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作高度不稳定？数据来证明_风闻

编者按

虽然已有诸多民族志和质性研究证明了家政工人的脆弱性，但仍然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定量比较研究。本期推荐芬兰国家健康福利研究院社会政策高级研究员Merita Jokela近期发表在Social Politics上的一项研究，Patterns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a Female-Dominated Sector in Five Welfare States—The Case of Paid Domestic Labor Sector。文章利用2013-2014年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证明，不论一国的福利制度或家政服务的政策规范如何，家政工人都更有可能陷入不稳定雇佣的状态，而且更可能面临多重不稳定的雇佣模式。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92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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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较框架

宏观制度背景是作者的基本比较框架，其隐含假设是不同福利制度和政策选择可能会塑造不同的家政服务部门。研究聚焦到5个国家三类不同的政体：

表格来源：译者整理。

欧洲大陆、南欧和自由政体，拥有完全不同的家政服务市场和政策规范取向。欧洲大陆和南欧具有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工人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些欧洲国家不同程度地规范了家政服务市场：卢森堡对雇佣家政工人的家庭实行退税政策；德国实行对家政工人适当免税的Mini Job计划；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实行对无证移民家政工人的正规化运动。只有美国采取“无干预”政策。

家政和照料工作的不稳定雇佣

不稳定雇佣强调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是超越了“工资水平”经济因素的复杂社会现象。为便于比较，本研究借鉴了Vosko (2006) 对不稳定雇佣的定义，在是否为低工资工作的基础上，另纳入是否为兼职、过去一年是否有失业经历，以及工作任期是否有超过一年这三个变量，作为不稳定雇佣的不同模式，以更为综合地考察这一市场状态。

不稳定雇佣，是指“由雇佣状态（自我雇佣或有偿雇佣）、雇佣形式（临时或固定工作、兼职或全职工作）和劳动力市场不安全程度，以及社会背景（如职业、行业和地理区位）和社会地位（或社会关系的交叉性，如性别、法律和政治身份）构成”的雇佣关系状态（Vosko 2006,102）。

以往质性研究认为，家政和照料工作更有可能陷入不稳定雇佣，并从性别文化、工作特质、个人特征和政策背景等因素进行了解释。那么，家政工人不稳定雇佣的严重程度如何，人口和行业特征对不稳定雇佣的程度是否有影响，政策干预是否有用，这是本研究力图用定量方法证明的问题。

研究方法

研究使用了卢森堡收入研究第9轮（2013-2014年）调查数据。以“不稳定工作”为自变量，“家政工人”和“照料工人”为关健自变量，并纳入人口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种族、移民身份、受教育水平等，探讨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不稳定雇佣的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发现1：家政工人更可能面临高度不稳定的雇佣状态

数据证明，家政工人在各种不稳定工作模式（兼职工作、失业经历、少于一年的工作任期、低工资就业）中的占比都很高。在所有五个国家中，出现兼职工作和低工资就业的比例尤其高；兼职工作比例在每个国家都达到50%以上。家政工人也更可能面临多重不稳定雇佣模式交叠的状况；在劳动力市场得到规制的德国和意大利，不稳定雇佣的严重程度更甚。

发现2：个体和产业特征影响不稳定雇佣

数据证明，在所有五个国家中，家政工作都更可能成为不稳定工作，且相关性很强。同时，与男性和老年工人相比，女性和年轻人更可能面临不稳定的雇佣环境；移民工人也更可能面临更高的不稳定性。这些研究发现都支持了以往的质性研究，突出了家政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稳定处境。

讨论：家政工作需要怎样的政策干预？

回到研究最初的制度比较框架，家政工作与不稳定工作的相关性，会因福利制度而异吗？数据显示，出人意料的是，家政工作最可能出现不稳定雇佣状态的国家并非自由福利政体（美国），而是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德国和卢森堡）。当然，为得到更为稳健的比较结果，应当纳入更多国家进行分析。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针对家政服务的政策甚至可能会增加该行业的不稳定性，正如德国家政工人基本由Mini Job计划的参与者构成，表现为非标准工作和低收入。同时，数据也表现出德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即绝大部分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多重不稳定，相反其他行业的大部分工人则并没有。

此外，以往质性研究中强调的个人身份特征的交叉性影响被证明了，但更让人关注的是结构性的不平等。家政服务作为极具潜力的就业部门，吸纳了相当多的女性、低学历者和流动人口。当这些社会类别集聚到家政行业中，他们无疑会面临更高的非标准就业风险，收入低廉，不稳定性高。这些风险潜在的后果，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家政及照料部门的不稳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