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会依然繁荣，但不再耀眼_风闻

知道大家近来比较关注香港的事情，其实自己在出发去波兰前完成了一篇应景论文，大致是在讲香港的回归一代对国家濡化能力带来的新挑战，并基于军事社会学的理论，在国民教育这种主流濡化形式受阻的情况下，为港人服兵役的事背书。论文已经在投，算是学业指标的一部分，也就不方便在观网完整呈现。

不过越演越烈的香港问题仍然提供了多个有价值的审视角度，可以继续探讨和分析。

先说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无中央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香港这场社会运动短期内不会结束，即便能告一段落，类似的运动未来也会像牛皮藓一样顽固依附在香港身上。

很多人会把这场运动和台湾“太阳花”相比较。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对比反而拉低了这种运动的“时尚性”。香港这场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发展到现在已然是一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社会运动：无中心、无组织，主要通过网络动员，并在身份认同上构建起了一个封闭的同温层生态。“太阳花运动”虽然也主要是通过网络动员，但是其有林飞帆、陈为廷这样明星领袖，并且在占领“立法院”后迅速成立了领导小组，对运动群体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说白了“太阳花”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社会运动模式，对香港的年青人而言不够新潮。

不过运动制度化的好处是其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和诉求。如果说政治就是权力博弈的过程话，那么当事方之间的互动机制就颇为重要。你有要求，那就来谈，而领导核心也会相应把博弈结果贯彻给群体，这也是“太阳花”可以在运作一个月后主动退场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反送中运动”发展到现在，原有的民主派人士已经失焦，港府面对的是漫天要价的“乌合之众”，已经很难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进行沟通。想想法国的黄背心，由于没有明确的组织形态，逼得马克龙上山下乡拜托地方领袖来和示威者沟通，而即便是一个大国领袖如此用功，黄马甲也没有告一段落的迹象。

此外，现在运动的主体基本是网络动员来的“回归一代”的青年，并伴随有年龄低幼化的趋势——你很难想象12岁的孩子可以如此热衷街头政治，这在全世界也甚为罕见。青少年泛政治化毋庸置疑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原本的问题是无法制度化协商，现在则还有极端化的特点。无论如何高唱“自古英雄出少年”，人生阅历不足是这个群体天然特征，特别是在通识教育失败以及大学升学率只有20%的地方。不好好读书的一个坏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二分法，它会轻而易举帮你划分敌我阵营，并更容易让你沉迷在集体狂欢之中。

这里要提及一下回归一代的圣经：《香港城邦论》。其所呈现的对中国的污蔑，对极端手段的推崇，甚至还有大水冲龙王庙般对香港民主派的鄙视，都已经在这场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现代社会的无中心主义、和通识教育失败的废青化，是未来香港社会运动的特征，这两样都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事情，也决定了未来香港街头政治的顽固与反复。台湾民主化早期也有通过瘫痪社会秩序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恶性事件，虽然当前台湾的社会已经一定程度接受了民主诉求需以秩序稳定为底线的原则，但台湾学会这个东西花了30年，而这30年恰好也是台湾逐渐吊尾四小龙的三十年。

​香港没有那么多年可供挥霍。和台湾经济体系相对完整不同，香港的地位是金融自由港，产业空心化决定其严重依赖资本支撑，而资本对环境的敏锐度比人要灵活得多。从“反送中”开始后，资本开始撤离到新加坡已经是事实，但只要不宣布戒严，资本家权衡利弊的心理将决定这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进程。这对香港而言是温水煮青蛙，而对内地则是一个可以充分应对的窗口期。不久前中央宣布给深圳中特先行示范区的地位，其实是变相表达看空香港的未来。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未来的中国会有几个地方分担香港的金融职能，香港的优势地位下降，除了独立别无选择，而在有驻军的情况下，独立恰恰是被排除的那个选项。

除了会重点建设内地的几所金融城市外，在窗口期，中国会和新加坡的关系更为亲密，这对想摆脱对海峡依赖的新加坡而言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中新关系一直处于良性状态，但会因为香港事件而更进一步。

青年们有一个担忧是对的，就是香港不可避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这既是国家发展的大势，也是废青作妖的结果。意识形态解决不了香港的吃饭问题，即便真得落实了双普选，结果也和台湾当下状况近似——除了民主价值，无其他可谈，只能用“小确幸”来麻醉自己。到那时香港相对于全中国而言只会显得更为平庸，但万幸地是基于国家治理的责任，中央依然会不遗余力保证香港的繁荣，不过此时的繁荣已经和香港带给人们的磅礴大气不同，这种感觉可以用一个最接地气并具有无限深意的词来表达——“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