。纵向对比宋明两个王朝，是非常有意义的。

▍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主持人：雷博是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专家。以前读历史觉得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安石的方案是不是太超前了，反而把原来的系统破坏了？从政教的角度来讲，日本学者说“唐宋变革”，宋朝想进行政治变革，把平民动员起来，也没有太动员起来，但它确实留下了很多遗产。下面请雷博从这两个维度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

雷博：既然讨论北宋，不可避免要碰到王安石变法这个话题。北宋灭亡、南宋建国之后，因为宋高宗要找人背黑锅，很自然就找到了王安石。现在回过头来看王安石变法，首先富国强兵的目标是很显然的。但是富国强兵的背后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关怀：理想中的政治到底是以“无为而治”为主导，还是以“有为”或者“大有为”为主导的政治呢？像宋仁宗朝，大家觉得皇帝比较宽仁、和厚，包拯喷他一脸唾沫星子，他也不说什么。换个角度讲，很多人觉得宋仁宗这个人耳活心软，今天你说得有道理，照你说得办；明天有人反对，又变了。政策一直在朝令夕改，会导致国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天下无事尚好，一有事马上就会左支右绌。

所以王安石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文章里讲本朝固然有很多优点，但是政治上却是君子和小人混在一起，农民没人管，百官没人管，军事没人管。所有人都处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没有用心力和精神做事。他认为要改变这个状态，首先从皇帝到大臣，要有一个”大有为”的态度。所以评价王安石变法，其他的政策且不论，关键问题是“大有为”的态度是不是一个正当的态度。

一旦有了“大有为”的态度，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具体措施和做法。比如在经济上，政府的手伸长一点，还是短一点？是让民间自主进行，放纵豪强进行兼并，还是兼并不对，政府应该管得多一点？在民间的组织问题上，是让老百姓自组织更多，还是把民众动员起来，无论是基层的治安、调兵，都能够起到更高的效率？

至于变法的客观结果，“富国”和“强兵”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宋神宗晚年时，几个封桩库财富都装满了，而且是在老百姓没有感到太大痛苦的情况下，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兵也做到了，宋代的军队是投射型，非常依赖弓弩。在宋神宗时期，不但出现了神臂弓这样的武器，建设军队的水平也提升了。

王安石变法是不是过分强调数字化管理，导致改革太超前了呢？这个问题在宋史学界有争议。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认可“大有为”之政，另当别论；如果认可“大有为”，改革就要给予弹性和余量。王安石变法是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也还没结束，政策一直在有弹性地变化。很多人批评“青苗法”，是拿着“青苗法”刚推出时反对者的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后来都已经被吸收接纳进去了，政策是在不断变化改进的。在前现代，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改进制度体系，使之在原有水平上更向前走；还是步子一大就会出问题，最好是小步，甚至不要迈步，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利不百，不变法”？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和做什么选择，这是关键。

主持人：接下来请教一下郭建龙。 提到前现代的问题，好像每个王朝都有一个坠落曲线： 王朝初期还算稳定清明，因为经过了前朝纠偏，动员能力也还可以； 后期就陷入紊乱，就要改革变法，但只要步子一大就容易扯到蛋。 崇祯皇帝不折腾的话，明朝或许还不会那么快灭亡； 像晚清不搞新政，反而还能苟延残喘一些时日。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各朝的兴衰，包括西方崛起直至如今又陷入危机的这500年历 史，得出一个启示，即高水平的陷阱是不是反而不太容易突破？

郭建龙：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雷博也提到了，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利用一个大有为的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或指导。当政府操纵了经济以后，它认为经济会更发达，同时就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我们说王安石变法成功的一面，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财政，就像雷博刚才说的所有仓库都满了，但民间有没有实现经济繁荣呢？

雷博：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这部分的材料处于对立状态，有人说民间凋敝，也有人说民间很好。对此，学界有一种理论，不看这些人讨论的态度，因为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是得看宋代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经济数据。从经济数据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宋代在国家财政整体宽裕的情况下，民间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码头、渡口、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指标，都可以看到有一个整体上升的倾向。这是日本学者研究宋代江南经济的时候，特别关注到的一点。

我个人觉得“国富民穷”或者“国进民退”的标签是值得反思的。能不能在实现国富的同时，不对民间进行掠夺和剥削；而是反过来，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效率提升了，可以做到国富民富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吗？至少宋神宗元丰年间的经济现象来看，也不是没可能。

郭建龙：这是我们两人最大的分歧点。史料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他的，这是当时新旧党交替执政导致的。新党有一种说法，旧党也有一种说法。这也是抛给大家的问题：“大有为”的政府加强经济管制的时候，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主持人：我们一开始说国富民必穷，但是非常态的时候也有国富民也富。 中国几个朝代进行过一些 基础设施建设，如运河的疏浚、各种整备，过后这套系统还是不错 的 。

郭建龙：政府有责任收税，但是限度在哪？是以修水坝、做基础设施作为限度，还是以参与到经济体系里面，控制一定的运输体系、金融体系作为限度？

历史地看，中国确实一直存在这样的思路，从汉代就有，如王莽、诸葛亮。任何一个朝代隔上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时间，都会出一批相信国家力量的人，开始改革、变法。他们的改革总是草草收场，但是他们引起的争议却一直延续下去。

主持人：你说的这些人都是乱世豪杰。我倾向于认为富强时日，政府不需要伸手，也可以过得不错；但是需要伸手的时候，系统其实已经面临崩溃了，这时候政府伸手基本上都会加速崩溃。这样一来，是不是给大家留下一种创伤型记忆：盛世不伸手，而乱世是伸手的？回到靖康之难，当时的财政情况，是不是之前没动员起来，而现在面临危机了，政府又向民间索取过多了，再加上天灾人祸，是不是就加剧了危机？

郭建龙：我个人判断是索取多了。因为北宋政府的经济工具太发达了。专卖制度相当于是国有企业，它的运用过于发达。再一个是金融体系，明显用过头了。例如，中国最早的纸钞是北宋时出现的交子，事实上交子出现之初本来是用来防范政府的经济体系的。但之后，政府发现交子很好用，就规定只允许发“官交子”，不允许发“私交子”。最后导致两宋时期的通货膨胀非常明显。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雷博。任何一个计划经济体系或者“大有为”政府的，在逻辑上是完全走不通的。表面上看，如果所有人都遵从精确的数字计算，的确可以做到效率最大化。但这种体系最后毁在哪个地方呢？毁在行政效率的低下，无法与精确的计算相匹配。

宋代的行政效率本身很低下。王安石变法也是想建立起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体系，以实现大幅度提升行政效率。但是，有没有可能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呢？

雷博：我们在面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王安石的提法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就反对道：天地之间的财富是有限的，农业社会每年就出产这么多农产品，不在官就在民；你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不是骗人嘛；肯定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巧取豪夺，剥削老百姓，虽然不加税，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巧妙地把民间财富转移到国家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面对前现代生产方式的时候，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但当深入挖掘史料的时候会发现，王安石讲的民间有遗利这个事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当时有大量的坊场、渡口，这类的经济节点，实际上是被地方豪强甚至黑社会把持的。为什么会被地方黑社会把持呢？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延伸不进去。在宋代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皇权不下县，因为虽然官有国家俸禄，但是吏没有俸禄。王安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要给所有的吏员发俸禄。一推这个政策，别人就觉得疯了吧，官的俸禄还发不出来，吏的俸禄怎么发得出来呢？结果政策一推行，发现没问题，吏的俸禄很轻松就发出来了。钱从哪来呢？用这些吏把黑社会的人换掉。

举个例子，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之前，差役法是一个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制度。老百姓不怕交钱，只希望千万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我去服役，不然我这一年又完蛋了。如果把基层的生产模式建设好，把吏放在适合的经济节点上，是可以收上来很多钱的；不但可以给吏员发工资，甚至还有结余。

由此引申到怎么看待前现代与现代在生产方式上的二元对立；或者这么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从前现代走过来的。因此，这种二元对立也不能绝对化。

例如英国，它真的是生产力先行吗？其实它是制度先行的。它有很多东西是冒险式往前走，推动了工业革命，这里面有偶然性成分。我们能不能期待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出现煤炭、石油、蒸汽机这样的工业革命？如果看《梦溪笔谈》会发现，当时宋代确实处在一个产业革命的萌芽期。民间有大量的新的生产工艺、新的原料和新的能源。从这个方面来讲，这样的萌动机制下面，出现试图通过政府主导，建立起一个经济运转体系，打破原来传统的儒家士大夫理解的农耕国家的小农生产方式，虽然未必能达到现代国家，但是可以达到一个中间状态，总之是向更高的生产能力去跃迁，这是可以想象的。

关键问题在于一旦这些政策工具建立起来了以后，司马光的批评点就发挥作用了。宋神宗在这方面有警惕性还好，但你怎么知道儿子跟你一样靠谱呢？就算大儿子跟你一样靠谱，你怎么知道大儿子死后，皇权还能传到靠谱的人身上呢？万一出现宋徽宗这样喜爱艺术、宫殿，所有原先为了强化国家财政的良性工具和手段，就异化成聚敛的手段了。

讲到纸币，我对北宋的纸币讲一句好话。北宋人挺了不起的，纸币刚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很警惕的，要有准备金，千万不要通货膨胀了。南宋的通货膨胀，是打仗打得没办法了。元人和明人是怎么用纸币的呢？拿着纸币去民间敛财，初心就不对。但是宋人对交子和盐钞非常敏感，而且擅长合理运用盐钞和交子：北宋政府知道哪些商人囤积了大量盐钞，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发纸钞来平衡和豪商的关系。所以宋人既发明发现了交子，同时又能够有意识地审慎使用这样的纸币工具，探索货币工具发展的可能性，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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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6日，《文化纵横》与南都观察、天喜文化共同举办一期一会沙龙，特别邀请新锐历史作家郭建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博，就郭建龙的新作《汴京之围》与北宋末年的政治军事危机与历史变局，展开对谈。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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