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减《孟子》、赞颂元朝：朱元璋怎样构建自己的“造反理论”_风闻

文：张宏杰

一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在孔孟像前磕头行礼如仪。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神圣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

    那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把身边的侍卫们吓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就是说，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这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上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已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不要让他到眼前来聒噪。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楞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流泪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的份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二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也有一些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三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 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那意思是扫除这种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 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将元灭南末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元四四处迁徒，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蒙古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了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被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四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

    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朱元璋的天命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别管什么民族，什么出身，什么手段，最后得了天下，就证明获得了上天明命。

    基于这一理论，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五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要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来源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命观”。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的“天命观”是“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天命”观是：不管一个王朝有道无道，老百姓都不能带头起来推翻皇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

    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百姓都是依赖他的阳光雨露才得以生存，因此，他有权对天下人生杀予夺。在《大诰》中，他说：“有人说：‘皇上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供养的，怎么能说皇上养活老百姓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养活皇上。’草民们，你们不知道，说皇上养活你们，是因为他教育你们，给你们制定纪律，要不然你们小的不听老的，富的欺负穷的，谁都不得安生！"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

“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雪，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六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王薄，唐之王仙芝、黄巢，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还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

    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氏，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翫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他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来警告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七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既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也就是说，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它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是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