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塑造世界，什么塑造了贸易？_风闻

                  孔笑微/文

  经济学说史上最著名的“民科”——37岁才写作出第一篇经济论文的股票经纪人大卫·李嘉图，毕生倡导自由贸易。根据亚当·斯密的教导，自由贸易的基础在于分工，能者任命其能事，然后自由交换，双方的收入水平都会喜闻乐见地增长。李嘉图在此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日后形成当今任何大学国际贸易课程必然涉及的奠基理论：比较优势。分工所根据的原则，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即使样样领先，也不可能全盘包揽，将相比而言优势不那么大的产业，转移给落后国家，集中精力发展优势产业，只要双方可以打开大门做生意，那么彼此的状况仍然可以改善。

  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兼尖酸刻薄的段子手霍尔巴克兹，在《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中，曾把这个理论称为“经济学说史上很少的几个不是常识的真知灼见之一”。比较优势理论加上要素禀赋理论——也就是分工的标准，最经济的方式自然是按生产要素的丰富程度，构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框架。它的实践成果也蔚为可观，文明的富庶与繁荣，历来与一定时期的贸易发展和市场扩张紧密相连，从丝绸之路到大航海，启程时旅者的眼睛追随着金钱的光芒，驻足时却永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然而现实总没有模型那样纯粹，公平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主体的对等性，然而在现实社会里对等性从来都是珍贵稀缺的政治资源，需要强有力的国际秩序与政治条约加持。当代世界之前的国际贸易，一个重要主体是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往嵌套着不对等的重轭，当冲突爆发时，就成为新的政治秩序的起点。其中，最有戏剧性的当属美国的诞生。

  “波士顿倾茶”事件背后，是英国的两个殖民地——北美大陆与印度之间作为重要产品市场与产地的不平衡，也是欧洲大陆国家（比如茶叶走私的主要竞争者荷兰）与英国在竞争市场方面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所催生的主要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永远是纠缠的双生子，导致变量的复杂度溢出模型能力。于是，李嘉图一度光辉灿烂的理念图景就常常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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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打成的贸易战与两个政党的分裂

  控制力较弱的经济体，财政经常高度依赖关税。此时的美国，州权与联邦政府的制衡斗争正如火如荼，关税是联邦政府唯一可以依赖的可靠收入来源。1790年到19世纪中期，增加政府收入成为设定进口关税的主要因素，因为联邦政府90%收入依靠关税，独立初期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顺理成章把国际贸易的目标定位为：最大化政府收入。但汉密尔顿作为财政干才的杰出之处是早于拉弗曲线出现的两百年前，就深谙税率水平与税收总收入之间的抛物线关系，深知高企的进口税反而有可能抑制税基、降低关税总收入。由于财政收入对他来说过于重要，汉密尔顿赞成对进口产品适度征税，但不是过分的高关税。适度的关税可以保证进口产品的流入，提供关键的税基，产生持续可靠的财政收入，从而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并树立公共信用。他在1782年评论道:“经验表明，适度的关税比高关税能带来更多财政收入”。

  与汉密尔顿对立的，是杰斐逊和麦迪逊为代表的新兴的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和州权，在联邦银行与国家债务上，已经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出现了深刻裂痕。在国际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希望，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前宗主国英国尽量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发动贸易战；而共和党当时的基础是南方各州的农业出口商——他们厌恶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特别是不让美国的船只与货物进入西印度群岛。共和党人声明，除非国家能获得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不能完全实现。正如麦迪逊所抱怨的，英国“给我们套上了商业枷锁，几乎就要毁灭我们实现独立的目标”。是共和党人的诉求是：对英国施行惩罚性关税，同时与法国签订互惠条约，以法国市场逐渐取代英国的地位。

  面对共和党人的咄咄逼近，汉密尔顿的回应，却是1795年的《杰伊条约》。这部以美国和英国签订最惠国条约为结果的政治、经济与贸易条约，在华盛顿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暴。共和党人认为，条约“极其恶劣”，是“毁灭性的交易”，共和党追随者更是将杰伊视为出卖美国利益的叛徒。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外交政策协定之一，《杰伊条约》引发了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最终公开分裂。

  汉密尔顿选择与英国和解的重要原因，是基于现实财政目标。加强联邦政府宪制功能亟需充分财政收入的支持，对国内征税困难重重（汉密尔顿力推的威士忌酒税甚至引起了西部的武装暴动），此时以正在大革命风暴里挣扎的法国代替传统的第一贸易伙伴英国，对关税收入的风险无疑太大。

最恶评的关税法案为大萧条背了黑锅吗？

  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圣杯”无疑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为大萧条寻找原因，是每个经济学家不可遏止的内在冲动。

  高居社会科学“鄙视链”顶端的现代经济学，形式优美、理论深邃，甚至经常越界被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却总难以摆脱屠龙术之讽刺。连杜鲁门总统对着才高八斗的智囊团，也忍不住想要“一只手的经济学家”。这里面有个有趣的误区，人们倾向于把经济学作为一种必须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用学科。诚然，经济学原理形成政策的功能十分强大，然而本质上它的使命却是构建解释体系，努力证伪，最后回到起点。如同物理学的“大一统”方程，经济学的最高使命是，证明人类在最基本的选择上具有一般性——找到人类经济行为的“人设”。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作为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关税法案，在大萧条形成中扮演的角色被一再探讨，与之相关的花边也不胫而走。比如，包括格雷厄姆与费雪的1028位经济学家联署上书，请求胡佛总统行使否决权；汽车大亨福特在白宫整夜劝说；最生动形象的，无疑是摩根斯坦利银行时任总裁拉蒙特的哀鸣：“我就差一点跪下来求总统否定那份愚蠢的法案了！”

  大萧条的各种候选替罪羊中，《霍案》炙手可热，该法案将两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平均关税率高达41%，法令通过的当年（1930），美国的进口额下降66%，出口额骤降61%，超过GDP50%的降幅。

  然而对《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的再研究，却谨慎地为关税这位被告列出了无罪推定：无论在恶化还是改善大萧条方面，该法案发挥的作用都相对较小。与通货紧缩通过货币和财政体系产生的强大力量相比，特别是与货币供给减少1/3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相比，即使关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也不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不过《霍案》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怎么通过的——提出它的是传统上反对高关税的议员，批准它的是对此法案非常不满的胡佛总统，而它宣称要保护的农产业和南部农业，偏偏受到此法案的负面影响最大。

  答案不在国际贸易本身，而在美国国内政治。各州的国会议员有一个非正式的“投票交换市场”，以非核心利益上的妥协来交换对自己当选或连任最重要的政策中对手的配合。这个“地下市场”的定价是很难有效率的，也就是意义非常重要的政策，却可能因为议员在本州力量的薄弱，被交换出去牺牲掉，只为巩固相对重要性小、但可以在边际上帮助议员提高欢迎度的议题中。关税与贸易方面的选票，因为其“联邦性”和相对利益多元化，经常被作为这样的政治交换的筹码。

美丽新世界：贸易协定危机

  特朗普意外当选，标志着美国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基调出现了大转弯，使贸易政策的实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观察者忧心忡忡地看到，过去的美国总统总是盛赞国际贸易，支持签署多边和双边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并且运用影响力尽量让国会和他们站在一起。然而特朗普对于多边贸易体系——无论是现存的WTO，还是计划里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或者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统统嗤之以鼻，提议“重新谈判”已经是颇给面子，直接挥舞关税大棒进行贸易战才是常态。

  然而，特朗普的美丽新世界仍然是从旧世界中化身而来。美国的贸易政策目标始终指向“3R”:税收、限制、互惠，但“不同的时代，占主要地位的每个目标在其中一个时代占据优先地位”。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创造关税收入是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主要目标是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大萧条至今，减少双边和多边壁垒的互惠贸易协定，成为优先考虑。

  在每个时期，现行政策一旦确立，整体性改变就非常困难。美国的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惊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虽然充斥着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美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地理与政治体制的特性”。美国的不同地区专注于不同的经济活动，“两百多年中，棉花始终在密西西比州生产，烟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钢铁在宾夕法尼亚州”。强大的州权，使美国各州在外贸政策上有集中而清晰的利益诉求，和强大的国会游说力量。稳定的经济地理结构，带来了国会对贸易政策投票的稳定政治地理格局，立法通过难度很大，使政策走势倾向于维持原状。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在这一时期对美国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影响，也并不如想象中大，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增长速度最快的是20世纪80-90年代，这段时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量增长缓慢；而21世纪前十年贸易快速增长的时候，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已经稳定。研究者认为，美国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超级富豪在收入中占比迅速提高，源于利润在总收入的份额增长”。这无疑是一个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式的故事。

  特朗普对贸易协定的重新洗牌能否迁移美国贸易传统的3R周期，颠覆互惠贸易协定框架？左支右绌或许有之，但回顾二百年美国贸易政策历史，比当下严重的危机冲击，也没有改变长周期稳定的地理经济格局，贸易塑造了世界的现状，而真正改变贸易架构，恐怕要期待的不是一个颟顸的总统，而是一场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新技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