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集？_风闻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院Baptiste Brossard和蒙特利尔大学教授Nicolas Sallée为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特刊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what intersections?所撰写的导论。本文回顾了社会学与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情况，批评了先行研究中决然二分又莽然并置的现状，并指出了发展跨学科研究所需要的基础。其中，本文第三部分所提及的研究均为该刊所载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至该刊查阅。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89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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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心理学在理论与实践中，有什么交集？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的概念是可兼容或相矛盾的？其跨学科条件又如何？

由于被多家资助组织所重视，又被以研究主题为标准的学术领域划分所驱使，“跨学科”已经成为学术世界不可控的关注点。实际上，跨学科研究项目的条件状况仍不明晰，它们常常是修辞性而非实际进行的。如果我们的研究团队由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跨学科研究？如果我们在同一论著中，使用不同学科视角的概念来分析数据，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产生了跨学科的成果？如果我们组合不同传统的方法，是不是就算是跨学科的方法论了？这词听上去是如此的诱人，谁会反对跨学科的原则呢？但进行跨学科研究无疑需要必要的理论反思与学科间的“转化工作(conversion work)”。组合不同概念和不同现实“层面”（生物-心理-社会模型，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看似容易，但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概念与“层面”常所隐含的不可兼容的认识论世界观。

危险的沟通

对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学科，这一问题显得尤为深刻，比如社会学与心理学。长久以来，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裂，部分是由于学科的历史与互斥的制度化方式所导致的。这段历史产生了人类行动、社会制约、意识和规范等十分不同的概念。由于这些原因，跨学科沟通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威胁到基于差异与对立而建立的学科认同与其认识论。即使在犯罪学、社会工作、管理学等较为综合的领域中，这种沟通也毋宁是并置或者断章取义的单视角节选，而非精心设计、互相印证的整合工作。

事实上，这种跨学科沟通并非在一个中性的社会空间内发生：“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基于“社会的”和“心理学的”学科划分，并由之（再）生产；这种二元对立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主导的心理学引领的自我表征。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已阐明。他指出，跨越社会科学和精神病学边界有社团性的(corporatist)和表征性的(representational)双重阻碍。为了在一个竞争性学术领域内捍卫自己的学科地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倾向于强调自己的专业性，因此也常以刻板的社会学人(Homo sociologicus)和精神学人(Homo psychiatricus)形式再次强化了“内在”与“外在”的虚构对立。关键的是，这种对立正是建立于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

在当代较为发达社会中，常有一种特殊的自我体验(self-experience)的表述。而一个决然的区分，即在个人“内部”所发生的与“除其之外”所发生的区分，则被这种表述所证成了。就关于人类的事实陈述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无形的墙将每一个个体与他人区隔开来。一种观点认为，个体的“本质的”自我能藏在其内部而不为他人所知；而整个基于这种观点的概念体系，实际根本不符合所有的人类社会……幼儿根本没有这样的“墙”，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墙的自我体验。他们也不是自发地成为人的本质天性的。

埃利亚斯通过历史化自我意识的形式，追溯缘起于德国的，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社会学与心理分析的对话。在一次与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访谈中，埃利亚斯表示，“没有弗洛伊德，我不可能写出现在的作品”；“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我的工作至关重要……他所有的概念（比如，自我、超我、力比多等）我都很熟悉。”但他也强调，虽然弗洛伊德所阐释的心理学架构使得我们可以将人“理解为一种进程(process)”，但其理论本身同样具有社会与历史局限性：

贯其一生，弗洛伊德研究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男男女女。他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式建构其概念，好像性格的结构为全人类所共有……他实际是将一种普遍价值加于特定的类型与历史性的性格结构之上。

最近，罗斯(Nikolas Rose)发展了对心理学化(pyschologisation)的历史进程的反思，他对心理学史的福柯式解读指出，如果把西方的二十世纪视为“心理学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心理学自身的合法性使其具备了公认的职业和学术学科，毋宁是因为它建构起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我们所成为的人：

这些领域的人，认为自己寄居于一深层内在的心理空间，并以此衡量自己，做出行动。他们以心理学的语言描述自己，说着智力、性格、焦虑、神经症、抑郁、心理创伤和外向内向，又以心理伦理评判自己。这不单是个体化的进程：我们也经历了集体生活的心理学化，它也发明了“集体意见”、“民意”等概念。

虽然心理学理论影响了社会如何运作，但任何心理学理论自身都或多或少明确地依赖于一种社会如何运作的（行为）概念。因此，实时反思“社会”的概念十分必要。格林伍德(John D. Greenwood)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学史，指出了一种变更“社会”概念的趋势：先前这一概念基于（冯特或杜尔凯姆传统下的）集体表征，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这一概念变得愈为单薄，它被还原为集体或组织对个人态度的“外部”影响，而这种个人态度以及起背后的心理学进程，则被视为普遍而与历史无关的。格林伍德认为，这种“社会”概念和多数社会心理学家的自治与理性的（个体主义）价值相一致，并由晚近愈为显赫的生物进化论模型所支持。二十一世纪可能是神经科学的世纪——神经科学宣称可以解决以人类合作为代表的“社会性”难题。这使得社会学担忧将失去其“社会”定义的权威。正因此，更需要批判警惕现有学科划分所默认隐含的这种个体化表征。

总之，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边界，依赖于认识论上对自我与社会的概念渐进区分(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而这也导致了实践性后果(performative effect)，造成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混淆。这意味着对于学科内和学科间的思考，除了互借概念与比较评估研究假设之外，也包含着这个社会世界实质如何与应当如何的政治立场。就此而言，“心理学的政治”即是一典型案例，因为这不但发生于大学中，也充斥在治疗过程中：在后者，盛行于西方当代社会的个体化体现于愈占主导的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这也促进了一种愈发猖獗的“可计算的心灵(calculable minds)与可控制的个人(manageable individuals)”的表征，以为后者的动力可以抵抗社会结构的重负。

多样的联系

一个简明的发现即可帮助开展对话：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不仅彼此不同，其内部也各有所异。就此而言，只要注意到其内部组成的多样性，通过检验两学科自身就会发现，不仅两学科间，其内部也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这也就为多样的跨学科形态敞开了大门。这一点在卡米克(Charles Camic)的作品中即有揭示。卡米克比较了1890年至1940年之间，美国三大社会学系（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各自的历史与（跨）学科生态，并指出：早期芝加哥大学中，学科边界不是由学院体制所强加的；但现在则与之相反，跨学科联系是由当地院系和体指所设计的“跨学科互动”所促成。虽然学科间有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但由于学科领域产生了一种对其专业性的神秘化叙述，因此我们认为阅读经典会为进行跨学科反思提供便利。

作为社会学的主流理论的符号互动论，其实与作为心理学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因有着共同的起源而密切相关。比如，两者均可追溯到库利(Charles H. Cooley)和米德(George H. Mead)的作品，后两者则受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们是心理学（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教育研究（杜威，James Dewey）的先驱。在这方面，库利采取了最极端的立场，他否认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之间有什么差异，同样也拒斥分开研究“个体”与“社会”：“独立的‘个体’是一种对经验而言不可知的抽象，独立的‘社会’亦然。有意思的是，库利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学科交叉视角：他同时被视为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但也因学科间的区分政治而被部分忽视。

符号互动论历来被认为接近于心理学。除此之外，其它理论趋势其实与心理学也有更为隐秘的关联。最典型的案例即是韦伯(Max Weber)，他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并不明晰，但人类行动的心理动机对韦伯式的社会学无疑至关重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的“心理报酬(Psychologische Prämien)”即旨在解释宗教行为中“救赎奖赏(salvation premiums)”的角色。韦伯将这种反思基于其之前“工业职业的身心”研究之上。在后者中，他力求将其理论与工作绩效方法相区分（这一方法正被其时代新兴的高度个人主义的心理生理学所取代的）。韦伯根据其在一家纺织厂的研究发现，强调“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年轻女性，即那些虔信派的女性”有更高的产出。接着，他强调了今天我们常与“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特点：

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极为重要的工作责任感，在这里经常与即算最高盈利可能的厉行节约以及能够显著提高工作表现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节俭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为“为了劳动而劳动”、“劳动是一项天职”这一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观念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基础。（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马奇炎、陈婧译本，第57页）

虽然符号互动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和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可能是与心理学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学理论，但其它当代思潮则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断裂。比如，女性主义研究，她们重新解读经典心理学著作，并评估心理学是如何考虑性别的。这种思潮对过去的知识采取了一种批判回顾式的评估，并提出了诸如“在心理学中如何整合女性”，以及之后“如何在心理学中整合性别与建构主义视角”等问题。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或矛盾理论。虽然它们长期涉及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常被视为人类行动的心理学分析的对立面，它们更强调结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这是一种为波普(Karl Popper)所辩护的激进阐释。然而，从“异化”或“商品拜物教”概念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一种固有的社会心理学，这种社会心理学强调了人类心灵对生产方式的心理渗透性及其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等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样强调了社会生活的心理维度。当代学者已经揭示出社会结构与不平等所深刻体现的诸多方面，其中最为深刻的事例即为布尔乔亚和勋伯格所提出的“隐秘隔离(intimate apartheid)”。

​换言之，社会学理论常常（或者必然）依赖于自我、个体、心灵，乃至无意识等概念。因此，很多评论者注意到社会学中最为基本的方法，或隐或显地有赖于心理学认识论。最典型的案例，即是被斥责为社会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比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发展了弗洛伊德对整合心理学与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又如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人们常认为他坚持拒斥所有的心理学论证，如其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写道：“每次社会现象被心理现象所直接解释，那我们都可以放心说这解释一定错了。”然而，实际上，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学科生态中，杜尔凯姆主要反对的是这两种心理学方法。一方面，他反对当时许多心理学家所采取的自然化(naturalising)方法，这些心理学家包括里博(Theodule Ribot)和让内(Pierre Janet)，他们借鉴生物学，企图通过研究个体行为的生理学原因以建立“心理生理学(psychophysiology)”。另一方面，杜尔凯姆反对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sing)方法，后者虽拒斥心理生理学，却仍通过个人机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最知名的即是其模仿论）。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渐渐吞噬了塔尔德理论的光芒，其理论影响力或许可以解释法国早期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断裂，但如此解读忽视了其与心理学关系的复杂本质。如Bruno Karsenti所指出，杜尔凯姆的社会学被定义为：

同时抵抗却又在心理学之内……一方面，它必须区别于心理学，后者的个体还原(individualistic reduction)是客观确立社会事实的最大的认识论威胁。另一方面，它也被暴力地还原至了心理学，因为正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社会事实将自身确立为了一种活跃的现象，由此才能有效地决定个人存在的方式。

考虑到个人意识只能以集体表征得以解释，杜尔凯姆将其社会学描述为社会的心理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即一种社会心理学。这种社会心理学规划深远影响了从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法国社会学，而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又与心理分析和认知发展心理学密切相关。在上世纪后半叶，这一规划又被一群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发现，注重社会表征的他们视杜尔凯姆为其理论之父，并随即为更广泛地反思社会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铺平了道路。

如诸多事例所示，虽然有很多学科叙述中有很多决然的区分，但社会学的跨学科并非如很多当代的研究项目（至少在纸面上）所夸耀的那样，是独一无二的方法，毋宁，它是基于知识的实践建构的长期原则。换言之，社会与心理学视角的历史揭示出这一事实，即两学科间有着长期互动，这绝非个例，而在诸核心学科著作中均有体现。

三个问题

因此，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去“调和”被不可避免地独立的观点。毋宁，我们需要提炼两种缺失的联系。一是要组织整合关于“个体”、“心理学的”和“社会”、“社会学的”这些概念的知识。这些概念到底指什么？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心理健康相关的出版物中，“社会”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含义。这些概念如何能有效，又应当如何整合？二是要抵抗自我证成的跨学科神话。这种观点认为跨学科方法只需各个概念混杂在一起，却无视各概念背后的认识论体系。我们发现在当代理论中，缺乏“转化工作”，故本特刊即是对此观点讨论的呼吁。

对此，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如何能跨越学科的边界，这又需要怎样的认识论？在本刊中，这个问题由社会学家Bernard Lahire所阐释，他主张一种新的“心理学的社会学 (psychological sociology)”。在布迪厄作品的启发下，Lahire首先通过对统计性“个例”的个体研究入手，他选择的对象是工人阶级背景而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通过这个方法，Lahire“在个人层面”进展性地发展了一种社会学。在过去的陈词滥调中，对个人与内在性的关注是不可能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标准相匹配的，而这恰是Lahire的一大贡献。通过回溯至亚里士多德和休谟，Lahire解释了其视角的理论基础，并明确了社会学规划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在此，这种理论努力通过回归至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的哲学起源，例证了要跨越现有的学科边界所需的深刻概念工作。实际上，回到古希腊，揭示其共同基础，可以帮助重新发现历代学者建设学科领域所依据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发展学科交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这又需要怎样的方法论？概念互动推动了“转化进程”，从而使得社会科学与心理学概念在双方的研究中，均可以在认识论上有效。本刊中，两篇文章直接尝试解决这一挑战。

一方面，心理学家Douglas E. Sperry, Peggy J. Miller和Linda L. Sperry企图通过文化方法复兴发展心理学。这一方法必然引进了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定性与定量方法。与通常发展心理学研究孩童所采用的实验与数学分析方法不同，他们提倡一种“民族志心理学(ethnographic psychology)”他们指出，实验方法常常忽视了先前塑造所研究行为的社会环境。和Lahire一样，他们注意到了跨学科互动的复杂性。然而，他们关注反思了一次沟通两学科的失败案例：与较富足的孩子相比，较为贫穷的孩子的语言环境有着三千万词的“差距”。这些心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这个失败案例的原因的阐释，展现一个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的项目结果，以挑战学科之间的鸿沟。

另一方面，基于孩童社会化的民族志研究，社会学家Wilfried Lignier尝试串联起布迪厄的社会学与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文化心理学。Lignier主张具身风险的社会学视角未能对象征现实(symbolic realities)的结构作用予以足够关注。而他认为维果茨基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后者更关注于个体是如何通过由日常生活中，环境所提供的个人性符号工具整合其社会历史性的环境。Lignier主张，理论的融合可以对社会化进程的当代理解做出显著贡献。

第三，这一问题还需要解决：我们如何能使得跨学科批评具有建设性意义？跨学科项目常会面临不同学科背景的职业人士在认识论层面的冲突与张力。这一问题即是要我们考虑与评估如何实施跨学科项目。

在这方面，社会学家Amy Chandler阐述了新起的自杀学(suicidology)领域中，社会学和心理学内外的脱节现象。她注意到，虽然自杀学起源于杜尔凯姆的《自杀论》，当代自杀学实是由治疗、定量方法主导的，而完全忽视了社会学视角。为深化其发现，Chandler关注了一些由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社会经济剥夺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在指出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矛盾与融贯之处后，Chandler指出了一个可以由社会学与心理学共同参与的潜在领域。

最后，社会学家Matt Wade注意到神经科学蔓延在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并对“制造”主体产生了影响，他讨论了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可能可以合作的领域及其认识论与实践的现状。Wade研究了 “跨学科的实用性碰撞”的三个案例，并分析了这些创新认识论层面的有效性。他针对这些创新中社会历史方面的含糊其辞，提出了批评。最后他强调，与精神科学的密切交流将具有广泛潜力。

总而言之，本特刊旨在指出社会学与心理学跨学科发展绝非简单地并置“个体”与“社会”层面。相反，跨学科要询问这些学科交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条件，而这就需要用社会学来关注讨论心理学工具与研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