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为什么能操弄大清的“民意”？_风闻

清朝末年，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而“塞防”和“海防”之争，也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先河，因为这是封建时代里，第一场全民围观的大辩论，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

在1872年以前，朝廷的事和老百姓之间，真的是没有一分钱的关系，先不要说做决定不关你的事，就连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新闻，你都根本无法知道，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信”的公众信息传播渠道。

虽然从明代末期开始，国内就有了一份报纸，叫做《京报》，可是那上面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奏折，先不说它的信息常常不及时，而且选题常常不是社会民生的热点，单单是上面复杂难懂的官样文章，就能直接让大部分的读者晕倒。

因为这些政治文件为了留下回旋余地，故意写的晦涩难懂了，模模糊糊，而且喜欢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如果古文功底不过硬，根本就读不懂它内中的含义，所以一个人光是认字，也未必看得懂《京报》。

其实不光是古代，就是现在，有些当官的人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也是一样的风格，单单在现场听报告，大部分人常常都是一头雾水，抓不到要点，要等到其他媒体再给你出一个解释版，你才能如梦方醒。

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所有的人，只要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认得了几个字，又有点钱的，全都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87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美查的英国商人，在上海租界转了一圈后，发现这里真不愧是冒险家的天堂，什么都好，可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没有一家像样的报纸。

美查敏锐的发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他另外又找了几个在华的英国商人，伍华特、普莱亚和麦洛基，一起商量在上海租界，合资创办了一家报纸。

他们几个创办的这家私人报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申报》，虽然刚创办的时候，动静并不算大，可是没过几年之后，这份报纸就成了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甚至改变了晚清的政治生态，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理来说，洋人来中国办报纸，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可是之前的报纸都不太成功，比如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发行了《北华捷报》，后来改称《字林西报》，可是这份报纸却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华捷报》

很简单，第一它是用英文写的，一般的中国人看不懂，能读懂它的中国人，除了少量在上海的买办以外，剩下的就是，那些手下有翻译的封疆大吏们，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以这份报纸很不接地气。

其次是这份报纸报道的内容，中国人也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份报纸虽然是私人主办的，最初却有一定的公益目的，主要是发行给洋人看的，上面的观点，通常是英国政府的官方言论，是一份一切以政治正确为首要任务的党报，所以你可以想像，这份报纸有多枯燥，多无聊。

可是这次英国人美查所办的《申报》，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所以他们显然不能只为上海的外国人服务，那些人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满足不了美查的胃口。

所以美查的目光，自然而然的，就投向了中国人，他要挣中国人的钱，一旦他成功了，他的报纸发行量，几乎是没有天花板的。

因此美查决定，这份报纸必须用中文发行，所有的编辑都必须是中国人，要写中国人关心的事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看世界。

但是让《申报》真正能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却是因为它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优势，就是由于它是英国人办的，是在租界内印刷发行的，所以清朝政府管不了它，这让它在一开始，就享受了所谓的充分的新闻自由。

正因为有了这个优势，因此《申报》敢于报道很多敏感的内容，褒贬时弊，所以这份报纸刚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精英们的热烈追捧。

《申报》之所以能受到热捧，可不仅仅是因为，它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它是完全按照现代报纸的方式来办的，它是在中国国内，第一个雇佣了大量的记者，去采访各种时事新闻的现代媒体。

《申报》的报道内容，上至朝廷大事，下至市井生活，它都有所涉猎，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再加上它最先使用了标点符号，大量的使用白话文，内容轻松易懂，这让它的受众面变得更加广大。

比如它在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就第一时间派出了战地记者，去现场采访，及时的发回了关于战争的实况消息，甚至比军机处得到的消息都准确，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简直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因此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全都成了这份报纸的热烈拥趸，甚至连慈禧太后都是每期必读。

所以当朝廷发生了关于塞防和海防之争以后，《申报》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它把双方的观点，全都公开登在报纸上，这就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让大清政府，第一次感受到了舆论的威力，这是新闻媒体这个无冕之王，在中国的第一次施展拳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客观的说，这份报纸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因为它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很多落后的想法，开启了民智，其影响力之大，远远不是其它信息传播手段，所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申报》作为现代媒体，它在给中国人带来知识的同时，也变成了英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这次报道塞防和海防之争，就让一个人为此很生气，甚至怒不可遏，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他为什么会很生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申报》明显的偏向李鸿章，支持他的观点，把收复新疆，描述成了一场劳师糜饷，费力不讨好之举，一下子就把左宗棠置于不利的地位，甚至成了千夫所指。

以往的政争可不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在一个小圈子内拉帮结派，靠的是个人能量，但是现在新闻媒体横插了一脚，《申报》上只要发几篇短短的评论，就可以让很多的大清官员改变想法，这种压力对于左宗棠来说，那真是前所未有的，搞得他为此心烦意乱，除了气的拍桌子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么《申报》为什么要支持李鸿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毕竟还是英国人办的报纸，不管它表面装的有多么的客观，关键时刻，还是要为英国的利益服务的。

而阻止左宗棠出兵新疆，保住阿古柏，让他成为英国对抗俄国的棋子，符合英国的利益，所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建议”之下，《申报》很早就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舆论引导，专发对海防论有利的信息，不发或者少发，可能引起支持塞防论的新闻。

这种巧妙的做法，把英国人的私心，全都藏在了日常的新闻报道之中，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这一招在当时，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高明！

事实上，英国人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高出了大清一个维度，他们有了很多大清的官员，根本就不知道的办法，来操控大清的政局，让很多大清的官员，甚至被他们卖了，还在替他们数钱，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层次的竞争了。

我们知道，要想让一个人听话，通常会有以下三种做法：

1，拿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威逼对方，胆敢不听，就宰了你。

2，捧一大堆银子放在对方面前，引诱对方，听我的话，就给你好处。

3，给对方洗脑，让他自己觉得，不是我让他这么做的，而是他自己就想这么做。

显然，第一种方法最直接，也最有效，可是成本也最高，后患也最多，这种办法说穿了就是武力征服，战争威胁，可是万一遇到了楞头青，最后往往是搞的两败俱伤，也未必能实现目的，即使一时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常常也会结下深仇大恨。

而第二种方法，看起来比较文明，但实际上也有问题，拿了钱不做事，也是常有的事，或者遇到了贪心不足的家伙，胃口特大，坐地起价，也会让你承受不了，而且一旦你不给钱了，很可能对方马上就翻脸，这也是一个无底洞。

至于第三种方法，谁都知道它最高明，可是也最难实现。毕竟你的刷子要是没有几把，一般人可不想让你来洗他的大脑。

所以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只有儒家达到了这个高度，孔老二的弟子们，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牛逼的洗脑匠，远远领先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什么我们敢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因为儒家只需要一点口水，靠聊天就能把你聊翻的，绝对不会像伊斯兰教那样，经常要动粗，用刀逼着你信，否则就宰了你，也不像基督教那样，成为主流以后，就变懒了，不再想苦口婆心的劝大家了，只要你胡说八道，立刻就把你绑上火刑柱上烧死。儒家至始至终，对所有的思想都非常宽容。

所以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一个不间断的传承了二千多年的文明，都是因为孔老二很有几把刷子，把大家的脑袋刷得干干净净，不管你以前有多野蛮，多牛逼，也不管你以前相信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只要和儒家一接触，他就有本事蘸着口水，把你刷得服服帖帖，这在古代社会，简直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可是到了晚清，儒家的刷子终于脱毛了，渐渐的刷不动大家了，而西方人则发明了肥皂，洗涤效果一下子高出了几个维度，见谁都可以给他涂上一头肥皂泡，很容易让对方产生幻觉。

英国人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只靠西瓜刀耍的好，因为到处砍人，实在是太累，而且也太危险，就比如他们控制印度，最初也是靠耍西瓜刀，可是后来发现，砍人砍多了，自己也会溅一身血。

特别是在1858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后，他们发现一味的用强，代价实在太高，于是就改了策略，开始给印度的上层贵族洗头，让一大堆肥皂泡在他们面前乱晃，显得五彩斑斓，让很多印度人从此开始，自愿被他们驱使，一下子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早期的甘地，也曾经是英国人的忠实粉丝，生活在英国人编造的虚幻之中，只是后来因为头发掉光了，肥皂泡破灭了，他才看清了现实，从此开始了非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

英国人通过在印度的实践发现，洗头这个方法很灵，所以很快就开始到处推广，而通过《申报》来干涉清政府内部的塞防和海防之争，就是这个手段，在中国的第一次落地，而到处飞扬的肥皂泡，也真的一时把中国人全都迷住了眼。

李鸿章在海防论里的很多论调，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很多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的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他的奏折中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就是《申报》之前的报道。

我最近看了不少学者的论文，详细的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让人不由得啧啧称奇，这可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啊！英国人的洗脑术，就已经炉火纯青了！

甚至李鸿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他在奏折里曾这样写道：“……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虞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

他把《申报》中的报道，原封不动的全当成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反对西征的理由，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已经受了对方的影响，又比如他还写道：

“……俄英既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自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

这些经后人考证，就是《申报》中的社评，类似的言论在他的奏章中还有很多处，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然，听取别人的意见，采纳为自己的想法，也未必就表示李鸿章就错了，但是至少有一点，你可以看见新闻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而英国人能在一百多年前，就掌握了这套办法，真是不由得不让人佩服。

好了，闲话就扯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慈禧太后，这个昏庸无道的女人，虽然她也天天看《申报》，后来还因为《申报》里报道了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她还亲手介入过，可是她对洋人说的话，却始终有一定的戒心，大概是因为洋人逼死了她老公，让她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原因。

这个时候她刚刚步入40岁，还很有点上进心，想把国家搞好，对于放弃新疆的这个建议，她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可是这帮人说的头头是道，她一个女流，毕竟见识有限，实在是挑不出这帮人的漏洞。

于是她只能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左宗棠，希望他能替她，来解决这些心中的疑惑，这就回到了我们上回中说到的，她问左宗棠的三个问题，那左宗棠会怎么回答呢？

……

左宗棠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兰州的大营里，迎接一群不速之客。

俄国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带着地理学家皮亚塞斯基博士，以及一队哥萨克护卫，“正好”在中国西北“旅行”，所以“顺便”来拜访了左宗棠。

当时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对于远道而来的外国“旅行者”，左宗棠一向是很有兴趣的，因为他喜欢和他们交往，可以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世界上最新发生的事情。

所以左宗棠在百忙之中，也抽空接见了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一行，双方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一如既往，左宗棠总是能和外国人聊得很愉快。

聊着聊着，双方就聊到了新疆，然后又聊到了阿古柏。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左宗棠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忽然提到，如果左宗棠决定西征的话，他愿意帮助左宗棠，从俄国购买武器，他们的武器又便宜又好，一定可以帮助左宗棠打败阿古柏。

听到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的这个提议，左宗棠不由得愣了一下，因为他和李鸿章一样，也通过看《申报》，大致知道了俄英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俄国人在新疆的意图，他也并不是很拿的准。

毕竟俄国人占领伊犁，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不是为了吞并新疆做准备？说实话，左宗棠还真不敢轻易下判断，虽然俄国人口头答应，清军派兵前往伊犁的话，他们会主动退还，但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烟雾弹呢？

再加上现在海防和塞防之争，甚嚣尘上，俄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而他们忽然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来访，左宗棠其实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绝不是巧合。

现在没聊几句，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突然主动提出，愿意向他出售武器，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左宗棠沉吟了一下，心中有了主意，他没有正面回答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的提议，只是撸须笑道：“既然说到了武器，那我就让人带你，先去参观参观我的兵工厂，给我们提提意见，今天晚上我比较忙，明天我设宴招待你们，咱们再聊”。

左宗棠为什么没有立刻回答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的提议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必须慎重的考虑一下，这到底是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个人的想法，还是俄国人的官方暗示呢？这个可千万不能搞错，一旦搞错了，那很可能会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另外，在听到俄国人要来拜访的消息以后，左宗棠其实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两个节目，这两个节目的核心宗旨，都是秀肌肉！

因为左宗棠现在还搞不清楚，俄国人在新疆的动机，所以他必须向俄国人展示一下力量，让他们知道，清军也不是好惹的，万一将来和俄国人，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让俄国人好好的掂量掂量，这一招后来还真起了作用，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那他准备了两个什么节目呢？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参观兵工厂，因为这个时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已经可以仿制德式后膛针刺步枪了，这可比俄国人的现役的后膛击锤步枪，要先进的多。

兰州兵工厂

另外一个节目，就是请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参观清军的操练，让他看看清军装备的克虏伯后膛野战炮，最新式的毛瑟7发弹仓步枪，见识一下大清的军威。

那么这两个节目的表演效果如何呢？从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的同伴，皮亚塞斯基博士的回忆录里来看，左宗棠是完全的达到了效果，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在第二天的晚宴上，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不得不承认，左宗棠部队里装备的武器，要比俄军的装备更好，而且他对左宗棠部队的操练阵型，也非常的赞赏，认为左宗棠的军队，已经完全领悟了欧洲当时最先进的战法，按照书里的说法，左宗棠对这个评价也很开心，显然他达到了目的。

根据记载，在当天的晚宴上，左宗棠气定神闲，东扯西扯，东问西问，就是不扯新疆，不问阿古柏的事，结果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反而如坐针毡，一直想提新疆的事，但是左宗棠就是不接他的话茬，总扯到其他地方去了。

左宗棠为什么这么做呢？很显然，这是典型的欲擒故纵的套路，他在看这群俄国人的底牌，看看他们来这里，究竟是什么动机。

果然，最后还是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沉不住气了，他再次向左宗棠提出了，愿意帮他采购武器这个建议，不过这次他没有说是因为他的武器先进，他给出了另外一个理由，可以在新疆交货！

然后他生怕再次被左宗棠把话岔开，急急忙忙的讲了一大堆这个方案的好处，重点就是在于，这样可以方便左宗棠的后勤补给。

这次左宗棠没有打断他的话，也没有把话岔开，只是微笑着听他说完，然后，他问了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一个他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上尉参谋到底是一个什么官，具体是负责什么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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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宗棠终于听明白了，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中国军队中，一个幕僚或者师爷的时候，左宗棠再次高深莫测的笑了笑，然后就起身送客了。

据说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回去的时候很懊恼，责备翻译，忘了说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很担心左宗棠因此而看不起他，结果紧张的一夜辗转难眠。

那么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呢？皮亚塞斯基博士的书里没说，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一目了然。

因为就在第二天一早，左宗棠就召见了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他什么也没多说，开门见山的就向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提出，他不要俄国人的武器，他有更好的渠道，但是他需要俄国人的粮食，越多越好。

然后他直截了当的问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如果由俄军出面护送，在古城或者巴里坤交货，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能给他提供多少粮食？

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想都没想，立刻就回答，至少300万斤，听完了他这么准确的回答，左宗棠忍不住笑了，然后他又对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说，我给你7.5两银子一担，你觉得合适吗？

同左宗棠预想的一样，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回答同意。虽然皮亚赛斯基博士说，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有油水，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后来我读了金顺的奏报，知道巴里坤当时的粮价，是17~18两银子一担，俄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左宗棠故意只给了一半的价格，就是要搞明白，这到底是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的个人行为，还是官方行为，现在左宗棠已经了然于胸了。

不管俄国人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对左宗棠来说，这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于是他让索斯诺夫斯夫齐上尉立刻派出一名哥萨克军官，在一队清军的护送之下，火速赶往俄国境内，立刻就开始运粮。

在此后连续的两年多里，俄国人光是向古城一地，就实际提供了四百万斤军粮，后来在清军拿下库车以后，又提供了几百万斤粮食，这么大的数量，根本就不可能是私人行为，所以左宗棠已经不用再担心俄国人了，他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说服朝廷，支持他收复新疆，那他要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

在当时来说，只有一条途径，很简单，耍笔杆子，摆事实，讲道理，争取朝廷的支持，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支持。

说实话，清朝到了这个时候，最能干的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就是左宗棠，你看看当时他们两个人写的奏章，就知道他们比其他人，真的高出了一大截。

比如李鸿章在他的奏章中提到，将来的仗怎么打？一个是电报，一个是海军，这两者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了电报，敌人一但入侵，朝廷当天就可以知道，然后再发电报给沿海的驻军，让他们登上沿海的舰船，最多几天以后，就可以赶到事发地点，这样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同时有了海军以后，国家就不再需要那么多陆军，也不需要再在各个地方都驻军了，只需要把他们重点驻防在一些海军基地附近，哪里开战，就坐船赶到哪里，这样就会大大的节省开支，所以办海军表面上是花钱，实际上是节约钱。

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认知，实在是不简单了，又比如他说，为什么可以暂时放弃新疆，他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因为传统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威胁，以后的战争，主要靠的是火力强度，在开花大炮和步枪面前，骑兵和要塞都不堪一击，收复新疆，并不能获得任何战术上的优势。未来最可怕的敌人都来自海上，所以有钱不如拿来搞洋务运动，购置军火，采购军舰，这才是正道。

客观的说，他的这些论调，不管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在左宗棠没有出手之前，真是没有人辩得过他。就比如同样支持收复新疆的清朝重臣文祥和王文韶，就经常被李鸿章驳斥的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他懂得多！

所以，慈禧太后只能求助于左宗棠，那左宗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首先，左宗棠并不反对海防，相反，他认为海防和塞防都很重要，因为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造船厂，第一个海军学校，就是他筹划建立的，所以他认为海防绝对是未来的重点，这无可置疑！

但是他认为，海防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洋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搞不清楚洋人的目的，你的设防就是无的放矢。

然后左宗棠就在他的奏折里，给这群大臣们上了一堂现代经济学课，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公司？公司是怎么组织的？公司是怎么运作的？

在普及了这些基本常识以后，左宗棠告诉他们，公司的目的就是为股东挣钱，西方国家是通过向公司征税，获得国家财政，发展军力。

所以西方人在海外的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替公司谋利益，而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最大的利益并不是抢你的地，而是要和你做生意，只有你不让他和你做生意的时候，他才会和你开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左宗棠得出结论，来自海上的绝大多数威胁，都是有限的，或者通过外交手段是可以解决的，并不是全都迫在眉睫的，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自办造船工业，逐步发展海军，最终来增强海防，同时这样花费也最小。

其次，左宗棠指出，海防论中有一个误区，就是放弃了新疆，并不能省钱，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守一条陆地边界的。

你不在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驻守边防，那你就要后退倒蒙古草原，甘肃敦煌去部署防线，所以你一样还是要花钱的，一分都不会少，与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边防线向前推呢？

而且左宗棠还向朝廷指出，和俄国人做邻居，虽然它经常不怀好心，但是他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而和阿古柏做邻居，作为一个极端穆斯林，他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到底应该选择谁做邻居？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左宗棠又指出，阿古柏并不可怕，因为他并不受新疆人民的欢迎，作为一个外来者，他的根基不牢，如果现在不立刻收复新疆的话，将来他一旦站住了脚跟，恐怕新疆就真的收不回来了。

而且不收回新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会给外蒙古，西藏，以及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做出一个很坏的榜样，让他们发现大清在国家统一的这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上，是可以退让的，那从此以后，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全都会跳出来，国家就再也不要想安宁了！

当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读到这一条的时候，全都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发现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必须收复新疆的理由，前面的大臣，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

说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产生一种幻觉，以为真理在握，就能把所有的人说服，事实上，左宗棠这篇奏章公开以后，并没有改变朝廷的力量对比，如果当时要来一场民主投票的话，100%的是李鸿章胜利。

不过在当时，这并不重要，左宗棠只要打动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就够了，只要他们两个公开出面支持，其他的人就会自觉的闭上嘴。

所以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有两面性的，专制制度也不全都是一无是处，如果要民主投票的话，新疆肯定就不在中国了，可是你千万也不要因此高估了专制制度，后来慈禧太后做出了向全世界开战这种蠢事，也是因为专制制度造成的。

我个人认为，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它们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专制制度的逻辑是，用精英来管理愚昧大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把你自己定义成精英？

而民主制度则更加的荒谬，它的假设是，多数人的决策一定好过少数人的决策，按照这个逻辑，那你随便找一群农民工，让他们不断的通过选举来决定领导人，那么他们成立的这个企业，最后就一定会成为世界500强，你认为这种想法，是不是吃错了药？

所以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最终肯定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他们从原理上就是错误的，那么下一个更合理的制度会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就像你问一个明朝的读书人，除了儒家，法家，道家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理天下？

你如果敢提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觉得你疯了，因为他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世界除了用这三种方法来治理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人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在这三种办法中选择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的任何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办法实在是多了去了，只是明朝的人并不知道而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不好意思，又扯远了，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打动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可不是光靠恐吓和忽悠，毕竟这二位都不是年轻人了，没那么容易冲动，你不露几手过硬的底牌，他们可不会轻信你的！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没钱，不能像汉武帝乾隆那样，倾尽国力，从关内向关外运粮，支持你的西征，那你到底如何来解决后勤运输问题？

这个问题，正是海防派攻击西征不可行的要点，旁人看起来无解的问题，左宗棠却给了大家一个大开脑洞的方案，不过，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是向俄国人购粮，那只是一个救急的后备方案，真正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蝗虫式”进攻。

这个名字是我给取的，原因是美国人贝尔斯对左宗棠进攻方式的描写，让我想到了蝗虫的跃进方法。

左宗棠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先派少量的军队进入新疆，然后在哈密和巴里坤一带开始屯垦，等到快收获的时候，派大军进入新疆，然后发动进攻，拿下乌鲁木齐，收复新疆北部。

接着又停下来开始种地，等到下一年粮食快要收获的时候，就开始进攻新疆中部，吐鲁番，库车，阿克苏一带，拿下了这些地方以后，再继续种地，最后收复整个新疆，快只要两年，慢点最多三年，这样完全不需要从关内运粮，全部在关外筹集。

左宗棠自己把这种战法，叫做“缓进急战”，当时的外国报纸形容这种战术，说左宗棠的部队，就像绿洲之间的蝗虫那样，每个收获季节迁移一次，所以我把它称作“蝗虫”战术。

事实上当左宗棠上书朝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新疆推广这个办法了，张耀在哈密，金顺在巴里坤，徐占彪在古城，就已经开始了屯垦，按照左宗棠的估算，用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解决几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样关内只需要向关外，运武器弹药就可以了，这个花费和先前的估算，那简直是指数级的减小。

除了屯垦以外，左宗棠还提议裁军，汰除老弱，左宗棠认为，出关的人一定要少，这样好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只要给部队装备最先进的武器，战斗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命令金顺在新疆先开始了整编，把以前新疆的各种杂牌军，汰弱留精，从30多个营整编成18个营，每营有500名士兵，200名长伕，也就是后勤人员。

然后他又把还没有出关的部队，裁掉了40个营，维持了140个营左右的规模，大概七八万人的样子，这样又大大的减少了开支。

接着他又给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算了一下变天账，把他到现在用了多少钱？谁又欠了他多少钱，他又欠了谁多少钱，一一的汇报了一下，最后得出了个结论，如果朝廷能把之前对他的欠款，三千多万两白银全部落实到位，然后再允许他向外国人借点钱的话，收复新疆的钱，是能筹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