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局成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要回归了？_风闻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演讲局成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

四十年来，美国流行的信条是公司应该最大化股东价值——即利润和股票价格，不管对工人、客户、供应商和社区造成什么后果、什么影响。因此，本月早些时候几乎所有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签署的支持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声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毕竟，这些都是美国最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告诉美国人和全世界，商业不仅仅关乎利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

自由市场理论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传播股东至上主义，还在于将其写入美国立法。他甚至说:“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活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弗里德曼发表这些观点后不久，也就是在它们被普及并载入公司治理法律的前后那段时间里——就好像它们是基于健全的经济理论一样，桑迪·格罗斯曼和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指出，股东资本主义并没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当存在重要的外部因素时，比如气候变化，或者当企业污染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我们喝的水时，这显然是正确的。显然，当他们推销导致儿童肥胖的含糖饮料或引发阿片类危机的止痛药等不健康产品时，或者当他们利用像特朗普大学和许多其他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等缺乏警惕和脆弱的群体时，情况就是如此。正如许多银行和科技公司所做的那样，当它们通过行使市场权力获利时，情况确实如此。

更普遍的情况是:市场会使公司目光短浅，对员工和社区的投资不足。因此，本应对经济运行有着深刻洞见的企业领导人终于看到了曙光，并跟上了现代经济学的步伐，这让人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花了大约40年的时间。

这些企业领导人真的会言出必行，还是这份声明仅仅是面对公众对普遍不当行为的强烈反对时的一种修辞姿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仅仅是有点虚伪和不诚实这么简单。

企业的首要责任是缴税，然而，在新企业愿景的签署国中，有着美国领先的避税者，其中包括苹果(Apple)。据各方说法，苹果仍在使用泽西岛等避税天堂。而其他人支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7年的税收法案，该法案将削减企业和亿万富翁的税收，但如果全面实施，将提高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税收，并导致数百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尽管这些商界领袖支持减税将带来更多投资和更高工资的主张，但工人们实际只获得了微薄的收入。大部分资金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股票回购，而股票回购的目的仅仅是通过股票激励机制让股东和首席执行官中饱私囊。

真正的责任感会促使企业领导人欢迎更强有力的法规来保护环境，并提高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一些汽车公司(本田、福特、宝马、大众)已经这么做了，它们支持比特朗普政府希望的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因为特朗普正努力消除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留下的环境遗产。甚至有软饮料公司的高管似乎对自己在儿童肥胖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内疚，他们承认儿童肥胖往往会导致糖尿病。

然而，尽管许多首席执行官可能想做正确的事情(或者有家人和朋友这样做)，但他们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没有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有良知的公司不会被那些没有良知的公司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公司希望制定反贿赂法规，以及保护环境、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法规。

不幸的是，许多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具有不负责任行为的大型银行并不在其中。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墨迹还未干，银行就着手废除关键条款。该法案收紧了监管，以降低危机重演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摩根大通，其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是商业圆桌会议现任主席。

考虑到美国以金钱为导向的政治，银行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并不奇怪。而在危机过去10年之后，一些银行仍在与那些因不负责任和欺诈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提起的诉讼进行抗争。他们希望，他们雄厚的财力将使他们比索赔人活得更长。

当然，美国最有权势的首席执行官们的新立场还是受欢迎的。但我们将不得不等待，看看这是否是另一个宣传噱头，或他们是否真的能说到做到。

同时，我们需要立法改革。弗里德曼的思想不仅为贪婪的CEO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他们可以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还催生了将股东资本主义纳入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法律框架的公司治理法律。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样公司不仅被允许，而且实际上还需要考虑他们的行为对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影响。

*“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本为公司治理的理论词语，早在上世纪中叶由美国经济学家安索夫首先使用。他认为，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诸多“利害相关者”之间互相冲突的索取权，亦即“（权利等的）要求”，“利害相关者”可以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也可包括供应商以及顾客。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尔提出的“利害相关者”观点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司治理理念，对自由放任、损害公众利益的“股东资本主义”是一种修正和限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将这一公司治理模式改造成社会政治概念，提出了“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仅追求工人阶级利益，也不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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