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仄：劳动力资本化在当前的真实含义_风闻

“任何依附于商品的社会附加值，包括社会权利在内，都会转变成商品价格的一部分。依附于生产资料的社会附加值尤其如此，并直接转化为奴役被雇佣者的砝码。不依附于任何商品的政治权利的增加，也许有可能不转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

nanshui，公众号：南水兮

【范仄随答】劳动力资本化在当前的真实含义

这一段可以构成一种分析框架，用来分析资本主义某些具体机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通群众会从国家获得某些可以称为新增效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具体的国家福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新增效用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机制才能落到普通群众手中，几乎全部都会发生严重变形。资本主义机制就是一个超级变形器。

有些理论把这种变形称为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事物在变形前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形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运动，而在此之外也不存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异化。社会事物并不因为有美好名称或善良愿望，就能摆脱其所属社会的本质运动。

一

《劳动力资本化在当前的真实含义》一文分析了房屋租售同权。政府推动租售同权，租客获得新增权利及相应社会附加值，一时获得社会好评，甚至被认为是政府应对房价良法。但这种新增租客权和社会附加值在资本主义机制中立即转化为房屋租金一部分，导致房屋租金上涨。中国城市房屋包租业也因此发展迅速，出现大量包租公司。必须承认租售同权导致房屋租金上涨，是近几年房屋包租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低水平租客权的房租提供不了太多利润供养包租业。

更重要的是，不到两三年间，这些包租公司因为恶性竞争而在2019年不断出现因资金断裂而崩盘的现象，给租客带来不少损失，可谓租客权利尚未享受，而损失已经提前到来。同时意味着包租业即将进入垄断阶段，届时房屋租金又会进一步上涨。这两种上涨不属于租客与包租业公司竞争的结果，而是由占有和垄断直接导致的上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简单地说，这种新增租客权利依附于作为商品的房屋上，作为商品的房屋出现新增效用，而这新增效用自然而然地为业主、包租者和垄断者所有，在出售中变成房屋价格或租金的一部分。这新增效用带来的利润空间为包租业发展提供可能。

《劳动力资本化在当前的真实含义》一文指出，对于租客来说只是多了一种可购买的权利，因为此前这种权利因为没有而购买不到。新增租客权利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只是要获得这种意义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

也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权利莫不如此，即几乎没有社会权利不依附于商品。任何社会权利的增加，虽然都属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依附于商品，其必然会转化为相应商品价格的新增部分，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工具，从而变成一种需要购买的权利。相应的社会权利增加越多，所需要的相应的购买力也越高。比如教育选择权、医疗选择权、自由迁徙权等等，都属于此种。这也就成为社会分化利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社会自由的真实状况。资本主义使社会自由成为一种悖论：社会自由越多，社会分化越厉害。这种状况也为某些落后乃至反动的社会主义观念或所谓正义观念所利用，或者直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为反对社会自由，就可以缩小社会分化。但即使坚决拒绝提供更多社会自由的统治阶级，面对经济危机，有时也不得不创设社会自由和社会权利来延缓危机总爆发。新增租客权便是当局应对房价高企危机的一种措施。

租客权扩张，业主权也扩张。对租客人均面积最低标准的制定，便是业主权扩张的一种表现，即可减小小区的拥挤、垃圾等。尽管美其名曰高质量发展，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高质量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就表现为业主权扩张，即房屋私有权扩张。私有权正在各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二

记得农业税取消那年媒体也是一片叫好。那年春节回老家过年，跟父亲说起此事，问对农民会不会好一些。父亲摇了摇头说，农民亏得更多了，于是罗列农资价格变动，计算出每亩地新增成本比免除的农业税要多多少。

如果新增租客权利属于一种社会权利的新增，那么免除农业税算是一种减税行为。减税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刺激经济和减除负担的重要手段之一。减税是一种市场货币供给行为，货币传导机制会将这一信息传导到社会各个领域。信息传达之处都会带来相关价格的变动。在货币学中一般是这么解释的。其主观机制也确实是如此的。《资本论》第三卷则是用平均利润率来解释。在利润平均化比较成熟的机制中，这种货币变动是会及时平均化的。

在利润平均化过程中至少有三个不均衡机制存在。利润平均化是资本利润的平均化。首先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均衡机制。劳动占比较高的小生产领域，在新增利润平均化过程中对新增利润的切割必然是少许多的，比如农业生产和农资生产之间，前者肯定远远不如后者。其次是垄断资本与自由竞争资本之间的不均衡机制。在新增利润平均化过程中，垄断资本依然会根据自己的垄断水平拿相应的新增垄断利润。最后是劳动生产率高的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低的资本之间的不均衡，其机制类似于前者，只是垄断利润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大的自由竞争资本和小的自由竞争资本之间虽然在新增利润的分配上存在量的差异，但利润率是一样的。

如果纯粹是劳动者，即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所减除的税就跟租客权一样，立即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尽管这两者的具体机制不一样。租客权是直接依附在私有化房屋商品上，从而其社会附加值直接转化为业主和包租者出售的效用。对劳动者的减税并不是依附在房屋商品上，而是依附在所谓的劳动所得上。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被雇佣者的劳动所得只是其劳动力价值，即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就是说，对劳动者减税，也是依附在商品上，依附在劳动力这个商品上，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断地把劳动者劳动所得压低到刚好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等，是资本主义基本机制之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没有上涨，由减税而来的新增工资在本质上只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价格的上涨。

从货币传导机制看，劳动者新增货币信号传导到市场体系，各方会立即启动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从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看，劳动者购买力获得短暂提升，“卖方市场”的性质增强，商品价格会相应提升。从商品价值规律看，商品价值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市场货币增加，价值的价格表现也会上涨。基本收入制度如果是货币化，也难逃作为商品价格一部分的命运。

被雇佣者新增货币只可能转化为商品价格新增部分而被消费，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新增货币则会转化为资本权力。有人提出消费者主权，以对抗资本主权，但也只是消费者手中货币——包括新增货币——的一种选择权。也就是说，被雇佣者减税以后新增货币虽然不会新增购买力，但会新增选择权。

在没有减税条件下，这部分货币转到政府手中。假如政府是民主政府，这部分货币大部分转化为公共产品或社会福利。其中公共产品和非货币化社会福利会挤占私有者商品，而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比如给孕妇提供免费叶酸，给儿童提供免费疫苗，给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教育，而货币形式的社会福利依然会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在一定条件下不变所决定的。非货币化的公共产品和非货币化的社会福利显然不构成劳动者的选择权。如果政府不是民主政府，这种状况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不改变作为商品新增价格一部分的条件下，这种消费选择权——包括新增消费选择权，被打包在一起能形成多大的消费主权呢？从非生态产品转向生态产品？或其他的转向？这种消费主权促进转向的能力有多大呢？我认为很微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一种转向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向，而转向的性质和成功最终决定于新生产领域是否属于更高的生产力，新生产领域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种促进转向的消费主权行动，其实是介入两个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家的竞争，为新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培育市场和消费者，以提高新生产领域资本家的竞争力，是新生产领域资本家的先锋。

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企业（即资本家）还是劳动者个人的减税，都是有利于资本家的，都会拉大劳资收入差距。而公共产品和非货币性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体制的民主性，而这可能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真实机制所在，是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实机制所在；或者决定于阶级力量对比，即非民主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将税收转化为丰富的公共产品和非货币社会福利，比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容客地主资产阶级。

如果对劳动者减税的同时又有类似于消费者主权的消费引导运动，劳动者减税所获得的消费选择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为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或新的先进生产力提供消费支持。但也要明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转型升级和新的先进生产力首先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是以加大对被雇佣者的剥削和统治为前提的。

三

社会权利、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几乎都依附于商品之上，从而都会直接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还有一项权利至少基本上不直接依附于商品之上，即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与商品价格之间是间接的关系，其间存在相当多的中介环节，需要层层中介转换。政治传导机制与货币传导机制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经济相对充分市场化、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社会，货币的直接同质性及随之而来的流动性几乎可以抹煞任何传导距离，特别是还有货币信息的快速传播。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利的拥有与人的国籍身份直接相关，而其有效运用与公民的财富水平、教育水平、能力水平和团结水平密切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普通群众因为人数众多，会扳回一点局面，尽管在具体的权利政治中他们常常被分化，但分化他们本身需要支出成本。因此，与人的国籍身份直接有关的政治权利越多，普通群众获得的一般利益相对而言也会越多。

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自由相平衡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可能在于公共产品、非货币化社会福利与一切货币化效用的平衡关系，也即市场条件下的货币化效用与民主条件下的非货币化效用的平衡关系。这有点像毛泽东所偏爱的半供给半工资制，只是作为它们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同，民主水平也有差异。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民主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和非货币化社会福利占比越高，劳工所获权利和福利占比越高，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劳工已经获得解放。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只能算半民主化。虽然美国实现了普选，但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存在而使得一人一票并不等值，因此美国在言论权、结社权、集会权、游行权、罢工权等基础上并没有完整的普选制，。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化，即言论权、结社权、集会权、游行权、罢工权等基础上的完整普选制，经过多轮正常竞选，会形成相应的选举型社会结构、选举型政治结构、选举型法律结构，民主政治所能涉及的领域回应通过政治权利表达的民意是其基本逻辑，即民众可通过各种政治权利的不同组合和平实现一定的诉求。它不会像非民主社会，后者民众需要通过无数付出巨大代价的抗争让统治者感到巨大压力，才会实现一定的诉求，而这种诉求的实现还成为圣化当局的素材——抗争者被丑化，被入狱，而统治者被圣化，被感恩。

在拥有较多政治权利情形下，前面分析过的会转化为商品价格新增部分的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的意义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即这些新增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便成为政治权利基础上民众诉求实现的工具，民众可以通过政治权利调整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的结构乃至形式，比如增加非货币化的比例。

事物是变化的。经济市场化、货币化、资本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金融经济即虚拟资本商品也很发达，政治权利对实物商品价格影响比较间接，但对虚拟资本商品价格的影响比较直接，其中包括股价、利息和汇率的影响。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之一便是政治对股价的影响及定价方式。因此，政治权利、实物商品价格和虚拟资本商品价格三者的关系成为特定时期资本主义重要的分析对象。

总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增加被雇佣者政治权利的，既是进步的，也是相对有利于被雇佣者的。其他的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有害于被雇佣者的。

四

政治民主与政治效率的关系是另一问题，这里不展开。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自有其逻辑。纵观历史，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制都曾有经济高速发展的荣耀经历，也都曾有经济不断低迷的悲伤经历。历史上曾经对政制（政体）做出杰出分析的三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似乎都有一个隐密的渴望，即在共和政制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实现多种单一政制的循环演进，但由于历史样板尚且难找，在现实中便只能怯怯地存个念头。在国家统一尚且十分渺茫的时代，马基雅维利也只是在对不同政制间演变论述的基础上将两种认为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政制做最大智慧限度的分别论述。

韦伯，早期被认为是国家自由主义，中后期被认为是社会自由主义，晚期被认为是民主帝国主义。这与德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及统一之后如何强大问题上，韦伯是国家自由主义。在国家变得十分强大以后韦伯则转向社会自由主义。在德国强大以后成为帝国主义过程中，韦伯又转向民主帝国主义。有学者用政治自由和政治效率关系概括韦伯的思想主题，应该说抓住了韦伯贯穿一生的基本问题。更准确地说，韦伯是力图在不伤害德国当时已经具备的政治效率的前提下争取和发展更多的政治自由。由于政治效率在当时的德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在先性，韦伯的论述结构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比如关于支配关系和官僚体制的论述。这导致在德国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韦伯被认为是法西斯思想先驱之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人在进行民主自由宪政政治重建过程中，重新发现韦伯的政治自由思想。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存在着政治民主与政治效率的关系问题，认为应该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加强政治效率建设。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从早期的“历史终结论”到后来的“政治秩序论”，便反映这样一种变化，尽管这种在政治民主基础上重建政治效率的努力被中国学者解读为从政治效率角度否定政治民主价值的西方根据。

也由此可见，政治自由、政治民主与政治效率的关系，有时是在政治效率基础上寻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有时是在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基础上寻求更高的政治效率。如果非要说它们是不可兼得，那就得看怎么博奕和斗争及各自的命运。

由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不同政制政治之间的关系存在非直接相关性（这一点不影响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政治自由与政治效率的关系，还是政治民主与政治效率的关系，都是实践的结果，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结果，尽管理论有助于提高斗争的水平和实践的水平。

四

前面关于商品价格新增部分的分析是针对一般商品，而没有把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资料突出出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足以构成其所有者对经济生活的统治地位，即剥削阶级地位。不仅仅如此，前者还足以构成其所有者在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即统治阶级地位。换言之，生产资料所有状况是阶级划分的根据，而生活资料所有状况则和生产资料所有状况一同构成阶层的划分，使得阶级政治变得复杂甚至模糊。

依附于生产资料商品的社会权利、国家福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都会直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用于剥削和统治被剥削者的的新增效用。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即政治权利最终也会依附于其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政治可以通过有限的合法渠道干预私有权的运用，但不能干预私有权本身。其结果就是对生活资料的效用分配有干预效力，而生产资料的效用分配即所谓的资本配置则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

在非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被雇佣者对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容忍的，一旦转向为政治权利的斗争，基本上是毫不留情的镇压。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权利是可以相对完整的，但一旦政治权利危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会毫不留情镇压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权利是被雇佣者开展和平斗争，争取最大利益的唯一基础。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被雇佣者争取利益的行动，就会是不和平的，就会付出巨大代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权利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发展革命理论，组织与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的前提之一，否则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可能长期处于流氓无产者状态或幼稚泛左翼状态，理论没法成熟，也没法在与群众的结合中得到检验，干部也没法在组织群众进行合法斗争中得到初步培养。

在资本主义民主化和福利化前提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至今未有科学的行动纲领。在第二国际时期，发生了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并不意味着列宁主义足以构成出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100多年过去，现在来看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实践中的检验后果。虽然列宁主义在落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功地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这些国家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作为源头之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世界虽然也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最终没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新的贫富分化、新的奴役、新的剥削、新的异化、新的压抑、新的冲突、新的垄断等等，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生产出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尚未实现民主化的，无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首要任务都是争取相对完整的政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或者推动最大的福利化，或者顺势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民主化和福利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学者需要思考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与资产阶级政治效率的关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需要思考的是在民主化和福利化条件下如何实现被雇佣者的解放，特别是在创新股权化和股权普遍化的时代，这是全新的思想主题和实践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