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代人的出路：跳农门_风闻

父亲那辈的农民做得窝囊且辛苦，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与泥土瓦房的窝居之间，既劳累忙碌，又饥寒交迫，养家糊口都是问题。农民成了他们最厌恶的称谓，他们向往公务员、医生、教师、工人，那些一日三餐不愁，按月到期领工资，吃皇粮国饷的职业。但这辈子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期待他们跳出农门，脱离苦海，不再重复他们那种乏味的人生。

还没入学前，父母就把跳农门的理想牢牢地种植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像他们在土地上播下庄稼的种子。跳农门成为我们在人生旅途上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简单明确的奋斗目标。

鉴于家境各异，禀赋有别，当地人因实情制宜，摸索出了三条跳农门的有效路径。这三条路径现在用来形容祁东人文特色：会读书，会当兵，会经商。

首当其冲的是读书。我们那儿的读书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分寒冬酷暑，凌晨三四点钟，鸡叫头遍，就有人起床了，点燃用废旧墨水瓶+啤酒瓶盖+棉花搓成绳芯做成的煤油灯，开始扯开喉咙晨读了。这种用心苦读的人，成绩差不到那儿去，自然就成了父母眼里“别人家的孩子”，被用来作为教育孩子的榜样。

在我们县，每年都有几个考上北大清华的，从恢复高考制度到现在，四十多年时间，几乎每个村镇都有考上清北的。在北京的老乡聚会上，也经常碰到清北毕业，非富即贵的祁东老乡。穷苦孩子出身，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乡龙新民先生甚至做到了共和国的部长，被祁东人奉为偶像。

当兵是另一条路。成绩差点的，眼看通过读书的方式跳农门无望，就选择了当兵——当然，当兵的后生伢子，也有部分读书很厉害的，到了部队后，要么提干，要么进了军校，也吃上了“皇粮国饷”。

在老家祁东，通过当兵出人头地的，大有人在。县里有统计，目前祁东籍健在的共和国将军就有十多个，也由此获得了“当今将军之乡”的美称。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与我同一个行政村的雷鸣球将军。雷鸣球将军在部队最高职务做到了南京军区政委，2004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祁东骄傲。至于尉校级军官，同村的，同姓的，都有，在我们那儿一拨一拨的。

另一条跳农门之路就是买城市户口。反正都不想做农民，读书和当兵都走不通了，就花钱买城镇户口。这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要有强大的关系后台。买来的户口，也没有好工作安排，一般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和环卫清洁工。好的工作，如公务员、医生、老师等，还是需要文化，都要从大中专生中挑选，有一套比较严格的选拔程序，作弊比较难。

当时的农村，已经分田到户，脑袋活络的，开始在农闲时经商，万元户也涌现了出来，为买户口奠定了经济基础。一个工人的户口并不便宜，要五千到三万。做了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一百块，一个户口买下来，可能五到十年都在白干了。但有了城镇户口，就意味着跳了农门，一生衣食无忧了。所以，仍然趋之若鹜，买卖户口，供需两旺。

一些家庭，为子女前途，把含辛茹苦地攒起来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还要东挪西借，甚至债台高筑。可城镇户口到手，孩子一生就有了交代，吃的苦，受的气，都值了。

只是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的国营厂现在基本倒闭了，买户口的也多赋闲在家，或做些小生意，艰难度日。反倒是当年千方百计想摆脱的农村户口成了香饽饽。

我不是当兵的料，上初中，眼睛就近视了；家里也没钱，想跳农门，就只有读书这么华山一条路。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都想通过读书来跳农门，这可把老实巴交的父母坑苦了，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时有发生。

每到开学季，是母亲最忙的时候。披星戴月从地里归来，还不及扒上一口饭，就牵着我的手，挨家挨户地到街坊邻里串门，礼节性地寒喧几句后，母亲开始低声下气地借钱。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总喜欢把我拉上的原因，因为我读书刻苦，成绩也好，平时还嘴巴甜，喜欢喊人，大人们看我很顺眼，认为我将来有出息。有些人家，远远地看见我们走来，早早地把门关上，敲都敲不开。

为我们读书，家里借了很多钱。1999年，我大学毕业，工作的前三年，都在还账，粗略一算，连本带利，加在一起有十多万。那个时候，我在广州工作，这笔钱是笔巨款，足够一次付清买一套大房子了；如果按揭，甚至够买两套了。

通过读书跳农门，有两次机会。一是初中毕业，通过中考，考中专；一是高中毕业，通过高考，上大学。这两种方式，我都尝试过。

1988年，我十五岁，由于成绩好，班主任曾衡山老师和家长沟通后，希望我考中专，先跳出农门再说。

考中专要应届生，当时初中也有较多复读生。复读生是没有资格参加中专考试的。参加中专考试，要那种成绩特别优秀的应届生，中考前要层层筛选，获得考中专资格。

这种筛选考试，一般是在全省统一中考前的一个月左右，由全县统一命题，全部初三学生参加——尽管复读生已经没有资格考中专，还是要参加那次考试。在那次摸底考试中，我在全镇1000多名初三学生中，获得了第三名，为学校，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考中专名额，这让学校和家里特别高兴，父母也仿佛看到了曙光，干起农活来更有奔头了。

一个月后的中考，我以全校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市里的一所师范类中专院校，成为家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人。这在村里和镇上，轰动一时，我也算是光宗耀祖，为父母争了气。在亲友要求和支持下，父母特意为我置办了一套新衣裳，也办了喜酒，放了露天电影，与亲朋和村人一起庆贺。

兴奋是暂时的，清醒后的痛苦却是持续的。第一次出远门，到了衡阳，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我也要通过奋斗，实现辉煌，成就梦想。但在中专，前途和人生一眼就看到了头，三年毕业后，我将回到农村，成为一名小学老师或者中学老师，命好点，努力点，熬到中年，顶多做一个小学校长或者中学校长——倒不是鄙视中小学老师，而是希望自己更有作为，人生也更精彩，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成名成家。

中专给不了我那样的人生。那年国庆节，在读了一个多月中专后，我就从衡阳返回农村，又成了一个农民。父母好说歹说，我怎么都不愿意返回中专去了。为这事，父母深受打击，感觉在人前抬不起头。父亲为此和我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我就干脆不理父亲了，直到数年后再考上大学。

我在家无所事事地呆了两三个月，过年后，我寄居姨妈家，开始了复读。四个月后，又参加了中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乡村高中——县里的重点高中，也像中专那样，只招收应届生，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

高中虽然很苦，也波折不断，几经辗转，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地挤过高考独木桥，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再次跳出了农门。父母也是喜极而泣，一家人重新言归于好。

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也通过自己努力，慢慢地走上了自己设想的人生轨道，在首都北京做了一名记者编辑，也成了一名“左手财经写作，右手文学创作”的所谓作家，每天都惜时如金，不知疲倦地奔跑在逐梦道路上。

人到中年，常爱做梦，回到以前，尤其是高考，在梦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人生不易，追梦的过程，确实险象环生，稍不留神，可能就会出现偏差，不是现在的命运。而跳农门，就是小时候那盏简单实用的煤油灯，光芒不大，但足以照暖那颗进取向上的心，照亮眼前三尺道路，不至于被黑暗包裹，无法突出重围。

如果没有跳农门，我也像身边那些曾经的童年伙伴、小学同学、初高中同学那样，被卷进南下打工洪流，成为其中一员，身不由己，卑微地活着。

当然，我也有可能成为一名农民作家或者打工作家，饱经坎坷，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但人生道路肯定没有这么顺畅，也不会有现在这样优质的创作条件，无忧无虑地追逐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