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涨价仅仅是“非洲猪瘟”引发的？ 转载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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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猪肉涨价如果仅仅是“非洲猪瘟”引发的，解决起来倒没那么复杂，但不是。

自去年夏天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截止今年上半年，我国扑杀生猪100多万头，按照生猪出栏体重均值120KG计算，大概是12万吨。但包括澳大利亚农业银行《年终展望报告》在内的行业分析普遍估计，本次猪瘟将影响中国猪肉产量下降30%。

30%是什么意思呢？

去年我国猪肉产量5400多万吨，以此为基数，30%即1600多万吨。

我国是生猪产量大国，也是消费大国，自产猪肉占全球产量近一半，但出口量很少，去年一共出口15万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本全部自消，而且还不够，近几年每年另进口100多万吨，也就是说，如果不加大进口量，今年国内猪肉供给缺口有近1500万吨。

实际上，今年一开春，中国就在全世界猪肉市场开启“爆买”模式。海关数据显示，7月猪肉进口量为18.22万吨，同比增加106.7%，进口额同比上升182.3%；1－7月累计进口量超过100万吨，同比增加36%，累计进口额同比上升46.4%。

买到全球猪肉涨价，不能说国家在让大家吃上平价猪肉这件事情上不够努力。

但很遗憾，进口并不能完全弥补猪肉缺口。全球猪肉贸易总量每年大概只有800多万吨，全世界人民都不吃猪肉，也不够我们买。何况，日本、韩国、墨西哥人民也是传统的猪肉爱好者，每年在全球猪肉进口市场上的份额不比我们少太多。

于是，猪肉不够买的情况下，我们也加大了其他肉类进口。截至目前，中国已批准全球269家牛肉工厂对华出口资格。上半年我们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同比猛涨62%，以至于，到8月中旬总量达到17.2万吨，自动触发了中澳自贸协定规定的保障机制，关税从优惠税率恢复至最惠国税率。

可牛羊肉不管是在价格还是饮食习惯上，都无法完全替代猪肉，尤其是牛羊肉还有明显的季节消费特点，目前距离牛羊肉消费旺季还有几个月，猪肉价格趋势怕是难以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还有更尴尬的是，当前我们身处贸易战漩涡，去年与美国几次反制后，对美猪肉进口征收关税达到62％，还曾一度限制美国猪肉进口。但今年形势变了，这个月初，2日至8日，就在双方就汇率问题针锋相对的时候，我们仍然完成了进口1万吨美国猪肉的订单。可惜紧接着商务部还是出台了新一轮反制措施，将在9月1日起对美国猪肉继续加征10%的关税。

感觉挺憋屈的。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一场非洲猪瘟，带来生猪产量下降30%？

去年8月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要求发生疫情的省份暂停生猪调出，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疫区所在省的种猪，经实验室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方可调出本省。两个礼拜后，农业农村部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省相邻的省份也暂停生猪跨省调运、暂时关闭省内生猪交易市场。之后陆续发布4个文件规范生猪跨省调运。

这些要求对疫情跨区域传播当然是必要的。可是，不幸就不幸在中国的猪肉市场过去几年有个“南猪北养”的政策。

2015年底，在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大框架下，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要求对广东、江苏、湖北、湖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地的生猪养殖业做出调整优化；

2016年4月，农业部发布未来5年生猪产业规划，明确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这八个水网密集的省份规划为限养区；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通知要求在2017年底前，全国所有禁养区的猪场都要完成关闭或搬迁；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稳定生猪生产，优化生猪产区，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

几个文件层层加码，就是为了把南方水网区域内的猪赶到北方。

传统上，由于南方经济发达，生猪需求量大，这些区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生猪产区。“调整优化”范围内的四川和湖南，曾是我国养猪数量前两位的省份，指导意见发布前一年，文件涉及的133个主产县生猪存栏和出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1.9%和13.2%，不仅保障了南方猪肉市场供应，还外调3700万头。

而在“环保”攻坚战大背景下，南方各省市纷纷按照要求划定禁养、限养区，养猪规模500头以下的小养殖场原则上被要求全部“清拆”，一些县市甚至出现“无猪县”的规定，引得农业部不得不出来对一些地方过度划定“禁养区”纠偏。

根据信达期货的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至2017年底，全国累计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4.9万个，面积63.6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生猪养殖面积的17.3%，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万个。

猪，搬家了。

却伴随两个影响，一是猪在南方不受欢迎，北方虽然有很多地方被划为适宜养殖区域，但也有部分地区过于谨小慎微，担心环保风有天刮到自己头上，拒绝猪“北上”，导致猪的搬家并不那么顺利。招商证券曾估计，2016年和2017年因环保政策减少生猪存栏分别为3600万头和2000万头。

二是，我国的猪肉市场自此出现两个区域：供不应求的销区省份和供大于求的产区省份。平时两个区域靠物流互通，问题不大。但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实行的限运政策，使全国生猪跨省调运几乎瘫痪，去年第四季度，北方生猪运不出去，批发价格一度下跌到4块、5块一斤的行情，而南方则严重缺猪，价格飞涨到20元以上一公斤。

禁运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扭曲了消费端价格，而是作用在了生产端。由于价低和禁运，部分育肥猪被迫推迟出栏，成为体重超重猪，养猪企业的销售价格和利润被削减，资金链紧张，生产区开始出现产能淘汰。

养殖企业像被围困在有猪无市的井里，明明看的到光，就是爬不上来。《经济观察报》曾报道，按照去年四季度北方最低价省区的生猪价格，北方区一些猪肉养殖企业每养一头猪要亏损数百元，养殖企业补栏积极性大受影响。

这是生猪缺口难补的最大隐患。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最近3年一直在下降，今年上半年生猪存栏量降至20年来最低点。春节后农业农村部对全国7个省份进行调研，河南、吉林生猪产能下降明显，调研的洛阳10家大型规模生猪养殖企业，能繁母猪减少幅度高达91%。

回顾这两年的政策，单独看每一个政策都是利国利民，从环保加压，到治理南方水网，再到猪瘟疫情后禁运，似乎都必要而明智，神奇的是，这些政策合在一起偏偏就出现了一个难看的结果。

上周，在猪价飞涨中，国常会给了新的政策，要求各地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支持农户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等措施。

实际上，早于国常会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受不了开始有所行动。比如前期关停4000多家养殖场的江苏省，春节期间就发布了《加快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在2022年，江苏省的猪肉自给率稳定在70%以上。

吃饭这事儿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踏实，只是，猪可能要再搬一次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