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单身”：40岁儿子突然离世后，妻子独自住进了养老院_风闻

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妈妈”、“爸爸”这两个词。随着子女离开的，还有这群老人最后的人生寄托和活力，不少人选择住进养老院，用余生消化这一份难过。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者，正在关注这一群特殊老人，并试图叩开他们的心门。

我正埋头在办公桌前写资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社工中心——这是一位身材娇小、头发半白的老太太，黄褐色的脸上盘织皱纹。她自我介绍叫袁信芳，今年快 80了。她的诉求很简单：帮她找一家养老院，搬离与丈夫共同的家。

我在一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社工，专职服务社区里的老人们。这位老人的情况很少见，在广州，街坊有事会求助亲友，再不济，会找居委会解决。主动上门求助的，问题大都连居委会也无法调和。我和同事先安抚她，答应她，第二天会上门了解情况。

第二天，我和同事“明姑娘”登门拜访。袁信芳家在一处老旧的职工宿舍楼。居民楼靠近繁华商圈，楼下停满两排私家车。楼下嘈嘈嚷嚷，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大都穿着样式鲜艳繁复的裙子，和着音乐的节拍，慢悠悠地摆动胳膊和小腿。树荫下、树坛上，坐着老广州的叔伯们，有的眯着眼看报，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下棋。一些老人从菜市场回来，装满菜的小拖车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响。住在这里的，大都是退休了的公务员、国企职工或教师，养老无虞，如果过得不开心，大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

作者图 | 袁信芳家附近的广场和街道

我俩循着地址找到袁信芳家，敲门三下后，袁信芳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后出现，她脑后盘着的发髻一丝不苟，瘦小的身躯包裹在一身宽松的深色衣裤中。我们进了客厅，她又招呼我们在饭桌前坐下。

袁信芳给我们倒了水，自顾自地倾诉起来，主题只有一个：她要搬离这里，去养老院。因为她恨丈夫杨伯，认为儿子去世当天，他剥夺了自己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权利。

半年前，袁信芳40多岁的儿子病逝。“我儿子好‘劲’ （粤语：给力、优秀）的。”她翻来覆去地讲，陷入回忆之中。

袁信芳的儿子叫杨潇，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处机场负责维修飞机。当时，普通人坐飞机出游的经历很少，袁信芳也没有搭过飞机。一次，杨潇将母亲带到单位。她亲眼见到儿子的工作伙伴——一种巨型钢铁飞行器，长得像展翅的大鸟。老人至今也认为，那是一种神圣精密的先进设备，而儿子是能力者，拥有治愈这些钢铁大鸟的能力。阿尔兹海默症夺走了袁信芳部分记忆，她记不得儿子是高级技工还是高级工程师，但这不妨碍她为儿子自豪。

不似妻子那么热络，杨潇的父亲远远地站着一边，不时看向这边。袁信芳留意到，恶狠狠回瞪他，他又沉默地转过头去。

说着，袁信芳带我们进了她儿子的房间。房间很小，木板床上凌乱地堆着一层薄被，一个孤零零的印花枕头，书架上塞满书刊，书桌上随意摆放的书籍上面蒙着一层灰尘，看得出，房间里的遗物依旧保持着原样，仿佛今晚主人就会回来收拾。

自从杨潇去世，半年来，袁信芳不准人动他卧室里的任何东西，她怕挪动位置，连将桌上物品拿起来擦拭都不肯。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老人，我曾拜访过一位丧偶的阿姨，她丈夫去世1年，出事当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仍搭在原处。

儿子最后的时光在病房度过，袁信芳和丈夫轮流在医院陪护，她坚持每天煲汤，带到医院，大多数时候，袁信芳盛一碗汤放在杨潇床头，儿子艰难喝上几口后，无法再进食，那碗汤就放回原处，慢慢变凉，被父母喝掉，或者倒掉。

一个秋日清晨，袁信芳依旧在家煲汤。傍晚，她提着汤食走入病房，床上空空荡荡，她退出门外，想确认是否走错。方出房门，遇见家里的一群亲戚，对方告诉她：孩子没了，怕你伤心，你还是别去看了。

说话间，豆大的泪珠从她眼眶中冒出来。袁信芳用手背擦擦，抽了抽鼻子，隐忍着不哭出声来。我知道，她在用力克制，不想在外人面前丢分。但提到丈夫杨伯时，她开始歇斯底里：

“那个死男人，故意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留明姑娘下来安慰她，借口上厕所，出去找杨伯。杨伯站在屋外的走廊上，靠着栏杆，脸朝外抽烟，白色的蓬发在风中微微摆动。

我小心翼翼地搭讪，杨伯寡言少语，皱着眉头，用语气词回答我的问题，无法分辨他是在承认还是在敷衍。被问得不耐烦了，他伸手指指屋里，向屋内转两下头示意：“阿婆在屋里嘛，你去问她。”

我继续找话说：“阿婆好像很生气哦，一直骂你，说你不给她见儿子最后一面。这是怎么回事？”

杨伯掐灭烟，侧过身正对我，开始讲述杨潇去世那天他在医院的经历。

儿子走得突然，杨伯先通知了亲戚——原本应该先通知妻子，考虑到她有心脏病，当时又一个人在家，杨伯怕她承受不住出事，拖着不敢给她拨电话。几个亲戚赶来陪他料理后事，病房里一片忙乱，他也劝杨伯：“等她来了再说。”

儿子离世后，袁信芳止不住去猜想儿子临终时刻的种种。杨伯感觉，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原本就有认知障碍症的妻子的病情发展得更厉害了。她越来越记不住事，时常自言自语。夫妻俩本来就鲜少与亲朋往来，平日里只有儿子陪伴，现在，两人的关系因为儿子打上了死结。她每天长时间独自呆在儿子的卧室，想念儿子。她排斥丈夫，动辄就是破口大骂。

杨伯将此归因于妻子过度悲伤和认知障碍症。杨伯认为，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只是妻子为倾斜情绪找的借口。最终，他同意让袁婆婆去养老院居住，只拜托我们，找养老院时帮袁信芳离家近的入住。

只考察了一家养老院，袁信芳当场定下床位。从养老院步行半小时就能回家。住进去那天，杨伯帮老伴提着行李，两人依旧没有言语。

袁信芳入住一周后，我去探望她。早上护工给她洗了澡，头发湿漉漉地散开，看起来很精神。她笑盈盈地带我们参观房间。床上几件衣服叠了一半，护工说，她在这里无聊，每天都把衣服拿出来叠了拆，拆了叠。问她在这住得如何。袁信芳说挺好。

养老院并非封闭管理，可以请假外出，但袁信芳坚决和家里断绝往来。杨伯舍不得和妻子失联，每隔十天半个月，会从家里煲好汤，带着汤来看袁信芳。袁信芳见了他就躲进房间，有时会边走边骂杨伯：“走啊你！”杨伯也不回嘴，每次妻子躲进房间，他就打开带来的保温壶，盛一碗汤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在旁边坐着等。汤凉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叮嘱护工几句，朝袁信芳的方向说声“我走了”，便拎起空保温壶，慢慢下楼离开。袁信芳在房里知道了，不耐烦地说：“走就走。”从没有要送他的意思。

护工端来午饭，袁信芳喝几口汤，低头吃饭。护工看在眼里，忍不住说：“你老公对你不错啊！”袁信芳立即摆摆手：“那个人啊，不要提他了。”

对于失去至亲的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处理后事，出席葬礼，这是个告别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和缓地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在我接触的许多家庭中，人们出于保护老人的初衷，往往弄巧成拙。

像袁信芳这样的失独老人，在我的社工生涯中并不少见。2014年6月，我们接报称，社区里有一名23岁的年轻人自杀去世，上面要求我们派同事跟进，对家属进行危机介入。

几天之后，快下班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阿华生气地说：“我早就叫他不要找记者的，他不听，现在好了，平白给自己找罪受。”

他埋怨的是60多岁的胡建培，那位自杀的年轻人的父亲。儿子高二那年，胡建培的妻子去世了，他独自把儿子养大，后来，儿子考上省内一所知名大学。胡建培原本已经准备好6月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孩子却因为考本校研究生落选，在宿舍用农药自杀，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还是不治去世了。

胡建培难以消化这个噩耗，认为孩子会自杀，是因为学校研究生录取过程有黑幕，愤怒地要打电话找记者曝光。阿华屡次劝阻，胡建培还是坚持找到当地一家卫视曝光，他拿不出证据，电视台只能以“大学生考研失败寻短见”为标题报道了胡家的事。

新闻出街后，不出阿华所料，舆论一边倒地指责胡家儿子太过脆弱。挥出去的拳头泄不了愤，反而打伤自己，胡建培悲愤交加地回到家中，拒绝再见阿华。

半年后，阿华离职，胡建培的案子转到我手中。起初，由于胡建培明确表示过拒绝见社工，我只能每月拨几个电话试探。大多数时候，这些电话无人接听，偶尔接通，胡建培听见我是社工，就挂断了。拉锯了半年，胡建培终于同意我们上门探访。

如今，胡家的廉租房只剩胡建培一人居住。儿子去世后，他翻箱倒柜，把家中各处儿子的奖状搜罗到一起，那些被鲜红封套包裹的证书和奖状分几摞，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客厅正中央的茶几上，成了胡家昏暗客厅里唯一一抹亮色。见我正端详这些证书，胡建培不好意思地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小到大得到的荣誉。”

屋里余下的部分都是灰暗的。墙上猪肝色的神龛里摆着几幅黑白遗像，最左边是一名年轻人，我猜就是他的儿子。胡建培让我在沙发上找地方坐下，那上面放着台智能手机，款式有些老旧，我拿起来，随口问这是不是胡建培的手机。他说，不是的，那是他儿子。事发半年多，由于经济拮据，他没有余钱给手机号充钱续费，每天给手机充电，时时打开来查看。儿子留下的影像不多，一部分存在家中一台电脑中，但那台电脑故障了打不开，胡建培只能靠这台手机里留下的影像和信息填平思念。

肉眼可见，他的哀痛一点儿也没被时间抚平。

交谈中，胡建培固执地强调：“我的儿子不是自杀，是自残。”他坚信儿子不想死，本意是用自残逼迫学校采取行动。

我默默听着，没有辩驳。小胡自杀的方式，是我接受社工培训时，老师将之归类为“坚决寻死者”才会采取的方式。但在当时的境况下，如果他固执地相信儿子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有必要拆穿他。

我问他，儿子临走前有说什么吗？

“他说对不起我……”随后哭出声来。

与社工失联的半年来，他有好几次想写诉状，每次提笔写不到两行，就激动得手抖心颤，至今没能写完。他给我看那纸未完成的手写诉状，那是张略微发黄的A4纸，胡建培写道：“一个无病无痛，身高170体重130的儿子就这样平白没了。”他整夜整夜地梦见儿子，孩子在梦中说，父亲没有为他争这个公理。

为此，胡建培憋着一口气。可因为没钱请律师，此事一拖再拖。

孩子出事前，胡建培是个开朗健谈的人。他爱同亲友走动，虽然日子拮据，但安排得很丰富。他喜欢粤剧，能拉二胡。小区粤曲社成立后，他每周都要和社团老友们排练一次。粤剧名段《帝女花》胡建培信手拈来，唱到结尾处，亡国的公主与驸马一同服毒，自杀殉国，悲壮凄美。

儿子去世后，胡建培极少出门。他害怕在路上见到穿校服的少年，免不了要想起儿子，回家关上门，又得难过好一阵。后来听大家劝，他逼自己多见几次朋友。每个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偶尔有人不小心提到几个敏感词，都像咬到舌头一样，戛然而止，这让他更不开心。

“儿子”是被避讳的词语之一。孩子去世后三个月，正值中秋节，前一天，胡建培被邀请到亲戚家吃饭。席间堂弟想起远在外地不能回来的孩子，抱怨说：“儿子考到外省的大学，山长水远的。”他正要附和几句，就发现其他人紧张地转移了话题。堂弟醒悟过来，转头和旁边人打哈哈，不敢抬眼看他。

原本胡建培并没有往那儿想，见此情状，也被提醒了，顿时只觉尴尬心酸。该开口说“没关系”吗，可大家努力想维持没事发生的样子，自己没由来说这句话又算什么呢，他只好闷闷地喝茶。

另一个关键词是“自杀”。出事后他长时间缺席了小区粤曲社的排练，再回去时，社团里的人也变得小心翼翼。每次只要胡建培出现，社长就会调整当天的排练曲目。《帝女花》不再唱了，社长说要多练新曲。胡建培知道大家的好意，只能对我自嘲说：“可能只是我去的时候不唱吧。”

怀念儿子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老友们问起近况，他如实告知：还在为孩子的死纠结，打算与学校对簿公堂，为儿子要个说法。没等胡建培说完，周围人纷纷打断：“过去就过去了，别想那么多。”“这些不开心的，想多也没用。”“节哀顺变啊！保重身体要紧。”老友们用这些安慰，匆匆想结束这个话题，生怕胡建培情绪失控。

胡建培插不上话，只能不停点头，迫切地想离开。人们安慰他：“都过去这么久了，向前看！”这让他觉得，自己在他人眼中，成了一名沉湎于回忆中的弱者。几次之后，他说话也生分起来，干脆不再和人来往。

胡建培开始整天宅在昏暗的家中，守着儿子的遗物过日子。我试着邀请他来中心参加活动，他只说“到时候看精神状况”。有几次答应过来，临到时间又放了我鸽子。次数多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元宵节那天我组织老人出游，厚着脸皮请他赏脸，这次他一口答应。

出发前一小时，我欣喜地在中心看到胡建培，这是个好苗头，他似乎愿意腾出神来看看周遭了。

开车前几分钟，他又临阵脱逃。车上阿姨阿叔们吵吵闹闹，很多人相熟，热烈讨论着待会去哪买花灯，中午吃不吃汤圆，时不时传出一阵哄笑。胡建培站在车门口，像站在欢乐海洋的边缘。犹豫了几秒，他还是转身朝家的方向走了。

后来想想，这事是我做得不周全。元宵佳节，一家团圆的日子，想让他在这样的日子开心起来，是我难为他了。

作者图 | 作者时常在这里组织长者活动

日子一天连一天，胡建培的状态没进展，我也摸不准接下来该怎么做。我知道胡建培问题的根源，在于怀念儿子的心情找不到出口，但怎么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提起孩子，我不得其法。

一筹莫展时，我的督导给了个建议：试试看照片吧。通常，人们不会哭着拍照，所以由照片聊起的记忆多半是快乐的。可以借此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帮胡建培完成回忆。

我再一次上门，聊了几句，就起身走到墙边。墙上大相框里贴满相片，我早有准备，指着上面一个骑着单车、羞涩微笑的圆脸少年，用一种尽量平常的语气对胡建培说：“你儿子原来有点胖哦。”

胡建培走过来，抬头望着：“是咯，自小就是个小胖子。”伸手手指向旁边另一张照片：“这是他大二拍的，去了白云山。”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胡建培一点点回想，讲给我听：这张是儿子刚进大学在校门口拍的，他选了农学专业，理想是去农村，开个农药厂；这张是儿子在山泉边，他喜欢进山研究植物；那张是和几个同学打卡某个古迹，儿子也喜欢旅游。

相框上的看完，胡建培还不过瘾。他拿出儿子手机，找出里面的相片，一张张滑开。我可以想象他独自在家中翻阅这些照片的场景，那是他无限接近与儿子重逢的时刻。

相册翻到末尾，是几张连拍。病床上躺着一个戴呼吸机的年轻人，瘦削苍白，眼睛半闭。

“那是最后几天，我给他拍的。”胡建培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回忆到这里完整地结束了。为了止住他即将倾泻而出的伤悲，我马上提议，可以帮他把相片洗出来。果不其然，他很高兴，又说起儿子喜欢拍照的事。

照片洗好后，我再次到胡建培家。这次，他搬出台家里那台旧电脑，问我能否修好，取出他儿子存放在里面的视频和一些文档。我一边捣鼓，胡建培一边开始由这件遗物开始，讲起儿子如何刻苦读书，考上大学，如何申请到学费资助，在学校省吃俭用。不知不觉又聊到学校，胡建培叹口气，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他说自己有心无力，不想再追究了。语气中带着半分释然，半分解脱。

“儿子也没有错，年轻人一时想不开。”胡建培后来说。

电脑终究没能修好，就那么放在客厅。后来我几次拜访，发现胡建培也没有挪动位置。他聊起儿子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依旧会哭。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制止他，就只是拍着他的背安慰他：哭吧，有什么感受都是正常的。

又一年中秋节，我上门给他送月饼，胡建培告诉我，这几天他要走好多户亲戚，不常在家，有事打他电话。那之后，他外出活动的次数渐渐多起来。有次拨通电话，他正和一帮朋友聚会，难得地听到他的笑声。

我告辞离开，瞥见窗台边多了个小鱼缸，几条金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以前养更多，儿子走后都放生了，这几条新买的，个头小，长得快。”

我不懂养金鱼的事情，秋冬就要来，天气转冷，我有点担心金鱼们能不能活。胡建培倒是乐观，“活六七年不成问题，如果照料得好，或许还能活过十年……它还有好多个四季要过呢。”

＊本文袁信芳、杨潇、胡建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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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渡，自由职业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