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时代还能撑多久或取决于谁是社民党新主席_风闻

【胡春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1989-2003年先后求学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学院近现代德语文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德意志文化、公共外交和中德文化交流。】

2019年6月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纳勒斯宣布辞职。@视觉中国

德国政治近年也进入了明显的调整期。2017年9月大选结束之后，各党都纷纷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最终才在联邦总统亲自出面晓以大义的情况下，由第一大党联盟党（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在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与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组成所谓的“大联合” 政府，整个过程历时近半年。

在这桩勉强的联姻中，社民党一直纠结于如何吸取参与上一届“大联合”政府的教训，即如何才能不让自己的政党特点被联合政府所湮没；联盟党偏也问题不断，默克尔总理在2018年10月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州议会选举后宣布为联盟党流失选票负责，不再谋求连任基民盟主席，宣告了政府总理与执政党主席职务不再集于一身。

德国国内外的观察者于是不约而同地试图为一个问题寻找答案，即德国的联合政府、也是默克尔时代还能坚持多久。显然，无论是对于德国政治、欧洲政治还是国际政治而言，这都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就在默克尔努力培养自己的党首接班人克兰普-卡伦鲍尔之际，社民党的党首问题却陷入悬而不决的状态，本届联合政府的前途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本周二，社民党的朔尔茨确定了其竞选党主席搭档的消息或许是“大联合”政府能撑到下一次大选的一线希望。

乱局缘起

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和不来梅州的州议会选举是推翻现有社民党领导结构的直接导火索。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未能扭转自己下滑的趋势，而是收获了灾难性的数字：支持率从2014年上届欧洲议会选举的27.3%下降到15.8%，低于绿党的20.5%，社民党正式失去德国联邦层面第二大党的地位。这是该党作为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从1893年建党以来在德国全国或联邦层面上取得的最差成绩——1933年在纳粹阴影下的帝国议会选举除外——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支持率滑落到20%以下。

如果把欧洲议会选举视作德国联邦政治的风向标的话，那么“大联合”政府的两党一共仅获得44.7%的选票，实际已经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更糟糕的是执政党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联盟党在25岁以下的选民中仅获得12%的支持率，社民党更是低至8%。两大“全民党”的未来显然不令人乐观。

同时进行的不来梅州州议会选举也被赋予了相当的象征意义：不来梅州在历史上始终是社民党的堡垒。在1919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一次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就成为州内的最大党；战后1946年以来历届州议会选举，社民党作为州内第一大党的地位也从未旁落。但是，2019年5月26日，社民党在不来梅州仅获得24.9%的选票， 成为基民盟（26.7%）之后的配角。

对于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而言，这两次选举的失利无疑更多意味着心理上的冲击。党内要求党的领导层承担责任的声音不绝于耳，尤其集中在党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身上。6月2日，纳勒斯在党内的巨大压力之下，宣布辞去党主席和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主席职务，而且将适时放弃自己的议席，彻底退出联邦政坛。6月3日和4日，纳勒斯正式分别卸任党主席和党团主席职务。随着她的隐退，社民党百年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党首成为历史，这离她2018年4月22日当选党主席才刚刚过去13个月。

谁来掌舵？

纳勒斯不是因为党内对其领导风格的巨大争议而弃职而去的第一人，甚至不是在位时间最短的党主席，但是在信息时代，党内对于纳勒斯近乎人身攻击的否定，也确实让人再次领教了政党生活的残酷一面。纳勒斯卸任之后，社民党暂时由三位副主席玛露•德赖尔（Malu Dreyer，同时也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Manuela Schwesig，同时也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州长）和托尔斯滕•舍费尔-君贝尔（Thorsten Schäfer-Gümbel）代理。按照6月24日主席团决定的甄选党主席程序，下一任社民党主席将经过7月到12月的漫长过程产生。

此次社民党从蒸蒸日上的绿党那里学来了可由两人联合出任党首的方案，党员可以个人或者两人结对参选。9月到10月，候选人将在23个社民党的地区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竞选纲领，接受基层党员的提问。10月14日至10月25日，社民党将史无前例地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党主席，结果将在10月26日公布，若没有候选人（结对）获得半数以上支持，则需要在前两名（对）之间进行二选一。最后，12月6至8日，社民党将在柏林举行党代会，形式上确认党主席。

目前社民党正处于提名党主席候选人的第一阶段。按照德国政治的传统，担任党主席的人选应该满足政治经验、党内威望、联邦政治的知名度等基本要求，所以社民党人首先把目光投向在联邦或联邦州政治层面出任要职的党员的“第一线”党员也就合情合理。比如目前担任政府内阁部长（6人）或者联邦州州长（7人）的党员。这么看来，未来的党主席应该出自这十多个人中间。然而，“第一线”党员居然在第一时间无人表示愿意参选，甚至公开表明自己不会参选。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现任政府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他曾经在上次大选之后、纳勒斯当选党主席之前代理了三个月的党主席。然而，就在纳勒斯被迫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的当天，朔尔茨在德国电视一台（ARD）的谈话节目里表示，他无法想象自己担任党主席的职务，而且党主席的职务也会和他作为财政部长和副总理的身份产生冲突。这被广泛认为是逃避责任。

因为在组建“大联合”政府的过程中，纳勒斯和朔尔茨是社民党内的主要赞成者和推动者，纳勒斯的政治失利，也被看做是朔尔茨的失败。所以，朔尔茨本人可能对于自己在党内目前的支持度有所感觉，而且如何提振社民党的支持率，也不是近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按照最新的民调，今年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州议会选举就会使新的领导层面临新的灾难。

​社民党接下来“隐秘的希望”是下萨克森州州长施特凡•魏尔（Stephan Weil）。2017年，就在社民党陷入低潮的时刻，魏尔率领社民党在下萨克森州州议会选举中成功捍卫了第一大党的地位，成为党内的“希望之星”。威尔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原则上”不参选，更愿意一心一意做好下萨克森州州长。但是，他又不时对于党主席竞选程序、现有候选人的影响力等发表批评意见，很难不让人产生其他的联想。只是这种两头下注、犹疑不决会不会被基层党员理解为过度算计？

第三位在党内外都广受欢迎的“第一线”党员是41岁的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少年部部长弗兰齐丝卡•吉费（Franziska Giffey）。她不但属于年轻一代，而且出身于东部，形象积极正面，属于党内急缺的人才。然而她目前正陷于博士论文抄袭的指责之中，近些年栽在这一指责下的德国政坛人士已经不在少数。所以吉费目前的精力集中于自保，而不是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她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不会参选党主席。如果柏林自由大学做出她的博士论文为“抄袭”、撤销她博士头衔的决定，她也将不得不辞去联邦部长的职务。

如果“第一线”党员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即新面孔承担起社民党更新的重任。为此，社民党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主席凯文•居内特（Kevin Kühnert）也被猜测能否担此重任。不过，他在过去一段时间激进的左翼言论让倾向中间路线的选民颇有腹诽。

目前的局面是，已经表达竞选党主席意愿的党员均非“第一线”党员，而且多数候选人以“结束大联合政府”为竞选目标。社民党全党将在未来的半年关注于主席人选问题，这对于“大联合”政府的执政显然不是什么积极的因素。德国、欧洲的政治格局，很有可能取决于德国社民党下一任党主席。

有无转机？

8月16日，朔尔茨令人惊讶地向党的领导层表达了自己决定参选的意向。这也是第一位坚定的“大联合”路线支持者愿意参选社民党主席。社民党、甚至是“大联合”政府会不会由此迎来专机？

德国媒体的反应基本是积极的。《柏林晨报》认为“他现在仍旧挺身而出竞选党主席，已经证明了他比其他举棋不定的同志们更为坚强”。《帕骚新报》称朔尔茨“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参选人中唯一有能力让社民党人重燃希望的人”，“大家相信他这样的人可以用务实精神和灵巧手段把社民党带出眼下令人悲伤的低谷”。

但是朔尔茨的优势恰恰又是他的劣势。除了他不善言辞以外，社民党目前的低潮无疑与过去一段时间的路线相关，而党的领导人物难辞其咎，朔尔茨恰恰是过去一段时间党内的主要人物。《明镜》网络版在本周一（8月19日）做了一个调查，证明了朔尔茨在党内比在党外所受争议更大。在接受调查的7516人中，仅有22.3%支持朔尔茨出任社民党主席，而超过半数的有社民党选民背景的受调查人拒绝朔尔茨担任党主席。

8月20日，朔尔茨确定了竞选搭档：勃兰登堡州州议会议员、也是社民党主席团成员克拉拉•盖维茨（Klara Geywitz）。今年43岁的盖维茨也是社民党的后起之秀，曾经在过去三届州议会选举中从波茨坦选区直接胜出，也参加过去年联合执政协议的谈判工作，被认为是有棱角的“女性战略家”。这两人虽然政治经验和分量不均衡，但无疑都是支持稳定的“大联合”政府路线。德国《商报》甚至已经为打出了“默克尔的政治生命取决于盖维茨”的标题。

对于朔尔茨的出面参选，《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朔尔茨）是社民党内有经济头脑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这个党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这类的重量级人物，不管是在联邦政府，还是在党总部或者联邦议院党团。如果没有再在这一层次站住脚——德国选民认为这与理性、务实和成绩等同——那么社民党再空喊多少遍重新开始都无济于事。社民党（缺了这一块）不会成功……他（朔尔茨）知道基层党员很看好自己，但是他需要费力争取党的干部的支持。”

诚然，在德国、欧洲和世界经济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的环境下，一个虽然被众多社民党党员认为是枯燥的技术官僚、但是稳健执掌着3000亿欧元财政预算的联邦财政部长，也许是一个德国政府需要的人才。然而朔尔茨如何能够把这份能力与责任与社民党需要领导、需要革新和复兴的期望结合起来？这恐怕是一个仅仅靠务实和理性很难完成的任务，因而也是一项留给社民党未来领袖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