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 当真要换一条 "新资本主义" 道路吗？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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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蒂亚·森(著) |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 陈斯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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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正进入金融危机以来又一个新的危机化阶段，而现有世界政经秩序却难以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200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阿玛蒂亚·森在《纽约书评》上发表《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一文，对当时正在急剧恶化的经济危机做出了深刻反思。该文重新进入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分析，挖掘出斯密和庇谷被当代人所忽视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现代经济制度开端的文献不应被扫进故纸堆，相反，他们包含着对市场经济许多根本问题的思考，包括市场运行的外部条件、市场手段的界限、市场与群体心理的互动、市场经济带来的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等。这些思考比当代人还透彻地认识到危机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在这些早期文献中，资本主义比它在今天西方国家的运作丰富得多、有弹性得多，也比一些国家对市场的盲目迷信审慎得多。危机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仍有启发意义。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09年6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一

2008年是充满危机的一年。首先，我们遭遇了食物危机，这对贫困的消费群体造成了显著的威胁，特别是对非洲的贫困人群。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创纪录的油价增涨，威胁到了所有的石油进口国。最后，还有在秋季突如其来、而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剧着的全球性经济低迷。这场经济低迷有可能在2009年急剧恶化，而且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全面的经济萧条，其规模甚至可能达到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当物质财富遭遇剧烈衰减的时候，那些本来已经处境艰难的人们将受害最深。

现在出现的最激烈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支持无约束的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绝变革的人们相信，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比如布什政府的不良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约翰·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说的“华尔街的贪婪”）导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现行经济安排中的真正严重的缺陷，并想要进行改革，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1月于巴黎举行的一场名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论坛上，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发言，指出变革的必要性。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提出“社会市场”——由共识—建构政策（consensus – building policies）的组合来约束的市场——这个旧的德国观念作为新资本主义的可能蓝图（虽然在最近的危机中，德国并不比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做得更好）。 

就长远而论，社会组织当然是需要改变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在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中，我将分离出以下三个：

首先，我们真的需要某一种“新资本主义”吗？我们原来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单一集中式的经济体系，它建立的基础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它的社会价值是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辩护的。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或者，套用巴黎会议的说法，一个“新世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哪种经济学，特别是考虑到眼下的经济危机。我们如何评价理论经济学家所教导和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之向导的经济学思想。这包括我们如何评价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危机的加剧而发生的凯恩斯主义的复兴。特别是，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指示我们去寻找哪一种体制、哪一种优先性。

第三个问题，除了努力对长远的变革需要的是什么进行更好的评估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思考——快速地思考——如何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摆脱目前的危机。

▍二

是什么特殊性质使得一个体制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体制（无论新的还是旧的）？如果要改革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那么，是什么令改革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东西？普遍的观点似乎认为，依靠市场进行经济交易是将一种经济体确认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依靠利润驱动和建立在私有权基础之上的个人报酬，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如果这些是必要条件，那么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比如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体制，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国家，包括欧洲的富裕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南韩、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部分地依靠非市场的交易方式和其他偿付方式了。这包括失业福利、公共养老金、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供应、健康护理和其他一系列不通过市场安排来分配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不建立在私有权和财产权的基础之上。 

同样，市场经济也并非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来运转，它还依靠很多其他活动，比如维持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其中一些已经远远不是仅由利益驱使的经济活动了。在运转良好的时候，所谓的资本主义体制令人称道的表现，来自于一种混合机制（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公共基金教育、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机制不用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局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这个讨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用法的术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观念确实具有过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许已经所剩无几了。

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先驱性著作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动力机制以及这种动力机制何以能够运转，特别是它怎样运转。正当这一运转机制强势地兴起时，斯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对于市场之运转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斯密说明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的。这些学说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切题（有趣的是，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赢得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对于国际贸易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高度精深的分析，和斯密230多年前的高瞻远瞩密切相关）。在18世纪对市场和资本运用的早期阐释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学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市场观念体系。

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进程带来的积极贡献正被阐释和说明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常常为同一些分析家所洞察。虽然大量的社会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谴责以及最终的取代方案，但是，即便是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巨大局限性也同样是足够清楚的。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 

即便说人们寻求交易是出于私利（self-interest，根据斯密的著名说法——想要解释面包工、酿酒师、屠户和消费者为什么寻求交易，只需私利就足够了），但是，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群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一种经济才能有效运转。如果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形成一种信用，即它们能够、并将会做自己承诺之事，那么，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以一种互助的方式平稳地进行下去。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时候并未发生，而且我认为，对于商业和银行如今面对的由广泛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带来的困难——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冻结了信用市场，妨碍了信用的有序扩张——他不会感到特别困惑。 

在这个背景之下，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国家”是在斯密的时代之后很长时间才出现的，因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各种作品中，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命运的极度关注（和担忧）是非常明显且令人惊讶的。市场机制最切近的不足之处，就隐藏在那些市场无所作为的事情之中。斯密的经济学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同时，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贫困者获得比当时的《济贫法》给予他们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他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除非消除它们，否则市场经济便是不成功的）。 

很多自称追随斯密的人对市场的必然性和自足性缺乏清楚的区分，因而对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评估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斯密对食物市场的支持以及对国家限制食用粮食私人交易的批评，经常被解释为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国家干预必然会导致饥荒的恶化。 但斯密对私人交易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反驳那种认为停止食物交易就能够消除饥饿的观点。这并不否认市场的运转需要国家行为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来进行补充（比如，通过工作法案）。如果失业的急剧增长是因为不良的经济环境或者不良的公共政策，那么市场无法仅凭自身重新创造出那些失业者的收入。斯密写道，“新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通过乞讨或犯罪——甚至可能犯极恶之罪——来维持生存”，而且“贫困、饥荒和死亡将会立刻弥漫……”斯密反对排斥市场的干预，但是不反对那些容纳市场并且以补充市场未做的重要事务为目标的干预。 

斯密从未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至少在我能够搜寻的范围之内），想要从他的著作中塑造出任何一种论证市场力量的自足性或论证接受资本统治的必要性的理论也是很难的。他讨论的是那些更加宽泛的价值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超越了《国富论》中的利润。在他的第一本书，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对以非逐利价值为基础的强烈的行为需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写道：“审慎”是“所有德性中对个人最有用处的”，“仁慈、正义、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用处的品质”。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但首先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例如设计良好的金融规则和国家对穷人的援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公正和不正义。如果我们想要寻找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包括对各种公共服务和考虑周良的规则的合乎实效的选择，那么我们其实是在跟随，而不是背离斯密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和批评，以及他描绘的改革计划。 

▍三

历史地看，只有当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实践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并使得一个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出现。在商业道德使得契约行为变得可以维持并且不再昂贵——比如，不再需要对疏怠职责的契约方进行持久的诉讼——之前，商业交易是无法有效进行的。在因腐败而获取的高利润受到限制之前，对生产性行业的投资也不能够繁荣。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始终要依靠其他制度性价值的支持。

而今天，由于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级市场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与交易相联系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及责任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难以辨认。现在，一个误导借贷者承担轻率风险的次级贷款的贷主，可以将金融资产转移给远离原初交易的第三方。可问责性被严重削弱了，监督和规范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而同时，由于越来越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性质，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监督任务被急剧缩减了。恰恰在更需要国家监督的时候，被需要的监督却收缩了。去年实际发生的灾难就是这一隐患的结果，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这场困扰着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活动之规范的不足，不仅牵涉到非法活动，而且隐含着过度投机的倾向。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种投机倾向将很多人掌控在紧张得窒息的利益追逐之中。斯密将那些鼓吹过度的逐利风险的人称为“投机分子”，这是对过去几年中的次级贷款放债人的绝好形容。例如，在讨论反高利贷法的时候，斯密希望国家管制那些鼓吹不稳定贷款的“投机分子”，为公民提供保护。“这样，国家的巨大资本，就不能为想赚钱并有利使用的人所用，而落入那些浪费者和破坏者的手中。[3] ”对于市场经济的自我纠正能力的盲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取消已经建立的许多制度规范。它对投机分子的活动的无视，足以令亚当·斯密震惊。 

▍四

就在近来亚当·斯密被大量引用（即使没有被大量阅读）的时候，又出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强盛复兴。确实，我们正在经历的、令我们步步濒临经济萧条的渐进式经济低迷（the cumulative downturn）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一个人群的收入降低导致他们的消费衰减，进而反过来导致其他人群的收入降低。

然而，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凯恩斯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在对目前危机的理解中，我们需要超越他的视角。有一个经济学家在当前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他是凯恩斯的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和凯恩斯同时代，并且也在当时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庇古远比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以及它影响商业循环、加剧经济衰退、把我们推向萧条（恰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方式。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地归咎于“心理原因”，它包括人们对商业预期的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所产生的心态变化，而这些人的行为又控制着产业。

显然，在今天，除了“相互强化的低迷”的凯恩斯效应之外，我们强烈遭遇到了“过度悲观主义的错误”。庇古特别强调，当经济被过度的悲观主义控制时，有必要解冻信用市场：

在其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失败的扩散是广还是窄，取决于在面对需求危机的时候，银行贷款的获得是易还是难。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被注入了大量新增的流动性（大部分来自于政府），但银行和金融机构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商业领域也在持续衰退，这部分上是对已经衰减了的需求的反应（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过程），但同时也是对普遍消沉的气氛中未来需求将会继续走低的恐惧（庇古的传染性悲观主义）所造成的。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于，现实中起因于金融管理不善和其他违规行为的危机，被一场心理崩溃放大了好几倍。现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在讨论的再生信用市场的方案，包括紧急融资（企业要求对真正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政府购买不良资产、针对偿款失败进行保险、以及银行国家化（这最后一个提议令很多保守派吓坏了，正如交给银行的公共资金被私人控制让关心可问责性的人们感到担忧一样）。迄今为止，市场对于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应很冷谈，这说明这些政策中的每一个都要求部分地评估其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五 

另一个理由也能说明庇古和凯恩斯之对比的重要性。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庇古不仅有对福利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而且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既然在每一种经济体内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贫穷者的苦难迫切需要关注，那么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支持性协作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相互协调推进经济。在安排对目前危机的反应方案时、在不择手段地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必要进行批判，并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并且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的家庭承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凯恩斯主义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面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

凯恩斯需要被补充的第三个方面，涉及他对社会服务的相对忽视——事实上，连俾斯麦都比凯恩斯在这一点上谈得更多。我们时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已经在讨论市场经济在提供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和健康护理）方面的重大缺陷；通过对“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市场交易的收益和损失并非仅限于直接的买者和卖者——的强调，庇古也对这个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医疗保险不能保证提供给所有人的话，那么经济低迷的阵痛将会更加剧烈。例如，在缺乏国民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次失业都将导致更多失业者被排除在基本的医疗保险之外，这要么是因为失去了收入，要么是因为失去了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7.6%，已经开始导致大量公民的医疗保险权利被剥夺。而值得一问的是：几十年以来，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何以能够在失业率高得多的情况下成功避免生活质量的全面崩溃？答案部分在于，欧洲福利国家的运转方式具有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失业保险，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向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提供面向全民的医疗保健的失败是臭名昭著的，其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在1979年废除了全民医疗保健后，国民健康与寿命的改善出现了急剧的停滞。在那一年的经济改革之前，国家或合作社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医疗保险，虽然水平很低。在取消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官僚控制的工业单位这种对生产有害无益的制度之后，中国获得了高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同时，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的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医疗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这一转变使得中国在人均寿命方面的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而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使医疗保险全民化。在中国和美国，这种调整都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它应该被放在核心地位，无论是在应对经济危机还是实现两个社会的长期转型上。 

▍六

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们的视野必须更广一些。尽管在当代经济学界，凯恩斯经常被看作是某种“反叛”人物，然而他其实更接近一个新资本主义的领袖，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力图使市场经济的波动稳定化，而相对较少关注商业波动的心理原因。尽管斯密和庇古被人们认为是更保守的经济学家，但很多关于非市场机构和非逐利价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来自于他们而非凯恩斯及其跟随者。 

危机并非仅仅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下挑战，它也提供了一个处理长远问题的机会，因为此时人们愿意重新考虑那些已被确立的惯例。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这场危机使得那些曾被忽视的长远话题变得重要起来，比如环境保护、全民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交通的必要性（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严重忽视了，而且，甚至直到奥巴马政府宣布首批政策的时候——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仍然被远远地放在局外）。经济的承受能力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正如喀拉拉邦的印度政府的范例所表明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立面向全民的由国家保障的全民医疗服务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在1979年取消了全民健康保险，所以虽然喀拉拉邦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远远低于中国，但其一直实行的全民健康保险使喀拉拉邦在平均生活水平和婴儿死亡率等指标方面已经明显超过了中国。因此，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机会是存在的。

我认为，目前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要求一种“新资本主义”，但是它确实要求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观念，以及与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同样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的实际运行方式，并且认识到，从市场到国家机构的各种组织能够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对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世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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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09年3月26日《纽约书评》第56卷第5****号，中文首发于《文化纵横》2009年6月刊。****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在后台留言，敬请注明文章出处及转载来源“文化纵横”（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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