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学中的爱：爱情社会学的古典贡献_风闻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古典社会思想家对社会学理解爱情的贡献。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尽管爱情在塑造个人生活和社会世界方面具有主要的关联性和重要后果，但直到最近，在社会学传统中，爱情仍是一个严重被低度理论化的话题。此外，对爱的社会本质所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学科的知识遗产中已基本被遗忘。文章接着挖掘了经典理论对爱情社会学的贡献，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开始，即在一个日益理性化的社会世界里，基于非人格化的正式关系，爱情有望成为一种感官救赎（sensual salvation）的手段。其次，批判地考察了皮蒂林·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的爱的整合理论。进而探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关于爱作为一种约束力的观点，其社会功能是在没有亲属网络施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将现代核心家庭中的夫妻结合起来。文章最后展示了这些爱的概念如何被嵌入到更广泛的理论结构中，而这些理论结构是为解释现代化进程而建立的。

这是社论前沿第s138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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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传统中的爱情

即使爱情在阐明人际关系和构建社会生活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学家极不愿意涉足爱情的分析领域。早期关于爱的思考更多地出现在诗人和其他文人的抒情漫谈、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神秘猜测，以及后来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

古典社会学传统中明显缺乏对爱的论题的严肃反思。该学科的主要经典著作中，没有一部对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出系统性的兴趣。就连社会学经典思想家的爱情史似乎都比他们自己关于爱情社会学的知识记录要丰富得多。迪尔凯姆发表在《社会学年鉴》上关于乱伦起源的研究中，得出了家庭之爱与夫妻激情之爱的对比。这两种情感类型体现了“激情和责任之间永恒的对立”(迪尔凯姆，1897a: 67)。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关于爱的话语的陈词滥调时，很难不经历一种理智上的失望。因此，迪尔凯姆也没有在爱的社会学反思上走得更远。

作者认为，爱情是属于情感领域的一种私人的主观现象，通常是隐秘的和私密的。与婚姻具有客观的制度品质不同，爱情可能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主观体验。第二，爱情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现象，或者至多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因而不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之内。

但是近期出现了爱的有关社会学著作。如安东尼·吉登斯(1992)的《亲密关系的转型》,还有齐格蒙特·鲍曼、乌里希·贝壳等人都出版了关于爱的社会理论著作，所以作者认为，尽管这些经典作品是零碎的，以及它们在文集中所占的地位是边缘的，但它们的反思为社会学理解爱提供了有洞察力的视角。

韦伯：用爱为世界再赋魅

韦伯认为，具有救赎希望的宗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宗教赖以发展的社会道德基础。救赎的宗教信仰发展了人类苦难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兄弟情谊的伦理扩展了邻里关系的观念，直到它成为与整个人类共同体广泛存在的观念。这意味着将人类团结的普遍性提高到整个人类的水平。

韦伯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兄弟之爱。它是一种宗教之爱的伦理表达。然而，现代革命在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之间带来了一种基本的张力，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原本嵌入并服从宗教及其伦理原则的政治、经济、性爱、美学和智识领域有了从宗教秩序的权威之下解放自己的倾向,他们都声称自己功能的自主权,而且宗教领域的“兄弟之爱的伦理学”越来越受其他生活领域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殖民化。

韦伯认为：在一个冰冷、客观的世界里，人们对工具理性不再着迷。情爱为那些经历过它的人提供了“在一个人的灵魂与另一个人的灵魂直接融合之中，实现对爱的需求满足的不可逾越的巅峰体验”(第347页)。爱的感官体验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它被加冕为“性爱圣礼”(韦伯，1946:347;参见Falco, 2007)。也就是说，性欲被神圣化并提升到一种感官宗教的地位，在这种宗教中，情爱成为一种逃避的手段，一种从结构化社会世界里的常规化正式关系的监狱中解脱出来的形式，而那个社会世界是由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

索罗金与爱的政治经济学

具有神秘主义取向的索罗金认为，爱是一种能量力量，被赋予救赎的潜力，不仅在来世(基督教的承诺)，也在此时此地，承诺可以救赎此时此地的社会世界。索洛金在他的著作《爱的方式和力量:道德转型的类型、因素和技术》(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 Types, Factors, and Techniques of Moral Transformation)中，汇集了从社会学、心理学到神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阐明了爱的整合理论。通过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对话，超意识被索罗金假定为爱能量的最终来源。

索罗金相信，现代“感官”世界的存在危机只能通过利他主义的爱来克服。在人类的重建中，他警告说，如果人们继续忽视他们超感官世界中未被探索的爱的能量储备，这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索罗金，1948)。为了拯救人类自毁的危机，索罗金为一门新的爱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他将其命名为“amitology”，其特征是“友好和无私的爱的应用科学”(索罗金，1951)。Amitology是由Sorokin设计的一门社会公益科学，是一门“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培养友爱、无私的爱和互助的艺术”(第277页)。在amitology的核心是两个互补的崇高理想：一个是人类学的目的，旨在发现最有效的技术，促进人类人格的利他主义转型；和一个社会理想，旨在重建人类成为一个有利他主义之爱的普遍共同体。

索罗金(1951)在救赎社会罪恶与仇恨、冲突与战争、暴力与不平等的宏观层面上，设想了一种基于“在人类宇宙中发现并发明最有效的生产、积累和循环爱能量的方式”的爱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不应被动地等待无私之爱的爆发，而应采取积极步骤，掌握自己尚未开发的爱的储备。这将使我们把偶然事件转变成一种有意设计的生产、积累和分配爱的系统，将人们从目前面临的深刻的存在危机中拯救出来。

帕森斯与爱的功能

帕森斯只在他对美国亲属制度和核心家庭的功能分析中触及了爱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帕森斯(1943,1955)阐明了现代性中核心家庭的出现是一个灵活的单元，它通过与亲属网络的结构隔离，适合于工业生产系统。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亲属关系是功能水平上的完整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满足其成员和更广泛社会的所有基本需求。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加剧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专业制度(学校、商业公司、专业协会、职业结构)的出现，这些制度剥夺了亲属关系的社会关联和制度意义。这一发展导致了以前由亲属制度履行的职能的丧失。这些职能进一步推动了整个亲属制度向核心家庭的现代制度的转变。

帕森斯的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结构隔离原理包含了一个关于爱的整合作用的重要功能推论。从亲属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组成核心家庭并定居在新地方的夫妇需要另一种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关系。与亲缘关系压力“功能对等”的恰恰是浪漫的爱情，它凭借由内迸发的情感力量补偿了大家庭成员从外部施加的纽带效果。

工业革命改变了职业结构，从而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灵活的和流动的家庭单位的工作性质。现代社会亲属关系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出现带来了婚姻市场的运作，其基础是浪漫的激情和自由选择配偶，而不是经济利益和包办婚姻。现代工业部门“需要”这种新的婚姻自由经济，将其作为正常运行的一种功能需求。

结论

三位文中分析的古典社会思想家都在他们历史社会学的大框架内讨论爱及其影响、潜力和承诺。韦伯认为情爱是一种非理性的反作用力，与社会的合理化背道而驰。索罗金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爱的理论。“感官文化”(唯物主义)以“观念文化”(灵性)为代价的统治，使西方文明陷入道德危机。在这里，社会的救赎只能来自无私的爱，以及用爱的政治经济学来组织社会世界。帕森斯认为浪漫的爱情作为一种规范的情感复合体出现，作为一种功能上与这些现在缺失的亲属压力相当的等价物，并从内部约束夫妻。

显而易见，在古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爱的概念缺乏任何语义上的一致性。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最近的社会学学术概念。文章希望，对爱的多面性的揭示将有助于加深对这种情感和行动的主体间性领域的理解，从而对社会政治和情感秩序产生重大影响。