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推荐好文！为什么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机遇？_风闻

金灿荣教授点评：虽然是2017年的老文章，但是对我们理解今天香港问题的来源很有启发意义。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作者：汪涛

为什么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机遇？

2017年11月1 日，李嘉诚名下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称，以402亿港币出售其拥有75%权益的香港中环中心，这个价格创造了香港物业交易最高记录。图为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的香港地标建筑——中环中心大厦。资料图

华为最初做交换机，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产品，但赚钱后就大量投入研发自己的产品技术，而当初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现在早已经无人知晓了。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兴通讯还是中兴半导体时，是与两家香港资本的合资企业。公司在最初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赚取极为丰厚的利润后，两家港资与经营者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港资力主把利润尽快分掉，而以侯为贵（时任中兴半导体总经理，前任中兴通讯董事长，现已退休）为代表的企业经营者，包括大股东，都强烈支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最终双方彻底闹翻，这种局面逼得侯为贵竟然带领全体员工离职，成立集体所有制的中兴维先通，再回过头来与港资已经撤出的中兴半导体合资成立中兴新半导体，由后者再发起成立中兴通讯。由于这个过程如此复杂曲折，大众至今都搞不清中兴到底算国企还是算民企。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存在港资背景，但为什么那些港资却都没有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呢？本来深圳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历史的可能性被两家香港公司占据的。

毫无科技创新梦想的香港资本

香港资本最初到内地，特别是广东一带，很多是在做初级加工业，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企业家是典型的代表。李嘉诚最初是靠生产塑胶花起家的。内地刚刚开放时，有大量香港资本抓住机会在内地开厂，从香港拿定单，交到内地的这些工厂生产。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一类企业今天依然大量存在。但是，内地（特别是深圳）经过几十年发展，现在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一些巨头甚至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港资起步更早，却至今几乎见不到有技术含量的研发型企业。

深圳大学1983年刚刚建立时，还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学，而当时香港就有好几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香港绝对不是没有实力，更不是没有条件，历史机会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当年香港真的有心，形成“香港研发、深圳东莞生产；香港总部、全球市场”的模式，近乎是完美的历史必然。但很遗憾，这个局面没有成为现实，几乎一个个案也没有。原因何在？

美国励志作家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1883—1970）的“成功学全书”是从香港传到内地的。他的理论原理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梦想未必能实现，但没有梦想肯定不会有现实。

真不知道香港同胞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看过希尔的成功学著作，他们他们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就认为，华人公司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超越欧美公司，甚至跟随尽一点都不可能。想都别想，更别提去做了，顶多只能做些加工赚点辛苦钱。这就是当年香港资本在中兴和华为发展的一开始就与它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如果当年中兴的两家香港投资方不离开中兴，就算他们坐着不动，什么事都不干，今天的香港都有资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中兴则很可能会在香港拥有一个规模宠大的研发中心。他们不是没看到通信业的机会，不是没看到整个中国的市场需求，否则当年就不会投资中兴了。

但当他们的投资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怎么会不是兴奋地选择追加投资、占更多股份，而是不惜闹到与被投资的企业当面拍桌子，也一定要失去继续获得更大成功的历史机会呢？那需要令人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到？

如果已经投入中兴的资本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都会坚定不移地退出，就更别提去假设当年与华为合作的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会投资华为，然后与其一起成长了。但为什么就绝对不可以？那家公司应该在合作中充分看到了华为的市场能力，华为要想更大的发展，该公司把自己从华为身上赚的钱返还一点点作投资，为什么就绝对不行？但如果认为华为绝无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大公司与欧美公司竞争，那一切就都免谈了。

为什么香港超级富豪的投资也回避科技创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这么认为还说得过去，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1999年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时隔不到两年，就将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当时的电讯盈科现金流其实非常充足，手持现金逾10亿美元。如果他们不退出，现在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亿人民币以上，比整个电讯盈科现在的市值还要高；相当于李嘉诚最近卖出的香港中环中心价值（总价402亿港元）的几乎六倍。当年那个投资退出还算是赚钱的，但李泽楷为什么在那么早就抛掉一个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诚的投资哲学是“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有时最后一个铜板真的并非“显得”或让人“感觉到”是一个铜板，而看起来像是一块金砖。因为在基数是10块钱的时侯，就算增长一倍也只是赚10块钱，而基数在10个亿的时侯，即使增长10%的“小铜板”，利润也会是1个亿。所以，越是到最后濒临崩盘的时侯，再多守一小段时间的利润预期就越大。但这样一来，往往最后因追求看起来是大金砖、实际上是小铜板的获益而被套死在山顶上。因此，李嘉诚的投资哲学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腾讯的这个项目在李泽楷抛出后又增殖了千倍以上，显然，后面真是一个大金库而不止是一块金砖丢了，前面赚的却真的只是一个铜板。

客观地说，当年李泽楷抛出腾讯股份的时候，时间上正遇到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如果有大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楼市的泡沫也破灭过，并未见李嘉诚慌张，他可是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坚定地认为腾讯绝对不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泽楷的团队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筹码这么早就抛弃掉？

李嘉诚现在抛掉了内地与香港上千亿元的资产，作为商人，高抛低吸这无可指责。他对看好了几乎一辈子的房地产前景变化的敏锐商业嗅觉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诚名下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以402亿港币出售香港中环中心，创造了香港物业交易最高记录，此事引起媒体一片关注。相信他作为该领域长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该交易是经过精心计算后的作品。

问题只是，为什么作为香港最杰出的商界精英的李嘉诚都不去想借助现在的创新热潮，大量投资于中国人的科技创新企业，而是要把变现的大量资金投到英国的水、电、天然气领域呢？这些基础性的资产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观地说，李嘉诚家族算是香港商界里努力尝试和投资新兴科技最多的企业之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和突破，已经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极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认为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是他应当努力去重点抓住的战略商机。

如果只是李嘉诚一个人这么认为，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诚和他的家族什么事情都要做，并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对李嘉诚任何合法的抛售投资行为有任何不当地非议。其实这样的指责是太过高看香港资本在今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了，虽然其曾经在历史上起到巨大作用。当年，中兴如果不是下那么大决心与投机性的港资坚决分手，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现在内地一些城市让人头疼不已的土地财政问题，别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带着这种深厚基因的投机性港资，其价值是正面还是负面，真的已经很难说了。

​真生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香港资本始终与内地近几十年逐步加强的科技创新热浪“绝缘”？

请读者认真品味一下“绝缘”这个词，当年真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有大量机会早就已经握在港资手上，真的是港资自己坚定不移地绝缘掉一切与科技研发有关的商机。这种“坚定不移”是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资企业，眼睁睁看着身边不断兴起的中兴、华为、比亚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业榜样，却还是永远坚守“初心”无动于衷。为什么？这才是香港需要认真深入反思的问题。

当然，香港还是有像曾宪梓先生创立的金利来这样难得的、一直持续追求品牌和品质的做实业者，但香港绝大多数企业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确都不曾用过心思。

何以如此？我认为是香港在过去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作祟。那就是，内心深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为，无论有多少铁的证据反驳这种观念，都在骨子里迷信这一点。什么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体上的枷锁丝毫没有阻挡住他持续思考如何将南非建设得更好的思想活动。而在很多可以随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不到多少理性而独立的思想。如果缺乏以测量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一切自由的口号都只会变成把思想禁锢得如同石头一般的沉重枷锁。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南京邮电大学学习电子测量的时侯，香港一个城市的电话用户数是360万，整个内地才320万。而到了2017年9月，内地一个月新增的4G用户量为1750.6万，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万）的2.38倍。

1996年回归之前，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已是1.21万亿人民币，要理解这个数字令人恐怖到什么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当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苏州、杭州、无锡等9个城市GDP的总和即可。二十多年过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币2.1万亿，北京和上海已经各自分别超过香港，而GDP超过万亿人民币、与香港算同一数量级的内地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2个。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超过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五年到十年之内，香港沦落为中国二线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经确立。

整体创新自信缺乏，一定成问题

我当然不会盲目鼓励甚至简单鼓吹科技创新，更不是要制造“科技创新，一抓就灵”的新迷信，而是要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相应的规律，持续提升对科技创新的判断能力。

以视频安全领域为例，我所在的一家北京公司是早就有数字视频技术甚至数字视频监控运作基础的，我们也的确仔细调查论证过是否要介入IP网络摄像头这个市场。但这个领域与我所在公司原有的市场体系是存在重大差异的。（IP网络摄像头是一种通过电力线传输网络视频信号的监控设备，即插即用，无需布设网线。——编注）

我前几年负责海外业务时主要采用的是渠道营销方式，而在国内基本是直销方式。在国内，安防产品的营销主要采用渠道方式，同时这个产品又是与广电完全不同的专业市场。当年我们公司在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主动放弃了这个产品。这个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今天也很难去评估，毕竟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表面看来有一定基础，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碍，如同器官移植一样，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异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生命危险。

另一个也是做视频的苏州科达公司在国内会议电视领域算是领导者，它选择进入了安防领域，到现在这个决策是对是错，其实也还没最后验证出清晰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专业领域，如果进不了前三名，那竞争到最后，就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仅从企业的微观上看，各自选择的方向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一个社会整体上如果全都对科技创新视如禁区，没有任何自信心，那一定成问题。

什么是自信？曾有一个流行的故事说，当华为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时，华为高层马上开会讲：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烦，华为销售额已经超过爱立信了。从这个流行说法里不难察知这样一种尴尬：中国人往往暗中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引领世界，但出于长期落后形成的思维定势，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明明兴奋到心都要跳出来，仍要强行按奈住激动，故作镇定，矫情得要命。

而浙江宇视科技的总裁张鹏国先生在谈到中国在AI（人工智能）视频安防领域的科技地位时，却很平静地表示，中国安防技术对国外（当然包括所有欧美同类企业）全都是“降维攻击”，只是降几维的问题。在中国是第几，在世界上就是第几。从一开始中国AI视频安防就是领导世界的，这个领域从来就没尝过“落后”是什么滋味，也从来就不明白还有所谓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因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时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北京那家公司负责海外市场时，曾推动设计开发了全球首创的EMR（媒体综合处理平台）系统，这种完全统一平台的数字电视产品，可以将过去上百种不同数字电视产品集成在单一的平台上。有一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广播电视展览会（IBC）上，国内过去的客户听我介绍完这个产品技术后非常激动地问：太好了，你们这个技术与国外公司相比还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诉他们：国外公司？和我们相比嘛，那差距确实还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

为什么中国人都到今天了还老是要把什么“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东西当回事儿呢？自从我们的公司开发出EMR后，所有欧美公司包括美国的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等全在追随这个事实标准。德国最大的数字电视科技企业Blankom不仅山寨了EMR整套产品架构，而且连产品名字的创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给EMR起的名字“魔术师”，居然叫“变色龙”。不要以为欧美公司不会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点儿不比咱差，就是过去我们老是不给人家机会而已。

从部分香港青年人和精英那里，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香港一直在自我进行产业降级，不断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顶尖精英李嘉诚宁可抛掉香港的资产，也从没推动整个香港系统地思考一个简单之极的道理：只有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科技创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这样降级去做服务、旅游、购物，其实都有大量吃喝不尽的商机，只要能让内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够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人却要不断地占中、闹事，一定要闹到生意来源逐步断绝才算死心。前些年当内地游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时候，一些精英人士居然不认为应当抓住机遇，扩大服务能力，扩大生意规模，加快与深圳连接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制定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限制这些生意！甚至总有人极力阻碍连接深港之间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心思都花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上了。香港大多数的市民显然是反对这种闹法的，可是一个地区的思维是深刻体现在少数精英群体里的，如果那是香港的精英群体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对，依然会对整个香港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因为做投资和创业导师的关系，这些年我看过大量内地、港、台以及美国硅谷、以色列的创业项目。创业是很艰难的，客观地说，各个地方的创业成功率都不会很高。但先不管成与不成，内地创业者做的项目本身是什么呢？机器人、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相变存储器、超高速船舶、智慧农业、新材料……基本上与硅谷、以色列创业者考虑的是相同层次的问题。香港的创业项目呢？改进快餐饭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饮连锁……这类项目当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连香港最具创新力的一批年轻人，最多能考虑的也只是这一类事情，怎能不让人感到悲哀？那些考入国际排名那么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们，难道除了占领大街打打麻将，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居然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吗？

很遗憾，从部分香港青年人和精英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人类社会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

十年后的香港和深圳……

深圳还算是有特区的政策，而其他内地城市并没什么太特别的政策支持都发展得那么快。香港的政策环境已经比深圳还要特殊自主得多了。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不是迷信出来的。几十年前，深圳能以成为香港的后花院而感到是一个机遇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为是的部分精英群体再不尽快深刻反思真正的问题所在，将那种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为的思维定式彻底荡涤干净，再过十年时间，香港被深圳甩在身后，将是大概率事件。

十多年前就流传一个段子——

深圳特区成立不久，一群母亲抱着孩子在皇岗口岸遥望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后来，是香港的母亲们抱着孩子遥望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国即将全面领导世界。树立这样的决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梦想都将顺理成章，变成现实。本文并没将香港当外人，回归都二十年了，大家都是兄弟，香港也该向所有内地城市的发展看齐了。

延伸阅读马化腾：香港的科技创新为什么总是差那么一点？

来源：澎湃新闻

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以及担任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的荣誉主席。

在几个月前，沈南鹏找我说有这样一个构想，李泽湘教授希望能够发起香港一个创新创意的平台。大家知道，他的红杉中国在海外有很多投资，他主导的红杉中国可以说是中国风险投资界最成功的投资人。媒体界给他一个称号，说他买下了中国互联网的一半。我们腾讯过去也投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到沈南鹏的团队已经在一两年前已经进去了。所以他的眼光非常独到，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提的建议也是比较靠谱的。

李泽湘教授在沈南鹏教授介绍后，我详细了解到，他和他的弟子汪涛在港科大出来创业然后在深圳发展起来一个新的科技企业——大疆科技，是目前占全球无人机市场90%份额的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也从来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企业能够占到全球的九成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新过程。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市场，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成功的产学研合作并且结出硕果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大疆科技现在市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也就是一个超级独角兽。我前几天带了一个国内同学会的团队，也去参观大疆。他们最新的科产品经能够成功规避视觉的障碍，并有下一代产品。我期待他们的产品能够继续占领世界，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李教授也跟我说，能不能在香港各个大学的很多领域，除了智能控制，电子以外，还有很多新材料，计算机大数据，甚至医药，生物科技，还有材料学等等领域，有很多国际人才和成果，能不能把这种模式再推广继续扩大呢？其实很有机会，但是过去没有太过关注这一点。沈南鹏也跟我说，腾讯在香港土生土长，已经上市12年。我本人在中国互联网之前，也就是1996年之前的一两年，我是通过我原来工作的公司，很有幸接触了互联网，才结下了这个种子。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腾讯也有幸在香港茁壮成长，目前成为香港最大的科技股；从市值的角度来说，腾讯也是亚洲最大的。我想我们18年的创业经验是可以和香港X创业平台结合以及分享的。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团队，希望可以贡献我们团队的力量。

在这里，我也想提几个建议：香港有很多优势。香港的高校在全球，在亚洲排名都在前几名，有大量国际人才，也背靠中国庞大的市场，但是在科技创新方面，总是觉得差那么一点。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还是要加大。刚才我听特首说这个月有3个亿的创业基金获批，上个礼拜又批了20个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从我的经验，深圳其实在十多年前已经十分关注。当时我们其实也没有拿到投资，后来深圳建立了一个高交会，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才第一次拿到了风险投资。当时的风险投资全部只到北京，根本不到深圳，所以我觉得政府搭台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个生态形成不了。

在高校方面，大家看到以港科大为代表的一批的香港高校里面有很多好的政策。如果教授有很多研发成果，他能不能带他的弟子创立公司，能不能占有股份。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了解到有的高校是比较开明的，有的是有点敏感，讲不清楚。因为可能会担心是不是会不务正业，会不会不平衡等等。在内地，其实很多学校也是蛮复杂，有很多问题，需要一些明朗的政策支持，可能下面做事情才会更加清晰。正是这次我们看到产学研的成果，我们看到李教授带出来的团队，正是得益于港科大比较清晰的政策，比较鼓励创新。所以我呼吁大家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不要在乎个人内部是不是不平衡，要看整体创新氛围能不能够激励大家创新。我觉得做好这个政策是对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是资本方面。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企业也好，还是沈南鹏作为风险投资私募资金也好，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往往会看很多因素，团队也好，政策也好，市场也好，我们比较关注成功概率大不大。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地区的创业环境能够形成一环，我们感觉成功概率会差不多。这里面需要政策，需要高校，需要人才的支持和配合，资本才会敢”下注”。所以今天也很高兴看到特首说批了二十多亿，我觉得这样大家“下注”才会更有信心。这个氛围是要大家烘托起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对于团队，我也有一些个人的建议。比如，一些创业团队怎么利用好我们的香港X创业平台。也就是说，如果通过这个平台用好我们的导师，好的项目需要导师review，然后客观的判断，有些项目他们个人可能要投资，这样他才会有代入感，他会更加的积极，会给出真的很好的建议。能不能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因为单打独斗是非常难的，我们腾讯过去也是有五个创业者一起做，互相互补才有可能成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平台上还可以找到很多资本，成为资本对接的平台。

第二个给创业者的建议就是，关注跨界的部分。因为一个产业已经做得很久，已经是一片红海，我们现在看到用新技术在两个产业跨界部分往往是最有机会诞生创新的机会，那可能是一片蓝海。腾讯的历史也是这样，当年做通信的没有我懂互联网，做互联网的没有我懂通信，所以我做起了当时的QQ，包括现在的微信。这就是抓到了一个跨界的点。大疆也是，它是无人机，也是flying camera，这两者本来是不同的，本来一个是航模一个是摄影，但是大疆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一下打造了一个市场。我们现在看到金融科技，还有生物科技，还有很多材料，包括机器人，这里都融合了很多学科，跨平台，跨产业的融合机会。我觉得大家应多关注融合跨界的部分。

最后一点，团队要多利用全球的平台。因为当今时代已经和我们创业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当时什么都要自己做，现在已经有很多开放平台，全球有很好的云，社交网络，电商平台，国内也有腾讯的一些基 础设施提供这些服务。创业者要专注解决生活中如何提高效率，以及如果解决“痛点”，把精力聚焦在这一点，其它的东西可以利用平台来帮你。比如前不久我们组合的一个财团，收购了芬兰的最大的一间手机游戏公司，用86亿收购了其80%的股份，也就是估值超过了1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仅仅180人的公司。这个在 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芬兰才500多万人，比香港还少，为何能诞生如此大的科技企业？正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全球的云技术，以及服务外包，让他们可以专心集中于最核心的创意部分，我们今天才看到了他们的成功。

以上是我的一些建议。香港过去一直在不断地转型，从制造业，再到外贸，再到金融。我相信未来，科技产业是香港转型的必经之路，我也预祝我们的平台成立能够打开这扇门，也希望政府多多支持多多帮助，把预算不断的提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