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力量的凯旋-中国和平崛起（赵葆珉）_风闻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

经济力量的凯旋-中国和平崛起（赵葆珉）

 Triumph of Economic Power----China’s Peaceful Rise

 赵葆珉

 [摘要]核均势下的大国和平崛起，即世界权力和平转移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定律。核均势下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在最低限度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稳定之下，经济力量作为居于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具有终极决定作用。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不可避免地促使中美力量日趋平衡，即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关键词] 核均势；美苏冷战；中美竞争；中国和平崛起；世界权力转移

 [Abstract]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is the governing law. Sino-Americ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namely, under minimum degree of ensured mutual destruction, economic power as the dominant geopolitical factor possesses the ultimate determining force. The unceasing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more balanced Sino American power relationship. That is, China completes its peaceful rise.

 [Key words]Nuclear Equilibrium; US-Soviet Cold-War;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China’s Peaceful Rise;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大国是国际体系的支柱，大国的相互关系规定了国际体系的性质。人类历史是以大国为踏石向前演进的。大国的霸权地位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一劳永逸。所有的大国都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它们的霸权地位经受时间的无情侵蚀。大国权力更替，即世界权力转移是大国争夺的自然逻辑。“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政治周期性的演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军事力量是大国的标识。古典时代罗马统治地中海世界，中国管理东亚华夷秩序皆依赖一边倒的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军事力量不受阻碍的运用，无敌的兵威是力量的真正与终极源泉。罗马的衰亡源于其军事的衰落，——兵源的枯竭与公民尚武精神的丧失；中国主宰下的东亚和平也因军事优势的浮沉而经历盛衰。

进入核时代，以核力量为后盾的美苏权力争夺陷入僵持。核均势成为居于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它介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对峙，维持了战后国际体系的总体和平。与历史上所有大国权力争夺不同，两极体系的坍塌与世界权力向华盛顿转移并未伴随着大国战争，而后冷战时代美国从权力颠峰后退，诸大国借经济的振兴大体恢复战略均势也昭示世界权力再次和平转移的可能。核均势有效地阻止了以军事手段对付大国力量不断变化的传统模式。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在核均势下的国际体系中，世界权力和平转移，即大国和平崛起不但可能，而且似乎也应该成为一条定律。

核均势下的美苏冷战

战争是世界霸权兴衰不断循环所倚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这种周期性转变的结果。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霸权周期，获胜的霸权国提供安全和国际秩序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优势合法化，而当该霸权国失去权力优势的合法性时，就导致另一场全球战争产生新的霸权国。[2]在西欧的进取将民族国家主权分立的国际体系推向全球以来，世界霸权经历了哈布斯堡王朝、荷兰联合省、英国、美国四个霸权周期。霸权的崛起与衰落，即世界权力的转移与交替，都是借助于战争手段实现的，而国际关系也始终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缺陷：大国权力争夺与寻求恢复地缘政治稳定的均势行为。在机械化战争时代，人类战争进入“总体战”阶段，技术手段的先进使战争呈现出空前的残酷性与毁灭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核武器问世在过去500年霸权叠兴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具有巨大杀伤力、可能毁灭一切生存的终极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大国政治的面貌。战争手段作为大国权力争夺的极端形式至此成为过去。战后美苏两极的权力争夺，呈现出一种妥协、克制的特点。核武器的存在抑制了美苏遍及全球的局部争夺升级为全面冲突。美苏对抗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都以妥协和让步得以解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成为严格限定交战区域、追求有限目的的有限战争。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核武器无所不在的巨大阴影。核均势下的冷战体制尽管有种种危险，却已证明出奇地稳定。

在核对峙时代，美苏两极拥有的空前毁灭力量相互牵制，陷于无用武之地。战争作为大国权力转移的手段成为历史。战后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历史，是无休止的外交折冲与武力威胁，以核武力为后盾的军事力量居于背景中，蜕化为外交筹码。大国争夺陷入持久的战略消耗，背负沉重的经济与军备重负，和平与战争的界限模糊了。为支撑持久的战略消耗，经济的力量，——欣欣向荣的经济，生生不息创造财富的基础，变得至关重要。大国权力争夺开始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漫长冷战下的经济竞争开始具有军事与地缘政治意义。经济主宰地位源于军事和政治控制的经典模式被倒转过来，经济力量成为军事和政治优势赖以存在的基础，成为大国争夺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大国霸权总是联系在一起。财富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庞大的军事行动离不开经济资源。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会在平时更易承担大规模军备负担，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军力。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的对比变化与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的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向大西洋和西北欧转移，导致西欧列强的勃兴和随之而来的对外征战扩张；1890年后几十年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由西欧向其他地区扩散，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逐渐丧失。[3]海洋地理大发现以来，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大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3]

当然，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是片面的，大国的成功与失败并非都出于经济的原因。地缘区位、军事组织、民心士气、联盟体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对大国力量起限制作用。但它们是大国崛起的既定前提，大国一旦崛起，在它们国家力量的构成中已体现了这些因素，或克服了它们的障碍。而经济力量是影响大国权力诸因素中最具持久性、最不可预知的力量。在一场持久的大国争夺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或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这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一再阐述的普遍适用的结论。过去50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为争夺区域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的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数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的大规模冲突，以及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3]

仅仅拥有军事力量的苏联是一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在漫长的冷战对峙中，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成功地拖跨了苏联。苏联的最终失败可归因于其经济形式的失败，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以及美国通过市场经济的纽带成功地联合了全世界的力量所致。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包含固有缺陷，缺乏灵活性，它只有在处理慢速运转的基本技术时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一旦技术变革的步伐加速，苏联的中央计划人员就跟不上日新月异的革新高速度。经济僵化使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未能对高科技革命做出反应，计算机和自动化革命席卷西方但绕过苏联。[4]自1976年以来，苏联的预算一直是赤字，经济困难逐渐出现，增长率明显放慢；[3]美国在工业和技术领域的绝对实力远比苏联雄厚，同苏联的统治经济相比，美国社会那种结构松散和自由放任的特性使美国经济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赋予它更好的机会。

依托核均势，美国更富有生机的经济力量以和平的形式成功地磨蚀了苏联的权力基础，在维持国际体系大体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上借助于战争而得以完成的世界权力转移。关于冷战的终结，凯南认为，“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对另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苏联的解体只能在其内部寻找原因。[4]布热津斯基最恰当地总结了美国对苏冷战获胜的经验：“（苏联）最主要的战备先决条件是切断美国同欧亚大陆远端的联系，但是这种抱负只有以足够的力量为后盾才有意义……需要考察国力构成的诸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力量，因为除非有朝一日这一因素被直接的军事冲突所完全摧毁，否则它对于成功地进行竞争可能起主要作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除非军事手段证明能起历史决定作用，美苏竞争的结局很可能会取决于社会的创造力。”[5]

核均势下的大国较量与争夺呈现出漫长的对峙态势，经济力量作为体系内变革的因素，成为突破大国权力僵持的最有效和唯一的力量。大国兴衰，世界权力转移借助于战争手段戏剧化地一举实现，让位于经济力量缓慢但却不可阻挡的侵蚀作用。军事力量开始退出国际体系季节般轮回、波浪般更替的大国权力消长，创造财富的竞争在大国的争夺中变得生死攸关。古典时代若隐若现的经济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清晰的凸现出来。日本与德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夹缝中以经济的力量实现了国家的再次复兴，为经济力量的新的作用提供了注脚，而冷战的终结与世界权力向华盛顿和平转移为经济力量的凯旋提供了例证。经济力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大国权力关系中获得压倒性的战略意义，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终极因素。

核均势下的中美战略竞争

核均势成为核时代大国关系不可动摇的主宰者。权力是国家生存的基础，对权力的追逐是国际体系演进的原动力，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国家本能地追逐、保有和行使权力。国家对权力的不懈追逐导致民族国家的权力制衡。权力均势是现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存在的基石，没有均势就没有民族国家的生存与稳定。如摩根索指出，“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6]进入核时代，大国力量与核武力结合，形成核均势。核均势极大地加强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形成不对称制衡，大大地提高了霸权形成的门槛。

核均势依然是后冷战时代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力量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同时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优越地位。但美国的优势是虚幻的，冷战获胜的美国面临不可超越的地缘政治黑洞，——核均势。美国建立稳定的全球霸权的前提是美国享有绝对自由的单边核打击。为达成此目的，美国需要剥夺列强的战略核力量从而使建立在核恐怖基础上的战略平衡完全被打破。这一企图是美国不能期望实现的。核均势的存在克制了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使美国无力以军事力量寻求改变大国权力对比。因此，美国主宰下的单极体系是不完整的，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战略选择。后冷战初期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量，形成核心的制衡权力中心，为恢复大国力量均势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在现今加速重构的全球力量格局中，新兴大国中国与保守大国美国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如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所说，随着霸权国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的衰落，“二流国家重新强调其政治地位和自主权”，“二流国家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主导国家地位的下降，弱国自主权的上升必然导致体系领导者积极影响力的相应下降。”[7]他们同时指出，“因为中美都是大国，它们继续为可能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战争未雨绸缪，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战略冲突。”[7]中美作为大国的战略竞争依然存在于核均势奠定的时代，核均势依然是中美关系中无法超越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日渐增强的战略核力量，是中国国家和平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为迈向大国的崛起奠定了真正的基础。没有核脊梁的中国永远都只能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附庸。

核均势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有限武装的中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脱胎于冷战的笨重军事体系、全球投射的军事优势以及由之而来的全球存在成为耗竭美国霸权的白象。帝国基于军事控制而诞生，而这种控制使帝国可以通过收取贡赋来满足中央需要。历史上罗马帝国、英帝国的霸权建立在直接军事占领上，以对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掠夺为根基，帝国的军事重负被转嫁给殖民地与附属国，避免了过度武装的军事重负损害帝国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帝国霸权以海空优势和经济力量为后盾，依赖国际机制实施间接控制。在核均势之下，美国缺乏陆上优势以及常规海空优势被克制，使其无法占领土地并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空间。美国不能以直接的军事掠夺为其军事消耗获得补偿，被迫为自己的全球警察行动买单，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艰难。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根本也是最深在的基础，而美国的经济力量正在萎缩。500年来没有任何大国通过战争提高了国力，美国在20世纪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立国以来相当长时期它置身于旧大陆的冲突之外。美国的崛起依赖经济的强盛，科技是其核心。200多年来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带动了全球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融合的推动力。经济力量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基础，是美国军事强权赖以存在的支柱，为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在全世界扩散提供强大的支持。但历史的逻辑是，没有哪个国家在超过历史学意义上的一个短的时期内保持旺盛的创造力。美国衰落的经济表现在两方面：相对于过长的遍及全球的帝国战线，美国的经济资源不足；面对不断变迁的全球工业力量格局，美国实力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正在丧失。[3]

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基础正在削弱。战后以来美国经济逐渐军事化，民间由此失去了人才和资金，无法实现技术革新，长期繁荣必不可少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削弱。进入新世纪，美国制造业的基础几乎丧失殆尽，公共教育体系日益荒废。自信息技术问世以来，美国高技术商业化进程缓慢，在全球产业和股市的主导地位日渐式微。越战以来，美国即依赖负债与金融投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美国一直面临着预算赤字、国际收支逆差、储蓄不足以及军事扩张过度导致的经济重负。日渐老化的人口加剧了财政危机。不断攀升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成本，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接近退休，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造成螺旋上升的开支风暴。

美国经济实力急剧衰退，经济霸主地位日渐式微，刺激计划无法挽回昔日的繁荣。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正在终结美国引领全球经济的时代，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暴露破绽，美元体制的根基动摇，靠借贷与金融投机维持繁荣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正在破灭。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旧体系土崩瓦解。美国的巨大优势因10年来华盛顿在政治上的短视、华尔街内外的贪婪成性以及海外军事扩张过度而黯然失色。由于财政危机的深度和严重性，美国遭受危机的打击更为沉重，而当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危机尘埃落定时，美国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份额可能会下降一两个等级。[8]

美元正在迅速失去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美国经济的双重特征就是无生产能力与金融不负责任的结合。美元日益成为悬空的贸易货币，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财政和货币纪律的保障，全球消费的大多数商品也不再是美国制造。美元正在失去对全球蓬勃发展的一些地区的金融影响力。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造成美元下跌的压力，欧元的启动和人民币趋向独立正在终结美元对全球金融的垄断，抵消美国对世界的唯一实际贡献，即对世界市场需求的凯恩斯式的支撑。这种转变是历史性的。滋养美国的商品流、货币流和移民流将枯竭。[9]美国在全球并不具备绝对的军事强制力量，美元的命运最终将由市场力量决定。

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浮沉，即世界权力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在历史的不同时代，那些崛起的大国在发展了当时的主导经济的同时都开拓了经济新边疆，那些最有效最成功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民族和国家，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占领新的制高点，并进行持续的创新，是大国兴衰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10]中国的经济力量——中国的廉价制造优势、规模经济效益、最后的未被开发的全球大市场与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体系链上快速攀登的能力，这正是中国的力量所在与机会源泉，在塑造新的大国关系方面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核均势时代大国兴灭与国际体系变迁背后是经济因素，经济增长率不平衡是国家权力争夺背后最深在的决定力量，创新和生产力中心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地方最终使新生力量能够战胜疲惫不堪的霸权。

体制创新是30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成功应对全球危机的依托。全球化时代资本与技术的迅速扩散助推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转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心环节。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劳动大军以高效的市场原则被重新组合到数以百万计的大小企业中，迅速的城市化和巨量储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的作用。中国的金融实力，与美国比肩的工业力量，13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高科技产品与资本的输出，成为中国在全球衰退中维持高速增长的优势基础。内需启动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民币成为主导货币的潜力将使中国经济再次获得数十年黄金般的发展机会。

核均势下的中美战略竞争在全球战略棋局中的重现为经济力量再度显示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运。核均势与中国新生经济力量的结合制约了美国在中国崛起上的军事选择，也为中国借经济力量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国际机制。二战结束之初，两大阵营并无实质性经贸联系，美国迅速确定了对苏遏制战略。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其遏制战略锋芒立即指向中国，但美国始终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对华政策。中美间不断深化的经济依赖，制约了美国形成明确、有效的对华遏制战略。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下去。[11] 核均势下真正的权力是经济，经济力量的消长一刻不停地塑造着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它成为大国力量的命脉所在与大国关系的终极驱动因素。美国正在走出传统大国军事对抗与军备竞赛的迷思，正在适应由经济力量转移所推动的全球体系重心日益向亚洲倾斜的趋势。

核均势的存在决定了中美两大国必须寻求和平共存，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只能采取和平竞赛的方式，即通过创造财富的竞争来决定结局。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依然存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导致美国猜忌，而中国军事现代化也是为了反制可能的外来威胁。核均势的存在抑制了直接的军事冲突，中美战略竞争陷入持久的战略对峙，经济力量消长再度处于两国关系的核心。经济与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不仅使中美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也逐渐促成政治和军事优势转换。随着经济的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呈必然之势，而中国的政治优势也随之跟进。[11]东亚的一个特例，就是日本依托核均势的间接屏障，追求与其经济相称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这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美力量对比正处在加速的变动之中，中美关系因势不可挡的经济力量转移而重新塑造。

结语

核均势下的大国兴衰进程仍未停止，而经济力量成为大国兴灭的终极主宰因素。从全球权力消长的大背景来看，美国军事力量消退所带来的客观变化之一是美国的军事进攻主义让位于中国经济的和平成长。中国依托核均势盾牌，摆脱了军备负担，轻装前进，依赖经济的成长，充实国家力量，在军事力量无能为力的地方实现国家目标。核均势下的国际体系进入了经济力量显示身手的黄金岁月，中国和平崛起的经济力量正在形成有利于全球均势的大国力量对比。台海两岸的经济统一正在悄然进行，美国在台海的介入立场正在后退；中日经济加速融合，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正在消失。经济优势开始成为不可抗拒的地缘政治力量。

美国用军事手段阻止不断成长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权力转移已经失效。中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是中美关系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它促使冷战后不对称的中美权力结构不断地向中国倾斜，并使美国适应与中国之间从对抗走向合作的转变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主宰着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两极体制诞生。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拥有了帝国式的霸权。但很快，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及美国陷入反恐战争泥沼，无所顾忌单一超级大国的时代结束了。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已有一个世纪，已达大国霸权周期的极限。[11]就全球力量的结构而言，美国的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应受到削弱和抗衡。力量成长的中国代表的是普遍原则的权利，中国崛起和这种崛起背后的原则顺应全球民意，它将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道德原则。

核均势下的大国权力争夺实现了革命性的变迁：数千年来借助于大国战争一举实现的世界权力转移让位于经济力量缓慢但却不可阻挡的侵蚀作用。经济力量上升为大国关系中成为居于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经济力量通过不间断的量的累积替代了国际体系内部借助于战争实现的破坏性变革。数千年来人类憧憬的永久和平，在核均势的阴影之下终于可以成为现实。在这个由大国权力规定的国际体系中，权力争夺的永久斗争不会终止，大国对抗依旧，但大国关系中最具破坏力的暴力因素被拔除。除非核均势被突破（在我们时代的视野中看不到这种前景），否则经济的力量，——创造财富的竞争，而非军备的竞争，将确保我们时代的总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